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召，一呼百应，纷纷抵制日货。在此期间，黄楚九作为爱国实业家，做了一件有益于国家和民族，大长中国民族工商业志气的好事。
日本在中国大量倾销的商品大部分都受到了抵制，只有一种大众普及药品——仁丹，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到处都有它的踪影。不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到处可以见到仁丹商标的翘胡子头像。黄楚九对这小小仁丹在中国大地横行无忌愤愤不平。他一心想研制出一种类似的新药，来与日本“仁丹”相抗衡。
一九０九年（宣统元年），黄楚九得到一张“诸葛行军散”的古方，同时参考黄氏祖传《七十二症方》中有关方剂，经过反复研制，终于拟制出新的方剂。以薄荷、冰片、丁香、儿茶、砂仁等十余味芳香健胃药为主要成份，做成比绿豆还小的药丸，取名为“人丹”，以龙虎为商标。从此，“龙虎人丹”这个药名便响亮地传开了。
一九一０年（宣统二年），黄楚九在浙江路租了两幢房子，成立一个龙虎公司，由黄楚九亲自监制，并且一再改进配方。他顺应抵制日货的潮流，大力宣传“中国人请服中国人丹”。同时，在装璜上下功夫，药袋上商标十分醒目，左边是腾飞的龙，右边是呼啸的虎，颇有龙吟虎啸的气势。
龙虎人丹上市后，虽经黄楚九大力宣传，销路仍然不好，质量一时也难以赶上经营多年的“仁丹”。经营了一个阶段之后，人丹的销售仍不见起色。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黄楚九将龙虎公司连同龙虎商标及所用家具等作价四万元，转卖给中华书局董事长陆费逵和总经理沈知方，他们改名为中华制药公司，继续制造销售“龙虎牌人丹”。
陆费逵和沈知方长期经营出版业，对医药并不在行。他们对大量倾销中国大陆的日本“仁丹”束手无策。经营两年多，将资本几乎全部赔光。无奈，到一九一五（民国三年），陆费逵只好作价二万元，又把“龙虎人丹”连同“中华制药公司”退还给黄楚九。
黄楚九收回“中华制药公司”后，附属在中法大药房之下，继续制造“龙虎牌”人丹。为了大肆宣传，他把公司里的学徒和药工们分成几路人马，赴全市各地，把凡是贴着“仁丹”广告的地方，都贴上醒目的“龙虎人丹”广告，与其展开竞销。结果，销路仍然不畅，一年只卖了一百多箱。黄楚九并不气馁，他继续大做广告，并采取放帐赊销，扩大批零差价等办法吸引零售转销。他OJ还抓住夏令时机，将“龙虎人丹”与艾罗解毒药以及罗威蚊虫水配套出售，作为“夏令必备卫生品”。黄楚九的这些措施果真奏效，“龙虎人丹”终于销路渐开，先在上海走俏，逐渐推向全国。
日商东亚公司的“仁丹”销售部设在上海河南路。他们早就发现中国人制造一种“人丹”，要与他们竞争。因其味道、色泽、效力皆不佳，也没有人愿意买，故而没有理睬。如今眼看“龙虎人丹”销售量大增，对他们构成了威胁，便控告中华制药公司制销“人丹”是“冒牌”、“侵权”，要求中国政府勒令停产。黄楚九丝毫不怕，聘请上海著名大律师，与日商大打官司。由于双方各不相让，官司逐步升级，一直打了十多年。一九二七年上诉到北京最高法院机关，最后由内务部做出终审裁决，判定“人丹”与“仁丹”两药各不相干，可以同时在市场上销售。
在十多年的诉讼期间，“人丹”的名声逐渐扩大。胜诉之后，“人丹”的销路大增，生产扩大了几倍。
一九二六年夏秋之交，上海流行霍乱。黄楚九抓住时机，大事宣传“人丹”之妙用。他在报上刊登广告：
“时疫猖獗，防传染，救危急，不可一日无此二者——人丹、急救时疫水。上海三马路中法大药房发售。”
由于黄楚九抓住时疫流行，居然使与霍乱无关的“人丹”和“时疫急救水”成了畅销药，中法大药房因而又大发了一笔财。
黄楚九与日商打了十多年官司，花的诉讼费、疏通费、人情费共计十余万元。他既不心疼，也不后悔，他说：“这是给我自己出了一口气，也是给中国人出了一口气！”
一帖“百龄机”又赚大钱
黄楚九步入中年之后，经常吃大鱼大肉、山珍海味，因而消化功能减弱，食欲不振，大便秘结。自己配一些中药吃，疗效并不好。有位高手给他开了一副药，黄楚九吃了不仅症状大减，而且此药竟成了他又一株“摇钱树”，给他带来巨大财富。这位高手是谁呢？就是黄楚九的大女婿臧伯庸。
据有关文章记述，黄楚九选臧伯庸为婿，制售“百龄机”，原有一段有趣的故事。他的四房妻子生有三男六女。三个儿子从小娇生惯养，皆不成才。那么，这一大摊家业由谁来继承？黄楚九把希望寄托在女婿身上。他有六个女儿，如果有六个精明强干的女婿，也一样继承他的家业。所以，黄楚九对于选婿，十分重视。
当长女到了结婚年龄，他就开始物色女婿。他把他认识的年轻人认真挑选一番，中意的一个也没有。后来想起过去在北京认识一位名士叫臧瑜，他有个儿子叫臧伯庸，长得英俊挺拔，一表人才，而且志向高远；准备东渡日本学医。黄楚九便给臧瑜写信，表示要把长女嫁给他儿子为妻。臧瑜很快回信，欣然表示同意。一九一二年，臧伯庸去日本留学归来，便择吉日与黄楚九长女黄淑贞完婚。臧伯庸有知识、有才干，果然成了黄楚九在事业上的得力助手。
