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以来，科学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不为谬言。世界发达国家所涌现出的商业巨子，可谓星光灿灿，从他们所拥有的财产看，巨子不足喻其富，堪称一座座财富高山。要在中国境内找出能与他们比肩的商业巨人，不能不令人慨叹，实在是太难了。
找不出有如山般财富的商业巨人，却不能说中国没有这样的人才。前半个世纪的商业救国声浪中，涌现出的商业骄子是大有人在的。不过是他们的发展没有优良的环境和条件，其规模和财富自然有限。可喜的是，本世纪进入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动，一批新的商业骄子开始崭露头角，堆积起他们财富的高山。所以，我们在编写这部书的时候，即把目光投向这两部分人。标准即是选择民营企业经营者中的佼佼者。这自然也是一个不小的人群。为了能使读者对人物能有一个真实而深刻的印象，不能不抛开那种简单介绍的写法，而按照人物的人生旅途来写。这样，便不能选取很多人。最后，选择了书中这十九个人。
写这十九个人的哪些方面呢？他们的成功和失败，兴盛和衰落，此情此境的心绪，自然是要写的；生意场上的冒险，经营中的高招妙法，竞争中进退的方略，招揽人才的手段……更是主要投放笔墨的地方。这，恐怕也是读者最想知道的吧！
这十九个人不同的人生轨迹，一定会激发起读者各种联想和思考，也一定从他们的经验和教训中受到有益的启发，从而去创造自己美好的未来。
在这里要说明的是，由于各种条件限制，撰稿者不能进行实际采访，只能从各种书报刊的有关文章中选择材料，经过分析提炼，再度开掘，进入角色，综合成文。对所参考文章，不一一注明，只写据有关记述或报道，以保证文章的整体感。对参考过的文章的作者，在此表示深深感谢。
华渝
1997年元月 古耕虞和中国猪鬃出口业
古耕虞（一九０五—一九九五），四川重庆人，世界著名的“猪鬃大王”。
古耕虞自三十年代起，直到解放前都几乎垄断着国内外的猪鬃市场。在解放前的几年中，几乎垄断了猪鬃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一九四八年，中国出口的猪鬃占世界需求量的百分之九十七至九十八。对他的资产，没法做准确的估量，到一九四八年结帐时，他的公司尚有九百万美元的资金，两千七百多万美元的银行往来，国内资产，除了厂房、汽车、办公楼等固定资产外，尚在有大批猪鬃以及各种畜产品，堪称令中外瞩目的大富翁。
在竞争中迅速崛起
“竞争是我最重要的一课。”这是古耕虞对他一生从商生涯的准确而恰当的概括。从他二十岁步入商海，直到如今，半个多世纪以来，他都是处在竞争之中，而且经常是赢家，往往还是大赢家。打开他的竞争史，几乎很难发现负值。因而，有人很形象地称他为“市场竞争的一位极富戏剧性的斫轮老手”。
他用做竞争的主要资本，可概括为“三大法宝”：信誉、质量、信息。为了确保这三大法宝，他在用人上格外下功夫，更时刻地亲自注视着市场及一切影响市场诸因素的动向与变化。紧张而有致地演出了一幕又一幕生动而又震撼人心的活剧，令世人，乃至商界、政界、银行界格外瞩目。而他的竞争手段与竞争原则又是甚为独到与新颖的。真可谓别具一格。倘若概括起来，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搏杀式与扶持式。
搏杀式竞争
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是激烈的，往往也是残酷的，其主要表现形式之一，是“大鱼吃小鱼”。竞争的结果，是以“小鱼”被大鱼吃掉而告终。可古耕虞非要反过来，“小鱼”吃掉“大鱼”！因为，在竞争发生之始，他几乎都是“被动”的，因而也就必然是比他大得多的“鱼”，首先向他发难，他再予以激烈地还击，其原则同战争中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相近。而其结果，也正如战争史上那几场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一样，漂亮地以弱胜强。他运用资本如同用兵。
一九二五年，国民革命军开始了旨在摧毁封建势力的武装支柱——军阀势力的“北伐”，这给中国各方面，包括商业在内都带来了影响。古耕虞就恰在这一年接手了他父亲创办的事业，担起了独力经营的担子，也恰在此时他遭遇了一场规模不大不小的、来自旧势力的商业战争，这是他崭露头角的第一战，也是关系重大的一战。
古家是重庆的“坐地户”，三代以来，即经营山货生意，且颇有成效。然而，发达的却不是古耕虞早逝的祖父，而是古耕虞的叔祖父古绥之。古绥之在重庆开办了个“正顺德”字号，以经营山货为幌子，贩卖鸦片，发了财，后因鸦片经营受阻，才真正将经营转到山货上来，并增设了“同茂”。古耕虞的祖父则是靠一身的织布手艺起家的手工织布作坊的小业主。财产本来不多，再加以早逝，给子孙留下的财富就更少，只能维持生计。古耕虞的父亲古槐青幼读诗书，曾举过秀才，后为生计，亦出于经商本愿，就做了古绥之货号的伙计，并被派往上海参与经营。古槐青有学识，且善于接受新事物，又不甘久寄人下，便乘第一次大战之机，用一点家底与他几年的积蓄在上海操起了他的父业，办起了纱号，一面在上海为古绥之的“同茂”经营山货，一面经营着自己的买卖。由于结交了上海的纱界巨贾，加以刻意经营，很快也发达了起来，也自力在重庆委托他人经营办起了一个不大的、以“吉亨”为字号的山货行。到了一九二二年，古绥之因挟带鸦片事发而字号倒闭，古槐青便全力经营起了他自己的买卖。在子女的教育上，古槐青也是煞费苦心的。
