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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极权、专制、人治的社会需要小人、造就小人
小人的产生和存在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有着深刻的制度背景。这一制度背景就是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专制主义。只有理解了专制主义的本质，我们才能够清楚，为什么只有在中国才出现“小人”这一独特的词汇？为什么小人现象在中国千年流传、绵绵不绝？对此，我们的基本观点是：小人是专制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有时也是它的必然产物。
那么，是什么构成了中国专制主义制度的基本内容呢？小人又是怎样在这种制度中产生和繁衍的呢？下面，我们将做详细的分析。
（1）专制主义是一个社会资源高度垄断的社会。专制主义在经济上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利出一孔”，即各种利益只能有一个来源，这一个来源就是君主，就是国家。通过动用行政力量强制地实行经济管制，国家基本上控制了社会经济命脉，控制了人们的生活和生存。由于政治权力决定了经济资源的分配，并且成为唯一的、且最有利可图的分配方式，因此，经济问题政治解决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专制主义的一大奇景。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维持人们生活的物质资料是比较稀少的，而这些比较稀少的资源又掌握在少数当权者手中，只有这些人才能依靠强权决定谁得到的多些、谁得到的少些。获取政治权力成了最有效的获取经济利益的手段。因此，官场就成为社会竞争最为酷烈的地方，这是一场真正的生存竞赛，成功者将获得比别人生活得更好更优越的权利，他们可以从此免受类似农民那样受到的超级剥削，更可以通过“升官”获得“发财”的机遇。
因此，专制主义造就了这样一种逻辑：经济成果政治分配，要想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就必须先取得一定的政治权力，由于这是一条最便宜、最可行的路，所以成了“兵家必然之地”。而竞争的过度又必然会导致不择手段的竞争手法。“胜者王侯败者寇”，既然胜者是英雄，既然胜者才能实现最好的生存，那么，以功利而非道德的标准来指导人们的竞争观念就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现实。而这种环境最易滋生小人，只有不怕吃苦、善于钻营、缺乏道德又欲望极强的小人才最容易在竞争中获胜。
因此，我们可以说：“专制主义畸形的经济分配方式，导致了畸形的生存方式，而畸形的生存方式又使小人的产生与存在成为必然。
（2）专制主义一人专制，依人而治。专制主义在政治上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万权集于一人。如果一个人掌握了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么他就可以“以天下恭养”，就可以对天下一切人随意地“生之、任之、富之、贪之、贵之、贱之”。也就是说，当权者的一句话就可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甚至是生死。
这样，专制主义政治就在三个方面为小人的生存提供了土壤：
①专制必然导致人治。万事皆决于上，万权皆归于一人。而这个人因为自身的某些缺陷（如：他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并不能公平合理地行使自己的权利，这就使得一些人可以通过琢磨人、迎合人，取得当权者的好感和信任来实现自己出人头地的愿望，而不是通过正当的、建功立业的手段来达到这一目的。因此，无论通过何种手段，只要能够取悦于当权者，就等于是打开了通向权力殿堂的大门。而揣测人心、投其所好、巴结奉迎、不择手段正是小人的拿手好戏。
②专制必然导致滥用权力。只要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统治者总是无所顾忌地使用权力，但是出于维护自己统治利益的需要，他又不得不披上一层道德的面纱，做足表面文章。所以，他们需要一批特殊的人，去替自己做按常规不能做成的事，这样，小人便孕育而生。对于当权者难于启齿的隐忧和私欲，小人最能心领神会，并在顷刻之间化之于行动，将事情办得滴水不漏。对于当权者不便公然实行的阴谋计划，小人甘作恶奴，既不讲规则，又懂障眼之术，所以事情办得既诡秘又高效。在古代，就连颇有德名的孟尝君，都曾豢养过“鸡鸣狗盗”之徒，以备不时之需。“鸡鸣狗盗”者是显而易见的小人，关键时刻却帮了孟尝君大忙，使他得以提前逃出函谷关，免被追杀。从此，在中国政坛上就流传下来这样一条经验：小人也是可以利用的。既然当权者，无论有德与无德，都想利用小人为自己做事，那么，小人的生存就不仅得到了允许，而且似乎潜含了几分鼓励。
③专制需要奴才。何谓奴才？其实就是听话的走狗。在专制国家，统治者的利益就是国家的最高利益，国家运行的核心和终极目的都在于维护当权者的统治。有利于统治安全的，作恶也被允许；不利于统治安全的，行善也要杀头。一个人可以有能力，但绝不可有社会理想和个人品格，能够为己所用者便是人才，不能为己所用者便是庸才。所以说，维护现有的统治秩序是当权者的最高利益，这种利益要求人们必须听话，必须服从，必须有奴性。而在奴颜婢行方面，小人是最擅长的了。虽然许多小人心藏野心，但是，在当权者面前他们总是装得胸无大志、唯唯诺诺，并总是积极主动地去干那些最卑贱、最丑陋的事。小人是绝对不做惹主子反感的事的，他的一言一行都顺着主子的意思，以当权者之是为己是，以当权者之非为己非。所以，我们可以说，专制主义是需要小人身上的那种奴性的，这种需要使得小人的大量繁殖成为必然。
