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年商业巨子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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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百年商业巨子txt- 第1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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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罢,插起手枪,悻悻地拂袖而去。这番话也说得苍白无力,老父的遗言与不许你们背着主要董事开会何干?你搞阴谋也要人“心胸宽广”吗?也得由着你的性子么?    
  这一次,唐星海可以说早已利用薛、蔡两大支柱驾起了主体建筑,再以他的积威做了装修,巩固了他的大厦,以压倒的优势战胜了弟弟。只不过因此而形成了公开分裂,兄弟间破了脸皮,又外贼乘虚而入,引起了更大更激烈的阅墙之争,一九四三年两兄弟终于对簿公堂法律相见了。    
  抗战爆发不久,唐星海即转移出庆丰一些设备,并在上海又设“保丰”,没多久原庆丰被炸,到了一九三八年春末日寇又将庆丰交给日商大康纱厂经营,大康的经理大和藤七无法独力恢复生产,稍一整理便于一九四三年五月交给了南京汪精卫组织的伪政权的“实业部”。汪伪的实业部当即发出通知,表示要归产权与原主,要原庆丰纺织漂染公司派代表前去接收。    
  依常理,唐星海一直是庆丰的经理,是当然的合法代表,理应由他出面接收,可他的弟弟却又一次得地近之利,再度捷足先登了。而且此番是经过了比较周密的计划而后动的。他首先串通了多数老董事,六叔纪云自不消说,叔兄五叔申伯之子松源及华使民等正是他的“老班底儿”,更将姐夫蔡漱岑也拉过来,取得了董事的多数,又下功夫巴结上了汪伪实业部部长袁愈,与其攀上了交情,袁愈也正欲乘此离间唐家,以收控制之效,一口答应为唐晔如帮忙。至此,唐晔如已于公、私两面获得了支持,便组织了一个以唐纪云、蔡漱岑、华俊民、唐松源为主体,又拉上了孙祖苍、章骏、陈中等颇具实力的股东管理委员会,正式出面接收了庆丰纺织漂染厂。入厂两个月,便一切基本就绪,却怕自选经理人员不够“权威”,唐晔如又活动袁愈,由实业部出面,指定唐晔如为经理,并兼厂长,宣布解散了原管理委员会。于是,庆丰便落入了唐晔如的掌握之中。    
  唐星海自不甘心,却因尚无良好时机,故不动声色,更做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态势,以待时机。而且坚信时机不久即至。    
  果然,没过几个月,到了当年,即一九四三年的九月汪伪政府“改组”,实业部长换成了杜恩平,袁愈下了台,唐星海认为时机已到,便通过关系运动了时任实业部次长的陈蜚君和另一权要王树春,在取得了这两个人的默许后,正式呈状,申诉于无锡法院,后直上诉到南京法院,唐晔如毫不示弱,立即经过紧张的通融、谋划,出面与乃兄打起了旷日持久的产业官司。    
  无锡法院,由于有老将“托孤”重臣唐纪云出面力证与力争,判得自对唐晔如有利,而南京法院则不同了,陈蜚君虽是个次长,可他的根子很硬,是汪精卫的小舅子,莫说姐夫汪精卫,就是姐姐陈壁君又谁个敢惹?杜恩平又事不关己,乐得清闲,自是这个“贵戚”代表了实业部介入这场官司。有了这层关系,南京法院自是倾向唐星海的,却因唐晔如一方“据理力争”:唐星海已自幼过继给四房唐若川为子,有继单为凭,且尽人皆知唐星海幼时称保谦公为“伯”,故无权继承保谦公的遗产;唐晔如的继承产业与任职是经过实业部授权的,不能任意更改,故而一拖再拖。    