古槐青到上海不久，即将儿子古耕虞送进了美国教会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是中文名字叫做“卜舫济”的美国人）读预科。这是个很有些名气的学校，宋子文及一些学术名人特别是商界巨子均毕业或曾受业于这个学校，由这个学校校友组织起的同学会“梵皇渡俱乐部”，在社会上颇具作用和影响。很明显，古槐青老先生送儿子入这所学校，目的自是为了读通英语，结交些有用的人。儿子也果不负其望，四年中，不但英语学得好，取得了同学会会员的资格，而且由于学业突出，成绩与身体俱佳，又善于交际，深得学友们拥戴，被推举为大学交谊会四川同学会的会长。然而，古槐青的最终目的是要儿子继承祖业的。因而，到了一九二三年又将古耕虞送进了清朝状元、大实业家、南通的张骞（张啬庵）创办的南通学院就读，学习纺织学。可事不从心，古耕虞入学不久，古槐青就得了病，虽经多方治疗，仍是不得痊愈，到了一九二五年，反而转得沉重了。于是，他等不及儿子读完大学，就将古耕虞召回，继承他的事业了。按老字号的规矩，被认定为事业继承者的人无论学识、地位高低，都必须先拜师学徒，古耕虞郑重地拜其父为师，在纱号中学徒，其待遇自也与其他学徒一般无二，只有一点例外，那就是由于意外的原因，未待学徒期满便“另行安排”了。
原来，古槐青在故居重庆办的吉亨山货庄出了变故：受委经营的李钰安已应付不了局面。古槐青只好叫儿子提前出徒，回去主持经营。并改吉亨为“古青记”。
请注意，古耕虞接手时的古青记实在是个小字号，小得只有三个职工，四个徒弟；小得不铺“外山”（不入产地收购，只坐地待货），不设“洗房（没有自家的加工场）；小得只有六万两资本。这样的小字号，当时在重庆俯仰皆是。如果从商战用兵的角度讲，他此刻正是兵微将寡，城鄙地偏，而又名轻资浅，却偏偏初出茅庐的第一仗就遇上了实力强大而又老谋深算的敌手。
古耕虞年纪虽小（当时他刚满二十岁），志向却大。一踏进商界他就立志迅速壮大，以致“执”同业“牛耳”。因而，古青记一到他手里，他就倾全部精力进行改善与扩展。原本是以经营猪鬃为主的，他一上任就看准了一个机会：今年的羊皮看好，而且从各种迹象看，国外市场的价格必然看涨，因此他决定加大羊皮的收购量，不但动员了他的大部分资金，而且还多方筹款，于羊皮登市前就预先联络货源，这可触怒了一条雄踞重庆羊皮经营首位的老鲨鱼——裕厚长字号的老掌柜。
裕厚长是家老字号，老掌柜又是经营羊皮的老资格，经营历史久，资金雄厚，一次大战期间，乘盛产羊皮的土耳其因参战无暇顾及之机，大发了一笔财。无论在实力上，还是在手段上，数年来都稳居重庆同业的首位，而且已惯于此位。如今一听说古耕虞要在羊皮生意上大伸手，便十分气恼。本来，论起来两家有亲，老掌柜应是古耕虞的“爷”字辈，老掌柜平时也没少夸古耕虞“聪颖过人，少有大志”。可商战无情，竞争本身就是残酷的，如今则骂起了“不知天高地厚”、“自讨毁败！”“身上还满是学生气，后脚还没离开校门，才个二十岁的毛孩子，晓得啥，又能干得个啥？给他点颜色看看，也好叫他晓得谁个才是做得羊皮生意的！”
于是，在羊皮登市前夕，一种经过精心炮制的、用意甚为恶毒的谣言便不胫而走：古槐青在上海华商纱布交易的投机中惨遭失败，势必破产，古青记也必因此而倒闭。目的无非是要羊皮货主们相信：古青记没钱了。没钱了还怎能付得出货款？卖给他羊皮岂不是得不到分文？借么，又用什么还？而且，这消息是通过与裕厚长往来的恒祥钱庄由钱业同业会散布出来的。自然具有很高的“权威性”，而且直接影响着钱界同仁。因而这一招很毒也很厉害，对年轻资浅初上战场的古耕虞来说，自是十分严峻的。倘稍一不慎，乱了阵脚，或稍一不冷静登门去向裕厚长质问争吵，必招致多方责难，后果不堪设想，很可能因此而一败涂地，使他被扼杀于初登商战战场之时。
一方面是有人提醒；一个是他的内兄，他往来钱庄的经理王雨耕；一个是他父亲的“重臣”、他视为师傅的师兄廖熙庸。都劝他务须冷静。更重要的是他自己把握得住，并迅速而准确地采取了两大对策：稳住阵脚，组织反击。他深信他父亲很稳健，即使有了亏损，也不至于冒险以致破产，而且“堂底”较厚，绝不会像传言的那样。他当即发出急电，请他父亲从速由上海电汇来十万两银子，后来又陆续汇来一二十万两，他都及时存入了重庆的各大钱庄，造成声势；在业务往来上，该结算的，欠人的当即付清，人欠他的他有意不收。同时又有意让与他往来的复兴钱庄检查他的总帐，以证明古青记财底还很厚，然后请复兴钱庄向他大量放款。迅速而有力的几招之后，就使裕厚长的谣言不攻自破。而且反而更提高了他的信誉。稳住了阵脚，古耕虞本着他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