臧伯庸在上海静安寺路斜桥弄开了一家伯庸医院，购进X光机、人工太阳灯、镭锭照射机等，成为当时上海比较现代化的华人医院。伯庸医院开业不久，因臧伯庸医术高明，名声大振。老中医黄楚九患病，还得由女婿诊治。他给老丈人开的具有滋补、开胃、润肠等多种功效的药，被黄楚九发现，这是一种对老年人普遍适用的药，如果推广开来肯定能畅销。黄楚九把他的想法和女婿说了，臧伯庸表示赞同。他们商量该药用什么名字合适。黄楚九说：
“百灵剂如何？”
“不妥。”女婿说，“世界上哪有‘百灵’的药品，别人一听就知道这是一种宣传广告，是推销手段，不如改为‘百龄剂’，取其延年益寿之意。”
“好，甚好！”黄楚九说。他想，到底是洋博士，深明事理，竟胜我一筹。
黄楚九与女婿将药名起好后，又请谋士拟了一篇销售“百龄剂”的广告，送到报馆刊登。谁知第二天报纸登出来时，排字工人将“剂”字误排成“机”字。“百龄剂”成了“百龄机”，这可如何是好？如果登报更正，新药还未问世，名字就弄错了，影响不好，也不吉利。黄楚九正在发愁之时，一位朋友说道：
“可以不用改，用‘机’字更好。‘机’可以作为‘机体’解释，即常服用此药，使人具有可达百龄之机体。”
还有一位朋友说：
“中国的药名，都是叫丸、散、膏、丹、汤、剂、片等等，把药名称为‘百龄机’，可以突破常规，不落俗套，分外新颖。”
“好！”黄楚九说道，“只好将错就错吧！”于是，决定此药正式命名为“百龄机”。
一九二三年，百龄机由中法大药房投入批量生产，但是未用中法大药房的名义，而是虚设一个“九福公司”。黄楚九认为该药万一砸了牌子，不会祸及厂家或商号。百龄机试销后，很多老年人争相购买，反响不错。黄楚九认定这种药一定能畅销，决定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除了在报纸上大做广告之外，还雇用大批人到市内各处张贴广告。在电线杆、广告牌、房角屋墙等公共场所，随处可见“百龄机”如何好的广告。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黄楚九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七一０号租赁了一幢五开间的三层大楼，使虚设的“九福公司”成为实体”，“百龄机”用的是“九福牌”商标，图像上九只蝙蝠围绕一个“福”字飞，“九”表示多，“蝙蝠”为福，多福多寿之意。“九”还与黄楚九的“九”字一脉相通，这个商标实际上也是黄楚九本人本家的徽号。
黄楚九为了销售“百龄机”，煞费苦心，采用了各种招术，简直使人难以想象。
他除了请人在报刊上刊登广告，挖空心思鼓吹宣传外，还别出心裁，用特大的风筝，上挂箱箱，内装广告、海报，将风筝放飞，飞到市内上空，箱笼自动打开，宣传“百龄机”广告、海报满天飞舞，飘飘落下。引得街上万人驻足，争抢海报。
黄楚九又嫌风筝飞得不够高，租了一架直升飞机，在整个大上海，遍撒“百龄机”广告。
黄楚九还在炎热的夏季，大量订做印有“百龄机”的广告的纸扇，免费赠送顾客。南方天热，人人手不离扇，广告随人而走，遍布上海及全国各地。黄楚九还不惜工本精印了几万册《百龄机画报》，主要内容是宣传、表扬“百龄机”功效，上面印有照片、用户来信等宣传材料。黄楚九登报声明，用户只需随函附上二分邮票，即可免费寄赠画册。结果，索要者不计其数，使邮局应接不暇，日夜用麻袋装运分发。
此外，黄楚九还特制大批“百龄机热水瓶”、“百龄机毛巾”，按成本廉价委托出售。还印制“百龄机美人图月份牌”，赠给购买“百龄机”的顾客。在一九二八年，黄楚九又别出心裁，宴请一百多位七八十岁的“老寿星”，请他们合影留念，把照片在报上刊登，题名为“百龄大会”。说明这些老寿星之所以延年益寿，是因为服用“百龄机”的结果。
黄楚九做广告不惜花费巨资，这是许多商人难以相比的。他用在广告上的费用，占总开支的五分之一以上。他深知宣传在经商活动中的重大作用，广告费用和所得到的巨额利润相比，只不过是钓得大鱼的小小鱼饵而已。
一九二三年，从黄楚九服用一副药起，到一九二六年，短短三年时间，“百龄机”给他每年赚得五十万元。一九二六年，高达一百二十万元。
“百龄机”销售的成功，使黄楚九有了财力扩大再生产。一九二七年，他投入巨资，在白克路派克路转弯处（今凤阳路黄河路口），建造一幢三层钢筋水泥楼。把九福药厂正式改名为九福制药公司（今黄河制药厂前身）。公司由黄楚九三女婿陈星五担任经理。除了销售“百龄机”之外，又推出治疗咳嗽、肺病的“补力多”、营养补剂“乐口福麦乳精”，均成为当时热销药品。九福制药公司兴旺发达，许多名医、名贾都有投资意向，黄楚九便吸收他们的资金，把独资改为股份有限公司，并陆续在天津、济南、重庆、沈阳、广州、福州等地开设分公司，甚至到新加坡也开了一家分公司。
黄楚九在经营中法大药房、九福制药公司的同时，一九一六年，盘进了经营不善、面临破产的罗威药房改名为罗威公司，做为试制新药品的基地。一九二三年，又盘进上海有名的中西大药房。经过五年的经营，到了一九二八年，扭亏为盈，名声大振，获利甚巨。
到二十年代末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