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瑛问道：“盗贼有这么大的胆子，敢到宫中行窃？”
武惠妃危言耸听地说：“丢几件东西也不算什么，关键是宫中的安全，太子殿下是大唐的未来，二王也身负重任，为了慎重起见，最好要有些防护，若出了意外可就不堪设想了。我虽然不是你们的亲生母亲，可心里时刻挂念着你们啊！”说到这里，她满面忧愁，眼泪在眼眶中打着转。
太子瑛并不相信惠妃的话，但他想到自己身为太子，肯定有许多人对此位虎视眈眈，不要说有盗贼，即使没有盗贼，加强防备也是十分必要的。想到这里，他和二王谢过惠妃便回东宫去了。
此后，太子李瑛和二王李瑶、李琚果真加强了防范。他们穿上了甲衣，增加了随从，好像在时刻警惕着意外事情的发生。
这一切，早就有人报告给了武惠妃，于是武惠妃向唐玄宗状告太子和二王，说他们披甲入宫，欲有异图。
唐玄宗听说十分震惊，他不相信太子和二王会做出大逆不道的事来，武惠妃见唐玄宗不信，便说：“陛下如果不信，可派人暗中察看，真伪自明。”
为了弄清事实真相，唐玄宗决定派心腹太监暗中跟踪察看，结果自然如惠妃所言。唐玄宗听了太监的汇报后大为震怒，大骂太子和二王，说他们不忠不孝，狼子野心，后来，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终于下了一道御旨，将太子瑛、鄂王瑶和光王琚废为庶人。
这道无情的诏书一宣布，太子瑛、鄂王瑶和光王琚才知自己中了武惠妃的奸计，可是他们对于自己身遭诬陷之事有口难辨，只得又气又恨地接受了这一残酷的事实。
小人在为异己制造陷阱、设圈套时，非常善于伪装，因为只有他们伪装得好，他们造的陷阱和设的圈套才不会被异己识破，如果他们露出一点点破绽，那么很可能会前功尽弃，甚至会招来异己的奋力反击。
制造陷阱，诱人人套的方法对于小人的异己来说往往是致命的。因为异己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中落入小人的陷阱中的，在落人陷阱之前，他们很难看清那是小人设置的圈套，而在落入陷阱之后，他们就是有浑身的解数也难以施展了，他们只能被小人玩弄于股掌之间。
所以说，一旦小人为异己制造好陷阱，并且用适宜的方法使异己误人圈套，那么，这些异己十有八九是会受到沉重打击的。
七、君子为什么往往败在小人手里
冲突与矛盾是小人和君子之间关系的主要方面，那么在小人和君子之间就不可能不存在争斗，而从历史的经验上看，争斗的结果又往往是小人获胜而君子战败，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是不胜枚举：岳飞惨死于秦桧手下，伍子胥被伯豁陷害而自刎；孙中山被袁世凯所骗而下野……忠臣良将，正人君子与奸佞之徒交锋，败下阵来的却常常是前者，难道真应验了“行善的受贫穷又命短，作恶的享富贵又寿延”这句古话了吗？难道真是苍天无眼、老天爷不公平吗？难道真是在个人能力方面与小人相比正人君子有所不及吗？
其实，这些都不是正人君子败于小人之手的真正原因，君子败于小人之手还有一些根本性的原因。这些根本性原因的存在为君子的失败和小人的获胜在很大程度上提供了必然性。更具体地来说，君子往往败在小人手里的原因主要有四点：
第一，君子的志向是成就一番事业，为百姓谋利益，为国家图富强，从而也为自己树立美名。而小人却没有这样的志向，他每时每刻都在考虑的只有一个问题，这就是如何打倒对自己有威胁的人。以此来保证自己的个人地位不被动摇，自己的个人名利不会受损。
第二，君子在做事时注意照顾大局，有时宁愿牺牲自己的利益来保证整体的利益，在君子的心目中，“大家”是首要的，“小家”是次要的。小人则不同，他们为了获取个人利益不怕牺牲一切，不怕破坏一切。
第三，君子有操守，他们做事之前总是考虑到他们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规范，是否符合社会价值标准，如果他们要做的事有违于道德规范和社会价值标准，那么他们就不会去做这样的事，而小人做起事来无所顾忌，只要能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会不择手段。
第四，君子做事讲究原则，在追求其目标的过程中，更多的凭借自身的实力，不愿意通过拉帮结派来增强自己的力量。
而拉帮结派，依附权势是小人的特长，小人也正因为这个特长而增强了自己的力量。君子在与小人的争斗中，往往因为势单力薄而处于不利地位。
以上四点充分说明了君子在和小人争斗中常常战败的原因。下面，我们将分节对这四点原因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
1。君子考虑怎么做事，小人考虑怎么对付人
君子和小人都有各自的特点，要讲有真才实学，能够成就一番事业，那是非君子莫属，要说会算计，捕捉人性的弱点，那小人还是技高一筹。
对于君子来说，都有很强的事业心。他们有远大的理想，宏伟的目标，希望自己能够在短暂的一生中成就一番事业，因此，在年轻时，他们都刻苦攻读，磨炼自己的意志，砥砺自己的性格，增长自己的才干，为自己以后成就事业打下良好的基础，长成以后，君子考虑的事情只是依靠自己的真才实学干一些正事、大事，他们将所有的时间，精力和心血都投到事业上，很少考虑如何对付那些心怀不轨的小人，在他们心目中，做事是第一位的。