（3）专制主义的道德存在着虚伪性。道德，是专制主义的“遮羞布”，因为最爱讲道德的人，是最没有道德的，他们并不把道德作为自己行事的准则。比如：皇帝是最爱训谕臣下子民要“忠孝仁义”，但是他们自己在这方面做的却是最差的。残酷的皇权斗争演绎出无数的父子相残、兄弟反目的血腥场面，而淫靡的皇宫之内则时不时传出公媳通奸、夺人妻室的丑闻。又比如，皇帝总强调百官要遵守法度，但是他自己却是个例外。因此上行下效，都高唱要“守法”，但不过是要别人守法，自己并不能算作其中。这样，在权力场中，道德与功利是两分化的：说一套，做一套；虚一套，实一套；阴一套；阳一套；对上一套，对下一套。这种官场文化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小人文化，它像一个染缸，把所有的人都浸泡在一种虚伪之中。在这种氛围之下，君子直士必然不能见穿，不能久留，而小人即是如鱼得水，八面玲珑，做起事来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所以说，不改变专制主义的官场氛围，要想根除小人，只能是求而不得。
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在经济方面，政治方面，还是在文化方面，专制主义实际都为小人的存在提供了充分的生存土壤。可以说，小人是专制主义最坚定的拥护者，也是专制主义下最适宜生存的社会群体，一方面，是专制主义造就了他们，另一方面，他们又迎合了专制主的需要，维护了专制主义的统治。
小人案例之四十四：明朝宰相严嵩，是个有名的小人，不仅被官修正史载人《奸臣传》，而且民间“儿童妇人皆能指出姓名，戟手唾骂”。那么，他为什么能够长期得宠于当政的皇帝呢？最后，他又是如何败亡的呢？如果我们了解其中的前因后果，我们就会对封建专制制度下，当权者与奸佞小人相互需要又相互利用的本质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可以说，有其君必有其巨，专制统治既在主观上需要着，又在客观上制造着形形色色的小人。
在嘉靖当朝期间，只有在“大礼仪”和“赞玄”这两件皇帝最热心的事情上都得无可挑剔的朝臣，才能久宠不衰。而严嵩正是在这两件事上，以无与伦比的阿谀逢迎之术，捞足了政治资本，从而一步步地登到官僚阶梯的顶端。
“大礼仪”是明代政治和文化史上一件大事。
公元1522年，嘉靖帝继承武宗之位，正式登基，是为世宗。然而，世宗却不是武宗的亲生儿子。武宗英年早逝，既未生子立嗣，又无同父兄弟。于是，便根据《皇明祖训》中“兄终弟及”的规定，迎立了武宗叔父（兴献王）之子朱厚熄为帝，即嘉靖帝。按照封建宗法制度，是嫡长子为大宗，为帝统，是皇位的继承者；其他皇子为小宗，为旁支，分封为王。东厚熄只能算作是小宗之王，这样便产生了统治合法性的问题，也在礼仪上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是只继帝统，还是既继帝统，又继宗统？如何追尊亲生父母的封号等等。在嘉靖帝的发动下，举朝上下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规模巨大、旷日持久的争论，并持续了20年之久。
内阁首辅、当权派杨廷和等人，极力主张应该既继统，又继嗣，即帝统与宗统一并继承。虽然多数朝臣都站在杨廷和一边，190余人次先后上疏，支持他的主张，但却惹得龙颜不悦，下令再议。正当这位少年皇帝孤立无援之时，从官僚集团下层冒出几位支持者来，他们以张璁和桂萼为主要代表，主张只能继统，不能同时继嗣，即只继承帝统，并要求对兴献王追封尊号。皇帝得到此疏如获至宝，高兴地说：“此论一出，吾父子获全矣！”经过一番威胁，群臣恐惧，兴献王夫妇被尊为“皇帝”和“皇太后”，但又形成了“两考”并存、“两父并尊”的尴尬局面，议礼之争仍不能结束。
就在此时，发生了左顺门事件，朝臣抗争皇帝更改尊号，约有220余人参加，一起向嘉靖伏阙请愿。嘉靖决定粉碎臣下的对抗行为，一道圣旨下去，群臣或被捕入狱、或被罢官戍边、或被夺去俸禄、或被罚以廷杖，许多人惨死杖下，请愿活动土崩瓦解。自此皇威大增，衣冠夺气。不久又来了一次清洗，把反对派势力翦除殆尽。嘉靖以议礼态度为标准，顺旨者昌，逆旨者亡，使朝廷内外处于一片恐怖之中，从此也酿成了政治上的谄谀之风，献媚取宠者日盛。
而隐居八年后，重新入朝的严嵩却一直没有发表什么引人注目的言论，但他对整个局势了如指掌。他对大礼议中攀龙附凤者一个接一个地扶摇直上甚为羡慕，一直在等待机会从中捞上一把。
嘉靖七年，严嵩奉旨前往嘉靖之父的寝陵——显陵祭告。严嵩借此机会，大行柔媚之辞，编造祥瑞谎言，并在上流中将兴献王比作开国皇帝太祖，将嘉靖皇帝比作永乐皇帝，这真是对正在深入发展的“大礼议”的巨大支持，而且他是朝臣中最早作这样比拟的，因此龙颜大悦，褒扬他的话皆“出自忠直”，从此日渐得宠。
嘉靖十五年，严嵩升任礼部尚书，在后来的6年里，他日夜不懈，殚精竭虑，为嘉靖的礼仪“中兴”做了重大贡献。在严嵩的积极谋划与操持之下，嘉靖帝终于达到了使其父“称宗人庙”的夙愿。促成“称宗人庙”成为严嵩仕途中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成了他政治生涯的新起点。严嵩藉此已不可动摇地取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