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全副身心地投效了新中国，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
早在抗战初期，古耕虞就从国民党的腐败，共产党的深得人心中看准了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的大局。因而有意结纳共产党，真诚地与一些党的干部接触，很快地通过这些人与周恩来做了朋友。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驻重庆，兼领导南方局。曾家岩五十号的“周公馆”，常被称为“民主之家”的“特园”邀请并接待一些著名的民主人士。因特务猖狂，许多被邀者都十分小心，冒着很大的危险，连与亲人都不敢稍露消息，古耕虞则有请必到，从不犹豫。此间与周恩来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更坚定了投效共产党的决心。
“猪鬃既象征我的财富，也象征我的事业。”
他更爱的是事业，事业是他的一切，他有极强烈的生财欲，却决无对财产的占有欲。买卖中他“不让一根针”，生活中可随时“送一匹马”；绝不奢靡，不乱花一文，却可以毫不吝惜地送给人。他曾经是典型的空想的“社会主义者”，力求通过改良实现缩小贫富悬殊的距离，真正地实现福特的“利润分享”，自称是“改良到顶的人”。他公司中的职员，甚至厨师、工友乃至工友之子，都成了股东，工资分配一再从优，且照顾年龄，考虑人口增加所产生的结婚、住房、子女等费用。他的高级职员，甚至一般职员，解放后从国外汇得的存款，总数以百万计，连中下级职员都富于旧中国的一般中小资本家，以致被群众看成资本家，还得他出面费了很大力气去解释；一些老工人甚至久久地念念不忘地说“还是古老板好”，被他称为“后遗症”与“觉悟不高”。一般的资本家都是在一九五六年才接受“一化三改”的，可他在新中国刚刚开国三天，于接受周恩来委以全权负责中国猪鬃公司时，就毅然提出，将他家三代惨淡经营，他本人艰苦壮大与官僚资本多次拼斗赢得的企业连同职员全部无偿地交给国家，虽经国家一再坚持定了价，然而那价不但很低而且使他彻底失去了自己经营的阵地与条件。然而，他不但不计较，而且很欣慰：他为国尽了力，更重要的是仍能从事他爱之如命的事业！
“我爱我的事业，就必须热爱生长猪鬃的故土，祖国是我的根本所在，我失去了祖国，就失去了我的一切。”
他完全可以像有些资本家那样，去美国做寓公，他的资金已足够颐养。莫说早已富足，更在抗战胜利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由于他的睿察，抗战刚一胜利，他就一面紧张地筹划，一面积极地攻垮垄断，因而复兴公司刚一解散，他就将他已筹划精当的分公司立即分赴全中国的所有的猪鬃最大的集散中心：上海、天津、汉口，进而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猪鬃市场。他不但可以用他的存款再发大财，就是坐吃几世也吃不空这座“山”！可是他没有走！连香港也不去，更莫说台湾，并下令分公司照常营业，等待解放，留给共产党，并千方百计为新中国挽留人才。如对中国银行，虽说只留下了个王君韧（作用也不小），而高层职员集体辞职后绝大部分去了外国，跟去台湾的甚为寥寥。
他不但献出了企业，而且在他尚在国外为新中国效力时，就将在外国留学的子女打发回国，不留丝毫后退的余地，无怪有人说他“死心塌地”。
一九四八年济南解放后，古耕虞已与共产党的经济干部议妥，由他在香港设立公司，主要销售解放区猪鬃，这才发生了与杜邦公司的遭遇战，古耕虞经过精心调查与适当措施仍操了胜券，为解放区猪鬃的出口尽了很大的力。
一九五０年的旧历腊月二十三，由于政府急需一笔外汇，经贸易部告知古耕虞放下国内的一切业务，先到香港为政府垫付五百万美元。当时，国家困难，五百万美元，于公于私都是个很大的数目，可古耕虞不但爽快答应，而且第二天就动身赴港，毫不犹豫地将这笔巨额外汇如数地存入香港的中国银行，为政府做了垫付。
一九五０年六月，古耕虞依前约到美国去推销猪鬃，名义上仍是古青记父子公司的老板，实际上公司已交，他的员工们已成了国家职工，更莫说公司了，实际身分已是中国猪鬃公司的总经理了。然而，这是绝不可外泄的。深谋远虑、算无遗策的古耕虞，为了保密与稳妥，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说服了惯居重庆、已安排好一切后事准备安然在故乡度罢残年的老母，移居到香港。他才放心地动身赴美。用的护照还是台湾当局的，身分自是“中华民国”的公民。有人用他一个朋友的玩笑话说：通体都是白的，只有心是红的，正是“心里美”（一种萝卜的名称）！路上自也仍难免受到联邦调查局的一再考问，可他有护照，有香港公司董事长与海洋公司法人的身分，又有与美商的前约，考问者也不得不放行。抵达美国不久，六月二十五日就爆发了朝鲜战争，从各种迹象中看出美国的战备猪鬃必然上涨，他就抓准这一时机，积极推销，而且利用美国海陆空军的急切心理第一个投标，并表示：无论是到岸的，还是运途的，一律卖给美国政府。赚钱是小，为国家换回更多的战略物资是大！在古耕虞使出周身解数甚至不惜自己赔钱的努力下，一九五０年我国猪鬃出口额高达十万箱，价值八千万美元，创了历史最高记录（直到一九七六年才得突破这个纪录）。到了十二月下旬，古耕虞从一个细微的迹象里觉察了国内必有大的举措，便故意以电话张扬，说老母重病，须赶回香港探视。归国接受新的指示。