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星海眼里，那甚负盛名的“庆丰”不过是辆老牛破车
唐保谦子系不繁，只有三子：长子肇农（名阙，当时俱以字行），次子炳源，字星海，三子晔华（名亦阙佚）。三兄弟都是火字旁源辈，晔如与肇农的名中首字都应是火旁，尾字是“源”。三子之中，他最喜欢也最器重的是长子肇农。这个肇农，人不但精明而且持重，又善交际，上海大同大学毕业不久，即在无锡商界有了一定的影响，因此被选为省议会的议员；幼子晔华虽说年幼，却也聪明，读书肯于上进，再加以人多半偏爱幼子，愈老愈是舔犊情深，自也在老人家的心目中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唯独次子星海，老人家从其小便有些不放心。人是很聪明也很出色的，相貌更为出众，在南人普遍偏矮中，唯他得天独厚，身材竟高达一米八０以上，在当年国人身材较现今普遍为低的情况下，是个高得可观的中国人；即使在今天也算个“大个儿”。又生得方面广颐，天庭饱满宽阔，地阁方圆劲挺，浓眉重目，直鼻阔口，是位风度翩翩又甚有仪威的佳公子。棱角分明，大刀阔斧，与乃父的眉目慈和、一团和气大相径庭，这也许正是老先生最不喜欢处。又加上幼时便依家族之议与样良公的决定已过继给早夭的四房若川为子。若川虽不及婚娶，总是一房，因而称保谦老先生为“伯”，人虽说仍留在他身边，教育、供养一由己任，可有了这个名分，在家训严森的旧族中，总觉得较长、幼二子差了那么一层。更重要的是这小子桀骛不驯，已上了清华大学，居然还对“祖训”，不能背诵如流，虽然一经复述便记得甚清，可愈是如此，愈说明这小子没有把庄严的“祖训”真正放在心上。那不仅涉于“忤逆不孝”的嫌猜，而且必不会认真继承祖业，那还了得？这“祖训”保谦老先生可看得十分重要，不仅是他所敬爱的祖父景溪公对子孙的遗嘱，而且也帮了他的大忙，更由他几十年的经商实践证明了是“至理名言”。有此种种，保谦老先生对这个“次子”也看得很“次”，至少远不如长、幼二子那么可靠。认为他“刚愎自用，心胸狭窄”，自然“难堪大任”。因此全部希望只寄托在长子身上，冀其能很好地继承与发扬祖业。果然，不但年纪轻轻就在省里有了高位，且经商也甚得其法，官商两途都可弘扬唐家家风，有他照顾幼子也完全放心。殊不知这老先生忽略了几个根本之点：一是，“祖训”是将做官（“中举”自是为做官）放在首位的，他不但不许儿子做官，甚至连长子的似官非官的省议员也要其设法辞去，尽管是出于世情动乱，时官腐朽，可到底是从主要方面违了“祖训”。另外，他不也是“次子”，也是曾被其父甚至时人视为“最差”的“夹板少爷”么？可人愈老愈偏执，对次子星海实在是越看越轻。然而，天公不做美，硬是夺去了他寄以厚望的长子，虽悲痛欲绝，可总得面对现实：幼子尚小，总不能让他负起重任，那么就唯有依靠次子了。再怎么说总是自己的亲生骨肉，纪云虽为手足，百年之后总不能将家业传给兄弟。于是，他便发出急电，召两个儿子回来到“庆丰”理事。对两个儿子的要求上也显露了他的内心，打给在上海读书的小儿子晔如的电报，是要其立即弃学返锡，二儿子的却是学成之后立即回国，一个“立即”，一个在“立即”前加个“学成”，就不但有了时间差，而且表露出急切的程度：幼子尚未读完大学，尚幼也要“立即”，次子不但已大学毕业，且去美国深造，却要“学成”。可见对幼子寄望尤为殷切，倘不是“幼”而尚未成材，只怕是只召晔如，不必星海了。而回来之后，又不似对长子般，列为一户股东，董事，与其叔纪云共管工厂，而是“协助为父及纪云叔工作”！——两个不顶一个！