  正在相持不下时,介入了一种意外的动因,使这场官司迅速向有利于唐星海的方面转化。    
  狡猾、阴险的日本大康纱厂经理大和藤六抛出了他蓄谋炮制的“备忘录”,要庆丰“偿还”他在庆丰的“复旧费”,竟累计为一百一十二万余日币,合当时的中储券六百二十三万余元。偌大的数目吓坏了诸多董事,一齐推给了唐晔如,可他又哪儿来的偿还能力?于是,由俱生怨,各自揣起了心腹事,也更是思想起唐星海:他可是有多大难题都是铁肩担重任,从不转嫁董事们的!也正是利用这一契机,唐星海直接回到庆丰并要求召开董事会。在会上他理直气壮地提出:多年来庆丰都是自己的事由董事会解决,事无大小,皆从此例,这是老一辈立下的铁传统,可为什么像接回庆丰这样的大事竟然不经董事会研究,几个人就擅自成立了一个什么“庆丰厂管理委员会”去接回厂子?这难道不是违反了传统惯例?这个所谓的“委员会”不合法,也代表不了庆丰的全体董事,是对董事会的亵读;传统以来,都是董事会才有权推举经理,再委托经理任命厂长,否则,这经理与厂长的产生与任命是无效的,凭什么要由实业部指定?言之成理,凿凿有据,唐晔如已无力招架,何况此刻又被日商扰得六神无主,支持他的董事们又袖起了手来?只好知难而退,交出了大权,并拉走了唐松源,叔兄弟俩在上海另创了个源丰毛纺厂与肇新纱厂,办得倒也不错,也自此,两兄弟不但在财产上彻底分家,而且经营道路上也分道扬镳,且较起了劲。唐家的子侄各有彼此,手足乃至一族之内的纷争似不足训,然而竞争的形成,对企业也有它好的一面。在“庆丰家庭争夺战”中,两兄弟互不相让,以至不惜投效外人找官府为靠山,则更不足以为训。    
              保住三十三家工厂    
  一九二七年的美棉筋斗,是社会政治气候掀起风波给唐星海最重的挫折,其后虽再无此等惨痛,却也是关隘重重,风浪叠叠。    
  老父去世后,唐星海寄在上海的印花设备便到了启动的时候了,在汉口建筑第三工场的打算也可得以实施了,他甚至还想到苏州、上海再办新厂。可企业越大,范围越广,越要求你必须有足够的竞争手段与强大的竞争能力,增加新品种,提高产品质量与企业信誉都不可稍有疏忽。因此,他未雨绸缪,决定先出国去彻底考察一回,于是便于一九三七年六月底,由上海乘船启程,赴英国的曼彻斯特,参观考察了那里可称得起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纺织设备与附属设施,再转而去法国、瑞士。可在他踏上法国国土之前,便得到了一个很坏的消息:八月十三日日寇借口中国守军于虹桥机场击毙两名日本官兵,向上海发动了猛攻。    
  唐星海牢记父训:不问政治不做官。可他不能不关心,甚至得十分重视时局的变化,因为大的政治动乱,特别是战争,直接关系着企业的存亡,所以,他一离开上海便很注意用随身携带的收音机收听新闻,虽说到了国外,由于他精通英语,而外台的报导绝不会迟于本国的电台,因而,尽管他身居异邦仍可随时得知国内战况。一听到上海已发生了激战,当即意识到了无锡难保,所以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瑞士都是边参观边作应召回国的准备,果然,很快就接到了催他归国的电报。    
  日寇眼看就要逼近城下,无锡危在旦夕。留下作日本治下的企业,被讥为汉奸,哪个董事也绝不肯的;可是放弃了庆丰,这多年的积蓄与心血,又哪个也不会甘心。可“事急矣”!何所适从?群龙无首,唯有团团转,这就更显出了唐星海的重要,便急电追回了经理。    
  唐星海的参观中途而断,急如星火地赶回无锡,从接到电报起,他内心就连呼“糟糕”!这一巨大的战争风浪不但一下子摧毁了他那已思虑成熟的扩展宏图,连基本根基庆丰也在摇摇欲坠之中了,他怎能不心如火焚?    
  主心骨回来了,董事们急不可待地于唐星海归来尚未坐稳时便发出了焦灼地询问:    
  “唐经理,你可回来了!战火眼看要烧到无锡,你可快拿大主意呀!”    