小人也有自己的理想和目标，但他的理想和目标在更大程度上是利己的，在实现自己理想和目标的同时，他们是丝毫也不顾及别人的利益的。同时，小人又缺乏真才实学，单凭他们自己的才干，是不能实现其理想和目标的。但小人是非常聪明的，他们知道单凭才干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条路走不通，于是便选择了另一条路，那就是想方设法打击那些有才干的人，将这些有才干的人打倒，不让他们与自己争雄，那么自然就是自己控制大局了。所以，小人每天考虑的不是如何做一些有意义的事，而是如何对付别人，如何打倒异己。
正因为君子和小人考虑的重点不同，君子考虑的是怎么做事，小人考虑的是怎么对付人，所以当君子和小人发生争斗时，考虑怎么做事的君子自然就处于不利地位，知道如何对付人的小人却能屡出奇招，将君子击败。
（1）君子谋事不谋人，小人谋人不谋事。君子和小人平时考虑的问题不同，君子考虑的是如何成就事业，而小人则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如何对付人上。当君子和小人发生争斗时，知道如何对付人的小人自然会站上风。
小人案例之六十七：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的一位贤相，开元二十四年，唐玄宗过生日时，张九龄送给他一本记载前代兴衰的《千秋金镜录》，希望唐玄宗能够以史为鉴，能够勤于政事。
得到这样特殊的贺礼后，唐玄宗给张九龄写了一封信，对他大加赞赏。但张九龄心里明白，此时的唐玄宗已不是原来那个励精图治、善纳直言的唐玄宗了，唐玄宗之所以赞赏他，只不过是在群臣面前装装样子。
这年十月，唐玄宗行幸东都洛阳，原打算在洛阳多住一些日子，第二年的二月再返回长安。但是，唐玄宗刚到洛阳不久，就有人报告说宫中闹鬼。唐玄宗信奉道教，一听说闹鬼便紧张起来，便召集宰相们商议提前返回长安这件事。
张九龄对闹鬼之说一点也不相信，觉得它不过是子虚乌有，更重要的是，当时正是农忙季节，各地正在忙着秋收，如果唐玄宗执意返回长安，那么沿途州县一定要细心接待，这就会影响秋收和秋种。农业是国家的根本，伤农之事还是不做为好，所以张九龄力陈得失，请求皇帝以农事为重，还是等到了冬天，粮食收获完毕，装入粮仓之后再返回长安，侍中裴耀卿对张九龄的想法完全赞同。
可就在张九龄和裴耀卿劝谏唐玄宗不要急着返回时，同样以宰相身份被召来的李林甫却三缄其口，他一边用心听张九龄和裴耀卿的说劝，一边用心揣摩皇帝的心思。等唐玄宗说再考虑考虑时，张、裴二人退下，李林甫却假装脚疼走在后面。等张、裴二人走远时，李林甫对唐玄宗说：“臣并非脚疼，而是有话要对陛下说，长安和洛阳就像陛下的东西二宫。想来时来，想走时走，为什么还要在何时来何时走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呢？”
唐玄宗说：“卿有所不知；中书令张九龄在‘千秋节’时送给朕的《千秋金镜录》中，记载着太宗皇帝行幸不碍农时的事，如今我明知故犯，岂不是让天下议论？”
李林甫说：“陛下不必过虑，何去何从是陛下自己的事，另人无权干涉。如果说妨碍农时，可以免除沿途的捐税。请陛下不要再犹疑不决，可以传下御旨，即日西行。”
听完李林甫的话，唐玄宗有些动摇了，他说：“张九龄素以直言敢谏著称，如果我不听他的劝告，恐怕他不会罢休啊。”
李林甫诡秘地一笑，说：“陛下您是君，张九龄是臣，天下哪里有君怕臣的道理。我看张九龄居功自傲，根本不把陛下放在眼里，跟陛下说话时像在教训陛下一样，若长此以往，那么皇上的尊严将不保，所以陛下不要太娇惯了张九龄。”
李林甫的这一番言论终于使唐玄宗拿定主意，即日西行，并且使唐玄宗对张九龄开始有了看法。而对于这些，张九龄却还蒙在鼓里，他根本没想到李林甫会在背后给他一刀，因为李林甫见到张九龄时仍然是谈笑风生，和蔼可亲。
唐玄宗刚回到长安不久，宫中便出了要废太子这件事。原来的太子瑛是赵丽妃所生，后来赵丽妃在玄宗那时失宠，玄宗开始宠爱武惠妃。生下寿王瑁，武惠妃当然想让自己的儿子成为日后的天子，于是便想方设法陷害太子瑛，在玄宗面前说太子的坏话。
后来，武惠妃制造陷阱，使太子瑛，鄂王瑶和光王琚落人圈套，武惠妃诬告他们三人想篡权夺位，在唐玄宗面前告了一状，唐玄宗信以为真，盛怒之下，将宰相们召进宫来，商量废太子和二王这件事。
张九龄听完玄宗的话后，觉得事有蹊跷，他不相信太子会图谋不轨，便对玄宗说：“陛下践祚已近三十年了，太子诸王从未离开过深宫，每天都在读书，学习治国安邦之道，这么多年一直安分守己，现在太子和二王都长大成人，并没有什么过失，陛下为什么偏听偏信，凭一时喜怒将他们废掉呢、况且，太子是未来的国君，不能轻易动摇他们的地位，春秋时晋献公听信骊姬的谗言杀了太子申引起晋国三边大乱；汉武帝相信江充的诬告治了太子戾的罪，致使京城内发生了流血事件；隋文帝听信独孤皇后的话废了太子勇，最终导致隋的灭亡。所以说，废立之事，一定要谨慎。如果陛下一定要这样做，臣不敢奉诏。”
张九龄是中书今，负责起草诏书，如果他不同意那么诏书就无法制定，唐玄宗听张九龄的话有理有据，并且又很坚决，便开始沉吟起来，不再坚持废太了二王。
李林甫还是像上次那样一言不发，等别人都走了后，他对玄宗的贴身宦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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