唐炳源（星海）在清华结业前夕，曾有意恭问其父，准备让他做什么，保谦老先生告诫他说：
“你为人太冲，太过自信，不是做官的料，做官的人得八面玲珑，还要难得糊涂，你怎么做得来——日后不许你从政为官，只一心去从商，从这方面去承继祖业吧！”
于是于一九一九年，唐炳源（星海）便从清华大学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深造了。他风度潇洒，又是舞场高手，网球健将，人又聪明好学，在异国学府里也是个好学生，而且进步很快，他首先选修的是纺织工业前纺工段的机械制造，因为他离家赴美时，老父已明确交待：要办纱厂，他必须学有这方面的全面而有用的知识。他严遵父命刻苦学习。至于打球，无非是有了更利于学习的健身手段；跳舞，一方面为了调剂紧张的学习，一方面也为了未来的交际方便。可以说他的一切活动，都围绕一个核心：学成学好，将来继承好祖业，当个全方位高超企业家。目的明确，动力足，便也对所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那些什么清花机、钢丝车、并条机、粗纱机等等都倾注了兴趣和心血，以快速度获得了这方面的硕士学位，紧接着又投入了紧张的纺织管理学的学习之中。此时从家信中得知庆丰纺织漂染厂已然投产，他更加紧了学习，并设身联想，似在课堂上便已置身于庆丰的管理之中了。仍是学得好，结业得早，又获得了该学院企业管理硕士生的学位。
就在学位将到手之际，他收到老父由国内发来的急电，他一看便知家中出了重大变故。这可是大事，一来这是他的家，二来关系着他的继承权问题，恰好也到了老父要求的“学成”之时，他就在获得学位证书后，当即加紧准备，于一九二三年盛夏告别了异国师友，乘船踏上了归国的航程，一路上家庭、工厂、事业，他想了很多很多。
在美国，由于他的条件优越，曾屡蒙异国同学中女郎“黄”、“绿”之睐的含情秋波，更得留学同胞中异性不断地示以柔情蜜意，可他一来重于学习，二来也无足以占据他心房的丽影，从未虑及婚事。却不料于归来之始，刚刚踏入国门时，竟遇上了高照的红驾。
一九二三年十月，上海正是金秋烂漫。就在他父亲设在上海北京路四百四十四号庆丰上海办事处为欢迎他而举办的舞会上，他一眼就从华丽、摩登、争芳斗艳的如云美女中发现了一位令他耳热心跳、甚为倾心的大家闺秀。她似金秋般丰满，如春花般艳丽，夏荷般挺秀，冬梅般清丽脱俗，如画的眉目，饱含温情、丰腴的姣靥，流光泛采，颀长的身材，亭亭玉立，得体的举止，高雅出尘。他当即不由自主地快步接近，有礼貌而姿态优雅地邀其跳舞，她也落落大方地搭手与他飘入了舞池。待问得这位小姐的芳名为温金美时，他似觉有耳闻；同样的，待他通上姓名之后，从温小姐莞尔一笑中也流露出“君名不虚”！后经朋友提醒，他才恍然大悟：他的堂兄曾专门向他提及此女：不仅才貌双全，风华绝代，而且门楣甚高：祖辈做过满清高官，海军大臣；其父温宗尧现在政府外交部门供职，其母也出身名门，与上海声名极为显赫的“查理宋”之妻是至亲的姨表姐妹，（“查理宋”的长公子宋子文不久后即成了政府要员，三女宋美龄也嫁给蒋介石。即使此时，也已富倾天下了）。
天下之大，可求而不可遇、可遇而不可求者比比皆是，唯两情巧合，珠光玉灿，相映成辉，方为神仙眷属。经人撮合，保谦也可谓得了“媒灼之言”，他又极中意于温家的富足（现在宋家尚谈不上高官显贵，保谦公也很不愿与高官结亲的），便发下了“父母之命”。“程序”健全，不久，两家就在上海为唐星海、温金美举行了盛大的婚礼，这对唐星海来说不仅不是一般性的“终身大事”，而且直接关系他一生的事业。
