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落空，唐星海只好又转回了上海。在八月十五日的董事会上作出了决定：在上海筹建新厂，并定名为“保丰”——“丰”承“庆丰”，“保”则内含纪念保谦之意，且“保丰”保丰，可保庆丰亦是一种不忘旧的用心。
一年后，即一九三八年八月正式筹建。
经八个多月紧张的四出活动，于一九三九年四月开机，九月全部投入运转，日产棉布八百尺，棉纱三十五件，漂染布二千尺。
第二个庆丰总算办起来了，唐星海实是费了不少的心力，也做出了一些强硬迫人的事，有伤于一些股东与董事，可究竟是在抗战烈火中办起的第一个纺织印染厂，自是别具作用与意义，可说是唐星海在战争的狂风巨浪中又开出一船。
庆丰纺织漂染厂虽经拆运与炸毁丢弃大部，却仍有约三分之一的残存部分，日商大康公司本欲诱迫唐星海上钩，写信约唐星海“合办营动”，唐星海不肯上当，工人又“磨洋工”，日商见无利可图，索性将庆丰交给了汪伪政权，才掀起前面所说的兄弟诉讼。
待庆丰又回到唐星海手中，只几个月的时间，就扭亏为盈，得以两“丰”并进，唐星海又激起了雄心，开始拓展：一九四三年末，与人合伙办了家“源丰机器厂”，一九四四年三月，与建安实业公司在常熟共办“家庭纺织工业社”；一九四四年七月，也是与建安实业公司合办了“永丰纺织工业社”。
可是，他的触角尚未得很好的舒展，更大的社会风波席卷而来：先是日寇军管了上海租界内的纺织业，保丰自在其中，不久，由于战线太长，日寇的武器弹药无法补充，就在一九四四年下半年以“全力支援战争”的口号，强迫，乃至近于强抢铜铁，仍是不及，就索性强令工厂将正在运行的机器捣毁（时谓“拷”掉），特别是纺纱印染机器，他们先以日商的六厂七厂做个样子，接着便强加在了中国纺织业的头上了。当时日商纱锭大约与华商的总纱锭相当，“拷”起来，日商无所谓，可以回国再生，可华商却只有死路一条！
严令传来，华商们如闻惊雷，整个上海，乃至江苏全境与浙江、安徽的纺织厂家急如乞命般纷纷电请苏浙皖三省纺织同业理事会设法保全。这个理事会就设在上海，唐星海当时正是这个理事会的副理事长，此时他又何尝不急得如居炉火？不仅他，他们唐氏整个家族基业也因此而处于危亡之中，家人哀促，同业重托，希望都寄托在了精明强干的唐星海一身了，他也只有拚命设法维护一途了。他就集起一些人来研究对策，七嘴八舌都有好处。唐星海从众议纷坛中综合出一个办法：去主动承担日本军用纱的代纺代织。
唐星海就联络了几个人并请上了在上海维持会与伪市府任要职的江上达，向日本驻军交涉，话尽量说得动听，不外是：三省各纺织厂家都愿为“皇军”着想，“皇军”远涉大海，军用纱运转不易，三省厂家甘为代纺代织，待军需一足，即“拷”掉机器以奉军火之需云云。
这一招果灵，日本驻军当即下令要苏浙皖三省纺织同业理事会统一安排为日军代纺代织四万五千绵纱、十四万五千尺布，机器自然就“缓拷”了。
三省理事会只是空架子，其他几个厂也没啥大能力，因而实际上是庆丰纺织漂染总公司承担了这批“代纺代织”的绝大部分。唐星海与范谷泉、吴仰山、王方揆等专家认真计算，精心安排，尽量多分配一些工厂去承担，因为多一个就可保一个，结果三省的三十三个工厂都成了“皇军”军需的代纺代织厂，并采取尽可能慢的拖延战术，催得紧了，就应付一点，稍一缓就放慢速度，甚至索性停工。日本人自也不会放松，无奈唐星海总能不断地提出理由来搪塞：不是电力不足，就是货源中断，再就是设备意外故障，还有不时的戒严，工人无法上班。反正是战时，许多东西都无法保证正常，说得又头头是道，况且也确能应付上一些结货，为了军需，日本人也无法硬逼。拖来拖去，拖到了1945年初，日寇在太平洋战场上已是节节败退，军事的失利，使日本军方已很焦心，无暇多顾，因之而引起的频繁调动，更使上海日本驻军频频换防，新的来了，不知以往旧情，也就更好搪塞，唐星海更乘其慌乱，捞了日军一把：乘日军新头。目不知原来同事改动工缴费一事，唐星海乘机以原附件为准，即以原定的高标准取费，交四百磅纱，取四百一十磅的原料、电力以及加工费。
采取这种办法，终于拖到了抗战胜利，由于确也使各厂赚了不少钱，引起了某些不明真相者的误会，斥他们为“为虎作怅”，殊不知倘不如此，绝不能保存下那三十三家民族纺织厂这一大笔国家与社会的财富，就会使三省民族纺织业遭到灭顶之灾，从这个角度讲，也是有功无过的。
再展鸿图奈时艰
抗战胜利后，唐星海自也欣慰万分，可没想到，蜂拥而至的接收大员无意为国，却专一地为己，借手中“惩治汉奸”的尚方剑，乱裁乱扣，意在敲诈，敲诈不出，也可以用做表功与掩饰其包庇真汉奸的丑行，没多久，含沙射影暗指唐星海的文章也见诸了报端。唐星海只好四出奔走，到处求人说好话，力辩清白。一则是他拿出了一些证据，二则是疏通了一些要员，更重要的是温金美的姨表兄宋子文已身居政府要津，得温金美出头活动，不消说话，只宋子文亲自乘专车携礼品回访唐宅并奉上孝敬姨母的两百银元，就足够使唐星海挺起腰杆了。只这一阵风，就当即刮光了那些已贴在保丰的全部封条，刮得唐星海变成了上海纱厂同业会的常务理事。唐星海的雄心又勃然大作。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三日的庆丰董事会上，他又雄心勃勃勃地谈出了他的恢复大计，分做三期：“第一期，纱锭整理至三万六千锭；第二期，五万锭；第三期，六万锭……至于漂染整理，以添建新厂房与源兴昌机器厂合作，另组一新机器厂……”
