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二年，京剧泰斗谭鑫培接受黄楚九的邀请，到上海新新舞台演出。这一年，谭老板六十五岁。他是梨园里的著名人物，常在清朝宫廷里演出，连慈禧太后都是他的“戏迷”，授衔“内廷供奉”。同时被邀请的还有花脸金秀山、青衣孙怡云、小生龙德会、老旦文荣寿、丑角慈瑞金，都是一等名角。可是，他们和谭老板等上演三天，剧场冷冷清清，上座率不佳，而且报上连一篇捧场的文字都没有。这不仅使谭鑫培丢了面子，新新舞台也声誉大跌。
当时上海有个习俗，凡各地到上海来演出的戏班子，不论什么样的演员，到了大上海，都要“拜码头”。“拜码头”也不能自己乱碰瞎撞，需要听戏院里的“案目”们调度。这些人与当地士绅、富豪、帮会、地痞头目、巡捕，以及报纸、电台主笔、记者等等都有密切联系。一旦上新戏，案目们便拿着戏单到这些人家去送票，请他们捧场。剧团想演好戏，没有这批“案目”的活动，是不行的。只有把“案目”们喂饱了，大摆筵席，塞上红包，他们才肯出动，陪着戏院老板和主演到各处“拜码头”。这样，包你演出时座无虚席，满堂全红，而且新闻媒介也会开足马力为你捧场。如若不然，就会弄得你下不了台。
谭鑫培来了，没有理睬上海梨园的习俗，没有把“案目”放在眼里。结果他们就给谭鑫培来了个“晾台”。
谭鑫培没有在乎，可黄楚九却受不住了。他做的是生意，票房冷落，他就要赔钱。他不知道是“案目”在作梗，消极罢工，误以为谭老板的戏不叫座。有人说《猪八戒盗魂铃》这出戏比较好，有惊险高难动作，剧情风趣逗人，上座率会高。
黄楚九与谭老板商量，能否改唱《猪八戒盗魂铃》，说道：
“这出戏如果您老肯唱，一定会叫座，卖十几个满堂没有问题。”
按道理谭鑫培应该一口回绝，因为这出戏不是他拿手的老生戏；况且这出戏有高难度的武功动作，他年届花甲，力难胜任。但是他眼见这次来沪演出，生意不好，自己大丢面子，还有黄楚九的请求，不能一点不买他的面子，只好勉为其难地答应演《猪八戒盗魂铃》。
黄楚九见谭老板答应了，很高兴，便亲自出马，发动宣传机器，大登广告，把该戏如何惊险，吹得天花乱坠。上海京剧观众们认为：“谭老板工老生，这出戏以武功见长，他怎么能演这出戏？难道年纪大反倒长功夫啦？看不透！”
看到谭鑫培要演《猪八戒盗魂铃》的消息，不少人为谭老板捏了一把汗。一位名演员孙菊仙劝潭老板武戏文唱，有些动作可以简化，只要说得过去就行。谭老板认为孙菊仙说得有理，在开演后，有些应该惊险的地方，只是象征性地应付一下。有的观众认为谭老板年事已高，不予计较；可是有一位姓李的四川人，当场就喝了一声倒彩。这个倒彩，给谭鑫培来个下不来台，为新新舞台添了乱。台下纷纷扬扬，台上草草收场。黄楚九在新新舞台养着六七个打手，把喝倒彩者拖进剧场后台，重重地打了一顿。他们不是出于爱护艺人，而是因为喝倒彩者冲了黄老板的财气。
落幕之后，有些观众打抱不平，拥到后台，要求释放喝倒彩的观众。双方僵持不下，最后黄楚九下令将姓李的商人放走。