唐星海急如星火地赶回国内，到他家的“庆丰”一看，远远地便有些失望：平淡无奇的外观总体设计，埋在群居中浑如一体，毫无爽目之处。第一印象就是：土！太土！丝毫表现不出庆丰的特色与气度，这怎么行？外部空间环境已然如此，那么内部空间环境呢？唐星海只觉得：乱！太乱！而采光与色彩上分明无意于用心设计，厂房内的设备与附属设施的安置与布局又很不科学，因而又显得暗、脏，给人以压抑感。机器虽说是最先进的。可分明是有些陈旧了，而且利用率又很低，保养也极不科学！因此，他头一眼的印象就是：老牛车！再看看管理，愈加不满，由表及里都是一个字：旧！太旧！不仅他那明显衰老的父亲仍是常年的长袍马褂疙瘩帽，一年到头捧着水烟袋，连一些职员、帐房、管事，甚至一些老资格的技术人员也是这青一色的装扮，连他那年纪甚小、读书不少的三弟晔如也是一副“长衫先生”的模样与神气！他的六叔不仅装扮如此，那神态举止更仍活脱脱的是位农村老太爷！俗，太俗！根本没有，也没有人懂得什么“生产技术规划”、“生产工艺管理”，涉及一点现代管理，各级人员均是一问三不知，唯一的“先进”设施是尚未译成汉语的波罗（汽笛）每天叫那么有数的几次，催促工人上班，看到的只是该负起工场、车间全面责任的领班，都似一个个土佬财般坐在办公室里专心地呼噜呼噜地吸水烟，似百无聊赖，无所事事，无所用心；那些本该对生产进行设备与成品检查，对工人进行技术指导的宕头、工头们个个似地头监工，只晓得对工人开口骂，动手打，差，太差！土而乱，旧而俗，管理又如此之差，所以在唐星海的眼里，那“老牛车”也不是新的，好的，而是架陈旧的老牛破车！
可那些惯于此习的主事人们却完全与唐星海的看法相反，特别是他的自居要津的六叔庆丰总管唐纪云，不但安之若素，而且陶然于其中，怡然自得，攸然而乐：本来嘛，就算是老牛车也比手推独轮有用百倍。何况在他眼里庆丰简直是辆无与相匹的驷马高车呢？“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在无锡这座古城里，庆丰虽谈不上首屈一指，也不是位居其末，就是有些不如人处，那名声响亮的“双鱼吉庆”也足以压倒无锡一切同行，一美庶百五！有钱赚，有名气，这大的厂子，这多的人，还要什么？只要守成就是了。因而便觉得陶醉无限，安逸无比，乐孜孜地安于现状——“保守”的形成，多半如此。
这样一个陶然自得、易于满足的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传统思维占据的封闭、保守式的经营王国里，忽然闯进了一位对现代管理学有所长、习有所成的，锐意进取的高大青年，是怎样的不协调，时代差又是怎样的显著！那碰撞也定是势在必然与猛烈的。
唐星海是满怀激情与信心应父命回国主持产业的，他自信，只要他一到厂，他父亲就会很重视他，至少让他参与管理。谁知，父亲有父亲的标准，也有他的打算，吸了一阵水烟之后，不紧不慢地吩咐道：
“炳源，你刚回来，情况还不太熟悉，就先协助你六叔和三弟做些事吧。”
协助！参谋、副手都怕谈不上。只是个跑腿学舌的助手罢了，做封闭、保守的土财主老太爷式的六叔的助手已够委屈，而且竟排在了小弟之后！小弟不过得就近之便，一步之先，总共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