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的分析，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国际炒家炒作的结果，最后被人套现走了以后你才调控，这对吗？
因此调控本身就是双重意义。第一个不能搞“一刀切”的调控。第二个的调控对象是谁，你要搞清楚，既然搞不清楚调控的对象，还不如不调控。话说回来，确实是有泡沫存在。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靠政府的力量。这个时候，政府出台调控政策当然很必要。虽然打击国际炒家的同时，也打到老百姓了。但我认为这个政策还是有正面意义的。
以广东省的例子来看，广东省为什么没有这么多泡沫？这跟1992年开始就受到过数次打击，有直接关系，所以大家比较理性。广东民众历史教训多，所以宏观调控有没有正面的作用，我相信还是有的。我相信，下一次上海的老百姓会谨慎很多。所以要体会我说的话，政府的信用是积极的重要的，政府能不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坚持下去，坚持以人为本的方针。方法可以改进，但原则要有，就是房地产是全面的市场，不能价格抬得太高，泡沫太多。所以，下次宏观调控的时候，不是提高利率的问题，而是如何防止国际基金投机炒作。这个，是下一步的问题。你说宏观调控有没有帮助？宏观调控肯定有抑制作用，上海的房价必须要调控。
主持人：现在的主流媒体论调，“我国将会继续加息”，“人民币汇率还将继续调整”，请问您对这两个问题的看法？
郎咸平：这是一个事实，不是主流不主流的问题，当政府一再说不调利率，不调汇率的时候，这是政府信用的问题，当政府一再说不调，但后面你又调了以后，老百姓就会认为你下次还会再调。
主持人：请问郎教授，刚才您说政府政策影响到各地房地产市场，并不是好的政策，您觉得政府应该怎么做才比较好？
郎咸平：房地产必须按照区域不同来制定不同的政策，不能一刀切，比如在广东，会打击到财富效益。
主持人：接下来关于房地产的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国际的资本主要是针对高端的物业进行炒作，而对广大群众需求较大的普通住宅的价格影响并不大，您对此怎么看？
郎咸平：我刚才已经说了，可能讲得不是很清楚。上海房地产是针对高端的住宅进行炒作的，但会影响到周边地区的房子，产生严重的泡沫现象。
主持人：这样回答，大家满意吗？
郎咸平：这是牵牛效应，炒作一块，会让周边的地产价格水涨船高。
提问：东南亚、日本的东京70年代房产大起大落，到了90年代香港的房地产也曾经出现过很大的泡沫，那么现在上海又出现了类似大波折，这从全球经济发展过程来看这个问题，这里面有什么共性？还有什么差异性的特点？请郎教授对这个问题进行剖析。
郎咸平：简单地说，为什么你拿香港跟上海做比较，因为香港的房地产有一个特色，第一个卖楼花；第二，大楼下面喜欢开商店；第三，香港的房地产商喜欢炒作，卖高价造成泡沫。从全国来看，全国学沿海，沿海学广东，广东学深圳，深圳学香港。但回过头来看，你会发现，香港所曾经发生过的悲剧在国内曾经出现，很多地区的地产商需要学习。
炒作房产对房地产增值并不是好事。香港现在炒作房地产，这个区域富裕了吗？那话说回来，今天广东省有没有必要跟香港合作？他们说，当然要一起合作了。
为什么广东省不和舟山群岛合作？你可能会说，舟山群岛没有什么优势新产业，但香港有吗？香港有没有什么优势产业？也没有，香港是一个自由贸易港而已，这才是香港的优势。但香港整个产业是以房地产为主导的产业群，这个产业群越来越国际化。
今天中国产业的格局是不是学香港。我在上课的时候，EMBA的学生一半是地产商。我们农村搞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把从农民手上弄到的钱，一部分又投资搞房地产。眼看这么大的中国，未来发展走势跟香港有类似，这就是危机。
我不反对改革但应重新定义改革路径
2006…02…27 郎咸平
最近网上有大量的文章讨论改革的话题，但是我认为讨论方向有点偏差，甚至有人会无限上纲地提出我反对改革的说法。我必须明确地指出，改革本身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我们整个社会包括我在内没有人会反对改革，但是我想明确地指出…改革路径的选择才应该是目前讨论的焦点。
我国改革开放了27年，一方面在经济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另一方面却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安，这两种极端现象的同时出现必然对我们过去所认同的改革思维产生了极大冲击，是否我们过去的改革的指导思想有问题呢？
在改革开放的第一期阶段，经济问题是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来源，也就是民生必需品的不足。举例而言，当时老百姓能够吃一碗饺子，或者买一盒有一半能划亮的火柴就很高兴。为何出现这种怪现象？其原因就是政府垄断了民生必需品的生产和分配，使得社会经济基本丧失了活力，而且也由于这种垄断，使得国营企业经营效率低下，其直接结果就是民生必需品的供应严重不足，社会整体生活质量自然不足。因此，邓公小平敢为天下先，提出“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甚至当时的政府可以容忍小规模的社会不公平现象，包括贪污腐败，逃漏税等，其原因就是希望透过所谓“矫枉过正”的方式激发民间的活力以及创造力，打破政府的垄断，用心良苦，可见一斑。无可置疑，这个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由于政府放弃了民生必需品的垄断，开放民间资本参与生产和分配，使得我们的生活必需品变得比以前充足了！当时全国的老百姓还是很满意甚至感激这种开放的形式。实事求是而言，我们不但要充分肯定这个阶段的改革指导理念，更要充分肯定当时专家学者的贡献。