可他尚在归国途中，杜鲁门就下令冻结了大陆资金，不久，又以“特别冻结户”冻结了以古耕虞及以他户名存放的美国银行的资金，这里面的百分之九十是国家的，数量之大，超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美资金总额的数倍，而中美已在朝鲜战场上兵刃相见，倘一泄露，势必全部报销，这已是一九五一年初了。二月，古耕虞即由北京返回香港（他从美国回到香港只住了一夜，不顾老母的抱怨与责备，借口忙，偷偷转道澳门到北京接受新指示），并立即投入争取解冻活动，这是国家急需的钱，他更是“根针不让”。首先通过朋友向香港的美国大通银行打招呼：不要错看了美国的这位重要的朋友！大通的经理与古耕虞谈了一天，做出备忘录转交给了美国驻港的总领事馆，古耕虞应要求提供了相应的文件，证明内地公司已卖给了中共；证明他的香港公司的人员不在大陆供职。前者有政府证明与英国驻上海、重庆总领事馆的出证；后者是张华联巧妙地做了手脚。主要是将留在大陆上的袁冲霄改成了“袁仲宵”，古耕虞更巧妙地争取到将文件全部译成英文程序，张华联自也译得甚为巧妙。一切如议，可杜鲁门仍不放心，也就不放手，比如在调查中发现了大陆上的袁冲霄，就一再叮问，张华联就拉人充做“袁仲宵”，强调汉语的同音不同字；老练的总领事又布下一个陷阱：“你的一切都已合了手续，但你仍得做个补充，宣誓不做假证。你把国内公司卖给中共，作价很低，估计只有实值的二三成，又是公债。现在我请你回答：“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
关于法律问题，古耕虞早已与他那精通法律的王君韧研究透彻，总领事的这一招也基本在王君韧的意料之中，且已谋下对策。是以古耕虞当下从容而严肃地回答说：“你向我提这种问题，是违犯你们美国法律的。我是在美注册的海洋公司的法人，有权拒绝回答你的问题，也拒绝宣誓！”总领事惊诧地问：“我违背了什么法律？”古耕虞说：“美国法律禁止以剥夺申诉人申诉权力的方式进行审问，如同我们中国的不准陷人入罪。对你的问题，我无法申辩；如果我说是自愿的，你会说我与中共合作；说被迫的，你又会要我拿出证明，证明中共的胁迫方式是动手枪还是关监狱。你问问你的法律顾问，这样是不是违法？”
陷阱无用，反复查去，果然是一九四八年古耕虞就到了香港，没见证明他回过大陆，而一个兄弟在美国，长男长女在美读书，另两个儿子与老母、妻子都在香港，甚至查了古耕虞是不是律师。这也自然无用。杜鲁门无奈，只好宣布解冻，却提出个条件：必须把猪鬃优先卖给美国政府。殊不知这正合了我国与古耕虞的希望。
古耕虞为国战胜了杜鲁门！
邓小平的重视
一九七九年一月，邓小平以全国政协主席的身分，邀请民建、工商联的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韬、古耕虞五位领导人座谈有关国际贸易与发挥工商界作用问题。因为时间紧迫，古耕虞只好请儿子与儿媳连夜为他写了两份内容充实的书面建议，并在会上作了积极的发言，在谈到调动积极性问题时，古耕虞表示不相信当时有人所说的“戴着帽子也能发挥积极性”，他说：
“当时所谓心有余悸，实在不是余悸，而是十足地悸。干部和工商业者，即使住在一条胡同时，上下班见面，双方都绕着走；学徒工知道某人有本事，想向他学点什么，也只敢背后叫师傅，当面必须直呼其名，否则就没有和资本家划清界限。在这种情况下，工商业者即使十分愿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也没有条件。这等于头上顶着一块磨盘走路，想走是走不快的！”
邓小平很重视古耕虞的意见，并提出了具体方案，肯定了资本家建国以来的积极作用，正式行文，摘了“帽子”。以后不断鼓励古耕虞多为开放后的商业谋划，古耕虞也积极地做了不少工作，或写文章或书面口头地向有关部门与人员提出许多宝贵见解与建议，特别是国际贸易方面尤为重要。
古耕虞是位不同凡响，值得敬重的大企业家，他的经历是独特的，经验是宝贵的，值得我们。特别是经商者认真学习与借鉴。
不起眼儿的猪鬃，了不起的古耕虞！
（肖舫） 陈光甫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陈光甫（一八八一—一九七六），江苏镇江人。原名辉祖，后改名浑德，字光甫。早年留学美国，获商学学士学位。一九０九年回国，辛亥革命后任江苏省银行总经理。一九一五年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任总经理。后又创办中国旅行社。一九二七年后，历任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党政府委员和立法委员。后去台湾，并继续在香港、台湾经办金融与投资事业。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在台湾逝世。著有《陈光甫先生言论集》等。
机遇在艰难勤奋中到来
陈光甫一八八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出生于江苏省镇江。父亲名仲衡，以经商为业，曾在镇江小闸口开设陈仲记字号，做进口火油生意。共有子女八人。陈光甫是陈家的次子。他年幼时体质很弱，经常生病，长到七八岁上，才渐渐地学会了说话。仲衡夫妇见孩子如此体弱多病，总是忧心忡忡，他们并不奢望这个孱弱的孩子将来能够有什么大的作为，只求老天保佑他平安长大，自食其力也就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