黄楚九以为这是件小事，隔夜就完。没想到，第二天打开报纸一看，报纸上登载着新新舞台侮辱观众的文章。那位因喝倒彩而被打的商人，也到各报馆陈诉当时被打的情景。第三天，又发表数篇文章抨击新新舞台，还有著名编剧兼演员郑正秋也写文章，支持受辱观众上诉公堂。一时间烈焰腾起，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黄楚九没想到事情闹到如此地步，不仅剧场生意大受影响，他本人也在上海滩大丢其脸。他觉得这样闹下去，影响太大，必须赶快结速这个局面。只得去请上海梨园界联合会出面调解。调解的结果是黄楚九、谭鑫培联名登报向李姓观众公开致歉，还请在这件事情中起主导作用的郑正秋到饭店吃饭。黄楚九与郑正秋本来不相识，初次见面，黄楚九主动承认新新舞台举动鲁莽的错误，请郑老兄看在谭老板的薄面上，请手下留情，舆论就此打住。郑正秋见鼎鼎大名的黄楚九居然能认输服理，表示将偃旗息鼓，不再参予此事。
饭后，郑正秋穿起长衫回家。脱长衫时，发觉口袋里鼓鼓囊囊的，掏出一看，原来是一包钞票。郑正秋想，这是在他不注意时，黄楚九派人装在他口袋里的。他突然想到黄楚九的钱，不可以随便花，否则要吃大亏，便立即派人将钱退了回去。
原来，报上登载过黄楚九用钱宰人的一段劣迹。
有一位文人，在小报上挖苦黄楚九。黄楚九并不硬干，相反，却邀请此公到“一家春”菜馆吃西餐。并说道：
“我黄某在上海滩，是个商人，在赚钱的过程中，肯定有失检点的地方，请先生多多帮忙，多多关照。”说着摸出一大卷钞票，“区区小礼，不成敬意，务请先生笑纳，否则就是看不起黄某，等于打我的耳光。”那文人见他诚心实意，自己也见钱眼开，便收下黄楚九的钱。
饭后，那文人离座告辞。黄楚九握手告别，并说道：
“鄙人还要结帐，请先生先走一步，恕不远送。”
那文人酒足饭饱，揣着厚厚一叠钞票，兴冲冲走出“一家春”餐馆，没走多远，就被两个巡捕截住搜身，搜出一卷钞票。经过仔细翻看，有几张钞票上，盖着黄楚九的印章。巡捕大喝一声道：
“青天白日竟敢敲黄老板的竹杠！”不容分说，便将此人捉到巡捕房，教训一番。不但被打得鼻青脸肿，还退回了钞票。此文人遭此羞辱，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黄楚九约此人吃饭，原来是事先曾和巡捕房下好了圈套，使此人大上其当。他在巡捕房牢狱中尝了一天一夜的铁窗风味，第二天上堂被审，被判永远逐出租界。此事在报上一披露，此文人身败名裂，为人所不齿，在社会难以立足，只好隐归原籍。
这就是郑正秋急于退回黄楚九钞票的原因。黄给郑钞票是否是要暗算他不得而知，但郑正秋自黄楚九当面认错之后，尤其是考虑到谭鑫培的面子，便不再在报上写文章，别人也不再提及此事。新新舞台辱客事件，就此平息。
这场事件，应该说主要责任在黄楚九，没有帮助谭鑫培打通关节的是他，硬要改戏码的是他，打手们动手打人时他也在场，所以事情闹得越来越大，他不能辞其咎。最使人惋惜的是，此事累及一代宗师谭鑫培。他曾三次到过上海，头两次都很风光，第三次在他六十五岁，艺术上达到鼎盛时期，竟栽在黄楚九手里。这是艺人受资本家和社会恶势力欺凌的例证。当时这样的事例还有不少。后来，黄楚九与黄金荣联手经营大世界，干过不少这样的事。
“大世界”称雄上海
有关文章这样记述过‘大世界”的缘起。
一九一三年，笔名为“海上漱石生”的作家孙玉声给黄楚九出主意：“能否开个游乐场，门票不贵，有听有看，有吃有耍。老板从每个游客身上赚钱不多，但是游人如云，加起来赚头一定很大。”
“这个主意好！这个主意好！”黄楚九听得眼睛直放光，连连称赞。
孙玉声还说道：
“这件事我还对经润三说过，他也说这是个赚钱的好办法。”
黄楚九当机立断：