  “星海兄,几时召开紧急董事会呀!”    
  “唐老板,那股份可是我家几十年的全部的积蓄呀!”    
  说话间,那可怕的炮声已是越来越响,越来越近,越来越频,董事们也就越来越慌,慌得竟不顾可能与否提出了退股的要求。    
  唐星海又何尝不急?可他终究是“主心骨”,急而不乱,很快就在庆丰设在上海的股份有限公司召开了董事会,说是研究大计,其实已六神无主的董事们还哪儿有“研究大计”的清醒思维?唯有唯唐星海是命了。唐星海在分析了无锡失守不可避免,他们绝无改变大局的能力后提出“惹不起就躲”的主张,说:    
  “第一,我们要收集尽可能到手的资金换成外汇,储备起来,以便将来复兴时添置机件,继续办厂。第二,迅速将厂里的存货、棉纱、棉布与原绵、半成品等,分散地转运至比较偏僻,比较安全的外乡外埠,能销的销掉,不能或不及销的储藏起来。第三,不能让庆丰的机械设备落入敌手,必须抢在日寇攻城之前,抓紧拆机装箱从速运去内地。恰好,两年前,我在汉口买了块地皮,就运去武汉吧。”    
  会刚开完,长江已遭封锁,沪宁铁路线也断了火车,唐星海只好与爱妻温金美乘公司的小汽车回了无锡。    
  到厂下车伊始,唐星海立即向惶惶以待的职员们宣布停产转移,并迅速选定了拆车装运的人员。余下的一律疏散。职员可按停薪留职外出避难,工人则请转回农村,或由厂里安排疏散到农村,以避日寇之凶锋,并向工人们保证说:    
  “只要抗战胜利。庆丰能恢复生产,我是绝不会忘记大家的!”    
  在那危机的岁月,这一句饱含人情味的话,对同仇敌汽而又身陷危局的同胞,是何等的慰藉!    
  据有关文章记述,当单独私嘱保管并转移唐星海个人的资金与帐目时,负责财务的副厂长、老实厚道的陶心华请示说:    
  “中南银行的借款,是用棉花、棉纱做抵押的,如今尚堆在中南栈房里,银行又不许人处理,落入日寇手中怎么办?”    
  唐星海听了,心下窃喜,问道:    
  “这数目能有多大?”    
  陶心华回说:    
  “共计棉花十万担,棉纱千五百件。”    
  唐星海当即叫陶心华组织人将这批实物运出,转移到芜湖或汉口。    
  处理了庆丰转移的大事,一回到上海,唐星海便嘱咐妻子温金美将所有的手头“法币”与在他命令下不断从外地汇来的销售款日逐连续一律兑成外汇,甚至九丰与庆丰的个人存款也均兑换了,并被他据为己有。此间对股东们确实很有侵害,也正是如此,唐晔如才于一九四四年发难欲对其兄的经理之位取而代之。    
  就在唐星海下罢职工疏散、机器转移的命令回沪设几天,一九三七年十月一日,沿沪宁线狂轰滥炸的日寇飞机炸毁了无锡火车站,并殃及池鱼,丢进庆丰三枚炸弹,一枚将漂染工场全部摧毁,另两枚不但引发了一场大火,而且炸毁了一、二工场附近三分之一的房屋与设备,所幸人员无伤。轰炸虽凶,职工们仍忠于职守,冒生命之险完成着拆迁转移任务,并及时电告老板,按老板指令拍摄了被炸惨况的照片,通过无锡县长,获准官运,抢出并疏散到附近农村一批设备与物资。为图再举,职工们受尽了艰辛与屡逢凶险,可再举已然无望。腐朽的国民党指挥下的军队只晓得望风而逃,日寇很快逼近了中南地区,在汉口再办厂的计划只好落空,唐星海只好又转回了上海。在八月十五日的董事会上作出了决定:在上海筹建新厂,并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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