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宴赖债，明明是玩弄伎俩，骗取钱财，可他却凭着一席滴水不漏的游说搞得大小债主们虽不甘心，却又不得不心甘情愿地掏腰包。很显然，在相对复杂的情境之下，黄金荣的口才充分发挥了作用，不仅在表面上掩盖了其赖债骗钱的真实动机，而且在整个事件的进程中有效地控制了局面，为自己赢得了主动。小人往往就是这样，他对于道德规范的无所顾忌使他形成无所顾忌的口才，只要是有助于遮掩羞丑，混淆视听，有助于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讲，许多被我们一般人视为避讳或禁区的东西对小人来说不起任何作用。小人之所以在言语领域放肆到这个程度，当然是与他没有道德负担的特征分不开的。
5。小人有极强的适应能力
在我们生存的这个自然界，各种生物的存在自有它多层次、多样化的状态，譬如在一片森林中，有高大潇洒的乔木，有低矮葱郁的灌木，还有匍匐在其它植物脚下因而不得不为争取阳光和水分而付出更大努力的草本植物，这种高低不平、对比鲜明的生态秩序在我们人类社会同样存在：有显赫的高官，就有平头百姓；有腰缠万贯者，就有穷困潦倒之辈，而且毫无疑问，处在相对靠下阶层的社会成员要承受相对严峻的生存压力。而我们所研究的小人在其“发迹”（如果他终于真的“发迹”了的话）之初，他们绝大多数都是这个社会中压力较大、受挫较多、长期不能抬头不能得志者中的一员，顽强的生命力使这些压力、挫折对小人来说不再是命运的捉弄而是成为肉体与精神的磨炼。在强烈的个人欲望的驱动下，小人为摆脱当下的窘境而勇于吃苦，不怕麻烦，能屈能伸，屡仆屡起，在不断向上攀援的过程中培养起极强的适应能力，这理所当然是小人又一大突出的优势。
（1）小人能屈能伸，为了达到目的，他愿意承受常人无法承受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在人类社会这个生态圈里，小人确实是一种奇特的生物。他看似一棵枯草，左右摇摆，似乎不依靠外物就无法存活，在风雨之中随时可能伏倒，可偏偏有一种独特的质地使他在风雨吹打之后依然不死，不但不死而且依然保持着向上攀援的强烈欲望。较之一般人，小人的吃苦能力是超常的。一般人能够承受的痛苦，小人不但能够承受而且承受的能力更强，而小人有时候所面对的痛苦却绝不是一般人所能够想像和面对的。特别是精神领域的苦楚，譬如对生命尊严的戕击，譬如对骨肉亲情的荼毒，这些对一般人而言简直是痛彻心肺、无以言说的折磨，小人咬一咬牙，闭一闭眼，竟也一样可以忍受。有时我们真不得不惊叹内在的禀性和生存的境遇竟可以赋予小人这样强大的韧性。
小人案例之十二：唐昭宗时期，大将朱温废帝自立，用武力将昭宗挟持到洛阳，准备建立后梁政权。洛阳地区本是张全义的势力范围，朱温担心张会反对他篡唐自立，于是撤掉了他河南尹的职务，封他为东平王，给了一个中书令的虚衔。
也许朱温的担心纯属多余，因为张全义早知唐朝气数已尽，朱氏代唐乃是大势所趋，因此他不仅没有想过反对朱温，反而早就算计着该如何巴结新主子，以便在新朝站稳脚跟。
作为官场老手，张全义深知朱温给他中书令的虚衔正是表明新主子对他还不信任，于是他抓住朱温准备自立为帝的机会，全力为其出谋划策，而且把河南一带的财政收入全部交给了朱温，任他自由调度。这对于新皇帝而言当然是极大的帮助。于是朱温很快打消了对张全义的疑虑，并且交给他不少办理事务的实权。除此以外，张全义还一再上表辞谢，说自己不配封王，无力担任中书令的职务，这就更使朱温感动。做了皇帝之后，朱温马上加封张全义为魏王，重任河南尹。
中国古代的朝代更迭，在许多时候不过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而已，未尝关乎过什么贤明之德或是治国之才。朱温这人虽然做了皇帝，却依然不过是个荒淫无耻之徒。他到臣下宅邸，只要看见谁家的妻女有些姿色，就一定要人家陪宿，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很快，张全义一家也碰到了这样的事情。
一次，朱温到了张全义的家里，见张家的妇女都还入眼，竞向张提出多住几天，由张的妻子、女儿、儿媳轮流陪他睡觉。这是何等寡廉鲜耻的要求，这又是何等忍无可忍的屈辱！张全义的儿子听说后愤恨不过，磨刀霍霍发誓要杀死这个昏君。在这个时候，张全义阻止了儿子的“鲁莽之举”。在张全义的心里面，上至妻子下至女儿都被别人睡过，这自然也是奇耻大辱，但耻辱归耻辱，人还是要活，官还是要做，而要保住官位以求更大的发展就必须要忍受一时的痛苦委曲求全。为此，他借口朱温曾救过他的命，以“报恩”为借口劝止了儿子，也暂时麻痹了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丝痛意。
这以后，张全义加快了讨好皇帝的步伐，并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朱温的儿子。这样，张全义慢慢在新朝站稳了脚跟。
我们曾经谈到，小人的大脑里基本上不存在道德上的负担，但作为一个生存着的“人”，某些最基本的心理需要（譬如自尊心）则不但没有消褪殆尽反而较之寻常人更为强烈，否则小人也断不会产生如此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欲望。但是，就像张全义蒙受奇耻大辱一样，小人由于一时的势微不但使这些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反而屡遭打击，如果不是具备着超强的适应能力，小人恐怕也免不了“小不忍而乱大事”。小人能忍，这和小人一旦得势就往往飞扬跋扈一样，也是小人重要的性格特征。