但是改革的第二阶段带领社会走到什么地步呢？这里有一个指标值得警示…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用来衡量所得收入分配的指标，国际标准认为超过0。4就是危机，而中国已然是0。5，第二阶段的改革带来了严重财富重分配不均的结果富者越富，而贫者越贫，这也正是目前民怨沸腾的主因。为什么曾经令人鼓舞的改革走到第二阶段会造成这种现象呢？
邓小平有名言：“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这在改革开放初期是非常令人鼓舞的！全国老百姓在当时也一致支持。这句话是在改革初期为了激发民间活力的所提出的有效思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财富不断的积累，社会不公平现象就变得极为尖锐了。因此邓小平的理论指导思想必须深刻理解把握。在这个问题上，我对国内某些专家学者不知与时俱进的僵化思维感到极度失望，我甚至怀疑这些专家学者故意不理会社会公平是改革进一步推进阶段的重中之重的任务，甚至图谋利用改革自己获利。
在改革的第二阶段，邓小平“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其实是有其潜台词的。这个潜台词就是，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其他人不会因此变得更贫穷，不会因改革而受损害，这就是原则。这个原则不但符合社会主义理念，也符合了现代资本主义理念，这就是我在2005年12月21日清华大学演讲的主要观点。
但是很不幸的是目前的现实情况却是社会环境急速恶化，可是部分专家学者还在抱残守缺，仍然只谈改革第一阶段所倡导的效率，而不谈第二阶段应倡导的公平。他们简单的认为将西方的经济学概念引入中国就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西方经济学的基础是由政府与全民合作塑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在这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之下谈论各种不同学派的经济理念才有意义。如果遍地都是盗匪，再奢谈什么经济学派或者任何经济理论都是惘然，根本不可能在社会环境恶化的情况下谈经济发展因为良好的社会环境是成功经济发展的充分而且必要的条件，这就是俗话所说“功夫在诗外”的道理。在目前社会大环境逐日恶化的大前提之下，只谈经济问题只能是缘木求鱼。同样的逻辑，单纯在法学范畴里奢谈建立法治化社会也是枉然。
在当前中国，要解决经济的长期发展的问题就必须先系统性的解决社会问题，例如有人明火执杖抢夺私人财产，有人偷窃国有资产，有人悍然剥削中小投资者。这些坏的经济现象背后，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例如监管不严，例如社会道德标准失范，例如缺乏信托责任等等。但很不幸的是学术界现有两种怪现象。第一种怪现象是相当一批学者忽略了社会问题的严重性，而在一些枝节话题上喋喋不休。这种螺蛳壳里做道场的局促做法已经不能适应今天的社会现实。每每看到这些人把精力智力花在为个人虚荣心而论战，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甚至人身攻击的时候，我只能认为这就是没有意识到自己责任的偏执学者的悲哀。第二种怪现象是很多学者根本有意忽略了社会环境恶化的现实情况，这种掩耳盗铃的背后原因在于缺乏社会良知。这种偏执和缺乏良知的现象也是网民批评这些学者的主因。这些学者不理解自己是偏执或是无良知的，面对网民批评的时候每每勃然大怒。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奇怪思维正显示了这些学者还沉溺于大众传媒时代主导舆论的幻觉，而浑然不知个人传媒（网络）时代已经将话语权转到社会民间的巨大转变，这真正是我国学术界的悲哀。
但是第二阶段的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目前却是由上述这批专家学者主导舆论的时代中成型的，基本上而言，部分专家学者的改革思维仅仅是抄袭西方一些表面肤浅的名词，例如市场化和民营化，再通过自己的一知半解设计改革路线。这些改革思维之浮浅以及结论之随意让有识之士感到震惊。这种现象就好比医学界移植活体器官必须先考虑排异现象，引进一种新品种必须先考虑是否有天敌，否则环境立刻遭到破坏。举例而言，澳洲引入兔子，由于没有天敌而泛滥成灾，美国密西根州随意丢弃了几条黑鱼，由于没有天敌，造成了五大湖的黑鱼成灾。这些自然现象说明了一个大道理，那就是随意引入一个活体制度，例如民营化和市场化，就要先统筹考虑排异或天敌等等配套因素，否则社会环境一旦被破坏，后果不堪设想。而这也正是我国第二阶段改革路径的错误选择――在没有有效配套措施的土壤上囫囵吞枣的盲目引进西方时髦的经济学概念，从而破坏了社会环境，败坏了人心。
为了端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