“既然经老板也对此道感兴趣，我可以同他联起手来经营。”
经润三是上海有名的“地皮大王”，靠地皮生意发了大财，也想做些别的生意扩展财路。黄楚九找到他商量合伙办游乐场。两人一拍即合。由黄楚九提供新新舞台的楼顶，经润三出资并设计施工，两人共同经营，利润分成。上海第一家游乐场就此诞生了。
这家设在新新舞台楼顶大平台上的游乐场，取名叫“楼外楼”。还有人叫“屋顶花园”。游乐场四周摆满鲜花，当中是喷泉，各摊位上设置各种游乐项目，如上海滩簧、说书、评弹、戏法等，还有冷饮室和茶座，规模虽然不很大，但是这种娱乐消费相兼的综合游乐场当时独此一家。新新舞台地处闹市中心，为千金难买的黄金地段。“楼外楼”开张之后，门庭若市，生意十分兴隆。楼下是剧场，散戏后，观众有兴趣，便转到楼上赏心悦目，呼吸新鲜空气，舒展身体。
“楼外楼”还设置了两样东西吸引了游客。一个是从国外进口的几面哈哈镜。它可以把人照成千奇百怪的模样；另一个是“电梯”。“楼外楼”修成时，为了方便顾客上下楼顶，在楼梯旁边装了一部电梯。在当时，除租界有少数外国人的楼房有电梯外，很多人对电梯都未见过，也没听说过。所以，楼外楼这架以铁栅栏为栏门的老式电梯又成为希罕玩意。每人掏两毛钱买票，就可以登上电梯，腾空而起，十分有趣。哈哈镜和电梯，还有楼顶游乐场的各种娱乐活动，使“楼外楼”游客如潮，日夜客满。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楼外楼”经营的成功，使黄楚九和经润三甚为满意。他们认为“楼外楼”地盘太小，没有发展余地。经过再三商讨，两人再度合作，在泥城桥附近跑马街转角处，租下一块空地，合资建造一座三层楼房的大型游乐场。一楼有滑冰场、弹子房、跑马场和电影院。二楼有苏州滩簧、宁波滩簧、上海滩簧、扬州说书、苏州评弹，还有时髦的文明戏和南方歌剧、北方大鼓、口技杂耍、三弦拉场戏等等。三楼仍是屋顶花园，可以凭栏远眺。下面正是外国人开办的跑马厅和赛马场。夏天，楼顶还放映露天电影。
一九一五年，游乐场正式落成，取名“新世界”，由黄楚九出任经理。
新世界游乐场里还供应吃食，有中西大菜、美酒糕点、民间小吃、时令水果、冷饮热茶，应有尽有。有钱的游客，吃喝玩乐，可以玩到夜里十二点以后。
新世界游乐场设施齐全，雅俗共赏，不同阶层的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口味的娱乐项目。而对于老板来说，不管是什么人，来者不拒，多多益善。
新世界买卖兴隆之后，带动了上海新兴娱乐事业的大发展。有“天外天”、“绿云天”、“小世纪”、“神仙世界”、“大千世界”等各种游乐场先后开业。连“先施”、“永安”等大百货公司也在楼顶附设游乐场所。
“新世界”开业一周年，正当庆贺生意兴隆的时候，黄楚九的经营伙伴“地皮大王”经润三突患脑溢血猝死。他死后，他的妻子汪国贞继承夫业，成了“新世界”的女老板。汪国贞号称女强人，外号“女大亨”，人称“经大娘子”。她的经营能力比她丈夫更加厉害。她与黄楚九明争暗斗，矛盾陡起，最后终于闹翻。黄楚九撤出自己的股份，宣布与“新世界”脱离关系。“经大娘子”气走黄楚九，大权独揽，任命自己的外甥张石川出任“新世界”经理。
黄楚九从“新世界”撤出后，决心要另起炉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