（2）小人没有架子，不怕做低三下四的事情，不怕承担最麻烦最恼人的工作。中国自古有“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明训，是为多数人所认可的。在我们身边，数量最多的究竟还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们没有多大的权势，也没有多大的名望，物质收入在能够维持其日常生活的基础上并没有太大的伸展余地，但他们绝大多数都在道义上自觉不自觉地遵循着“人穷志不短”的信条，以人格立场的坚定来弥补物质生活上的缺憾。这无疑是一种可贵的平衡。但是小人偏就小在人格的卑微上，因为卑微，因为就连小人自己也知道自己并不高尚，所以小人在世俗的眼光底下没有过多的沉重和忧惧。小人不要架子，他本来也没有架子，这使小人在言语行动上获得更多的自由和更大的弹性，从而也就为小人赢得了较多的攀爬的可能性。
小人案例之十三：明代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仲秋，专权宦官魏忠贤坐在他豪华的宅坻中，正准备接受百官的贺拜。只见一百多位公卿大臣跪在他的脚下，齐声叫“爹”，其情形虽滑稽却又庄重。也就是说，这些居官显赫的王公大臣们，都已经成了这个不男不女的大太监的干儿子了。这个时候，惟有年迈的礼部尚书、内阁大学士顾秉谦站在一旁不动。
魏忠贤见状，心里自然大不高兴，正待喝令其跪下，忽见老太龙钟的顾秉谦缓步踱到眼前，施了一礼，然后捋着白花花的胡须对他说道：“千岁请恕微臣不拜之罪。念我顾某命苦，生不逢时，本欲为儿，惜须发已白，恐折了千岁福寿，故不敢为子，实在可悲可叹。微臣膝下有一犬子，今让他拜公公为祖父，不知能否成全？”
本欲发怒的魏忠贤听罢，禁不住哈哈大笑：“好好好，真不愧是大学士，想得周到，今天这个孙儿我认了！”
顾秉谦本来心怀忐忑，见千岁爷如此爽快地答应了，真乃受宠若惊，一时间竟有些失了风范，急忙忙叫过站在下面的儿子，父子两个一起伏地叩拜。
魏忠贤被这谄媚之举哄得心花怒放，当即下令：“来，快赏孙儿二百两白银！”
奸臣当道，小人攀附，明明似苍蝇一般卑微无耻，却还要作出一副煞有介事的丑态，表面看起来大义凛然，却无法不教人打心眼儿里作呕。顾秉谦这样的小人之所以做出这样无耻的举动，却还能够保持心如止水、镇定从容，实在是达到了“做人”——做小人——的一种至高境界。在物质利益与人格立场之间，小人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前者，而且随着物欲的日益强烈和人格的日益剥离，这种选择对于小人不仅没了阵痛还多了相伴而生的愉悦。小人超强适应能力的养成，往往伴随着的就是人格立场的进一步丧失。
（3）小人有极强的挫折意识。这使得小人往往能够屡仆屡起，丝毫不为失败的现实所影响。小人极强的挫折意识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小人对于以往人生经历的省思。小人大多有低微的出身，或者出身并不低微然而却在他所在的阶层不受人重视、不为人承认，这使小人的早年必定饱含了失败与挫折的记忆，这种记忆是如此之厚重，以致于小人不得不时时警告自己必须以一颗“有准备”的心来面对他每一次向上攀爬的努力。另一方面，小人对于自己攫取利益的方式和危险性也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小人并不是莽汉，他往往非常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是违背人们约定俗成的道德规范的，甚至于某些作为还有触犯法律违反法规的可能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小人强烈的挫折意识。
小人案例之十四：王振是明代第一个专擅朝政的宦官。在掌握大权之前，他可以说还是颇经历了一番坎坷的。
王振早年是个教书的儒生，不满意自己的处境，适逢朝廷招收宦官，他便自阉其身，人宫做了太监，自此开始了宦官生涯。因为粗知经史，又能说会道，不久就被提拔为东宫局郎，专门侍奉太子朱祁镇读书。王振得此美差，自然高兴，而且他计谋深远，早存干预朝政之心，因此一心一意伏侍太子，一方面博取他的欢心和信任，一方面也注意用自己的思想影响太子，以利于太子登基后加以控制。
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朱祁镇继位，是为英宗。由于年幼，不能主理朝政，故由太皇太后张氏垂帘听政。张太后乃贤明精干之人，她委任值得信赖的三位大臣主持政务。由于张太后的贤明，明朝统治相对稳定，王振之流也无机可乘。
此时的王振已被提拔为司礼掌，也就是替皇帝掌管内外奏章、文件，代传皇帝谕旨的职务，不但权力极大，而且每日在皇帝身边，很方便他投其所好，博取欢心。由于张太后和三位大臣共同处理朝政，王振自知实力不济，也就不敢放肆，只是抓住一切机会向他（她）们表忠，以期麻痹其心志，再伺机窃权。随着三位大臣对王振渐生好感，王振再也按捺不住攫取权力的欲火，一有机会就想法抓权，干预朝政。对于王振的举动张太后都看在眼里，心里十分不安。为了不使宦官为祸，她决定采取些行动提醒少年英宗，并且严惩王振，使其打消干预朝政的妄念。
一天，张太后让宫中女官穿上戎装，佩好刀剑，立于殿两边，然后召英宗、三位大臣等人殿。大家看到殿内一片肃然，太后面色凝重，都不知道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但见张太后厉声对英宗说起先皇遗训，告诫他凡事要听先朝元老的意见，绝不能轻信佞人。然后太后又宣王振上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