他又高效能地展开了活动，首先用他当年叫人摄下的庆丰被轰的照片为主要依据，请得国际救济总署四万担美棉，接着又动员起一亿余元股金，便大购进口设备，使公司各厂，特别是庆丰与保丰得到有力的充实，很快地恢复了战前旧观。他仍马不停蹄，乘胜疾驰，几乎与强化两厂同时，他又把无锡、上海、汉口、江阴、徐州、南京、蚌埠等地的庆丰事务所全部恢复，更在常州、南昌、北京等地设立了新的事务所。更没有放松人才的培育，很快在上海又办起了印染工程艺徒训练班，招收了二十四名学员，定学制六年，学习三年，帮师三年。
更没有忘记以制度、规则治厂的宗旨，不久即制订并完善了含有九项制度的《工厂各项办事细则案》。
很快，不仅恢复，而且超过了战前水平，甚至演至“双鱼”供不应求，经常加班加点，致日产细纱六万五千二百八十四磅、棉布七百二十八尺，利润几乎直线上升，据一份材料上记载，1947年庆丰投入资金二十八亿一千八百二十万六千九百元（法币，当时尚未变魔术似地贬值）。
净纯利润为十四亿二千二百二十万零二百元。利润在资本定额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春风得意，青云直上，唐星海也乘机办了属于个人的许多企业，如什么“公永纱厂”、“庆源号”、“大利达”布庄、“宝丰堆栈”、“北新隆农场”、“无锡永信化工厂”、“昆山永润油厂”、“马迪汽车公司”、“通惠冷汽车公司”等等。
可是，好景不长，国民党于抗日胜利不久即追不及待地发动了内战，并将失败损失加在了民族企业身上，统购统销，通货膨胀，一日数变，穷人的日子不好过。民族企业也不好过，曾在多人的鼓吹下，唐星海动了心，出面求见那已做了“国府”财政部长的姨表舅兄宋子文，结果，没见到正主儿，还受了一番官腔冷落，还被敲去了一笔美金，买了那根本难得偿还的“黄金建设公债”！到了一九四八年，由于缺铁缺棉，庆丰、保丰两厂均常常是每周里开三停四，半死不活！半死不活总还是能活，待到了一九四八年八月金元券登市强购民间黄金、美钞，更陷入——包括唐星海在内——于水火了。在蒋经国因此而将申新的总经理荣鸿元判刑之后，唐星海再也坐不住了，有人劝他去香港避避风头，他也想起了最近结识的香港一大金号老板简鉴青，便于解放前夕，携眷去了香港，先做地皮生意赚了钱，又与忠厚、豪爽的简老板合办起了“南海纱厂”，从此他的一支便在香港定居下来。
庆丰，一九五四年进入公私合营，改名为公私合营无锡庆丰纺织厂，一九五六年九月又改名为国营无锡第二纺织厂，一九九０年进入一级企业行列。
保丰，一九五五年公私合营，一九七０年纺织部分迁福建三明市，组成了三明市纺织厂，印染部分与上海一小厂合并，成立了上海第六印染厂。
唐星海与庆丰、保丰已成过去，然而，翻翻这段历史，亦或获益。
（肖舫） 黄楚九和“上海大世界”
黄楚九（一八七二—一九三一），浙江余姚县人。十五岁时跟随母亲闯荡大上海。三十五岁时已是上海有名的富豪之一。一八九０年开办中法大药房。一九一七年创办大昌烟草公司，不久又创办了福建烟草公司。并插手娱乐业，开办“新新舞台”。一九一三年开办“楼外楼”游乐场。一九一五年开办新世界游乐场。一九一七年开办“大世界”游乐场。一九一九年开办“上海夜市物券交易所”，同时开办“日夜银行”。一九二七年投资房地产失败，急恨交加，从此重病身。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九日在气恨中病逝，享年五十九岁。死后，他的资产合价仍有六百多万元。
一代宗师的后裔
浙江省余姚县，东临波涛汹涌的大海，南靠巍峨挺拔的四明山。川流不息的姚江流贯全县的东西，用她的乳汁世世代代无偿地哺育着两岸的华夏子孙。在这风景秀丽的余姚县，明末清初时曾经出了一位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黄梨州）。时隔一百八十多年，黄氏家族又出现一颗耀眼的明星，他就是大企业家黄楚九先生。
黄楚九，名承乾，字楚九，乳名小三子。一八七二年四月九日（清同治十年岁次壬申三月初二）出生在余姚县历山镇桃园村。其父名叫黄知异，为黄宗羲的后代子孙。
黄氏家族世代行医，尤以医治眼科疾病出名。黄知异承继祖业，为余姚县远近闻名的眼科医生。
黄知异的原配夫人已经生有两子一女。长子楚琳，次子楚善。这两个孩子从小贪玩，不爱读书，不求上进，令黄知异十分失望。黄楚九为黄知异小妾蒋氏所生。蒋氏出身贫贱，年轻貌美，鹅蛋型的脸上长着一双清澈、明亮的大眼睛。得到丈夫的宠爱。当生下黄楚九后，在家庭才有了一定的地位。黄楚九出生后，活泼可爱，两只眼睛酷似母亲，清澈明亮，炯炯有神。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