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的计划，经慎重考虑之后，早就制定出来了。广大的人民群众也都甘愿接受新秩序，渴望着把他们从现在悲惨的生活境遇中解救出来。中国现今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将满洲鞑子从我们的国土上驱逐出去。我们的任务确实是艰巨的，……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所，将要向文明世界敞开。……”
陈光甫对于孙先生讲的这一番道理，此前未闻其详，今日当面聆听，备感心悦诚服。孙先生极其诚恳地说：
“你参加兴中会吧。”
兴中会是革命党人的组织，与华兴会并称为当时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大骨干组织。孙先生的意见来得太突然，他从未想过。他低头思忖片刻说：
“我一心想的是自己矢志求学的愿望还没有实现，实业救国的本领也还没有掌握，眼下马上投入政治斗争，放弃求学的机会，实难接受，请先生原谅！”
孙先生听了陈光甫坦诚的想法，点头说道：
“你的想法我很理解。你要努力学习，学成之后，报效国家。”孙先生的谆谆教导，陈光甫铭记在心。为了表明自己对先生革命运动的赞同和支持，他拿出五美元献给先生，深致同情与崇敬之意。五美元不算多，但对于孙先生来说，他看重的当然不是钱数的多少，而是眼前这位年轻同胞的一片热诚。
陈光甫没有随展团回国，他抑制着与亲人重聚的愿望，继续留在圣路易市，进入一所商业学校，学习打字、簿记及商业文件信函等方面的知识。
学习了一段时间，他又感到不满足。他需要更多的知识乳汁，浇灌心头硗薄的荒田。
于是，他与几个朋友一起，转而进入依阿华州印地安那镇的辛普森学院。
这时，他的经济发生了危机，手头拮据，生活窘迫起来。他眼望星辰，心中盘算着：怎么办？中途退学吗？能有今日的机会不易啊！难道要失之交臂吗？不！决不能！
他到华盛顿，找到当时中国驻美国的公使馆，请求予以资助。当时任驻美公使的梁诚，称赞陈光甫的求学意志，特别批准每月给予陈光甫津贴美金一百元。同时，他又从岳父那里继续得到了资助。次年冬天，陈光甫转学到俄亥俄州的俄亥俄卫士林学院。一九０六年，又转学到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华登商学院。
能够进入这所驰名世界的高等学府，陈光甫自然感到欣慰。机会难得，如愿以偿，他信心百倍，决心在学海之中，乘风破浪，不畏艰险。然而，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能一帆风顺，都有沟沟坎坎。
光甫早年读了几年私塾，以后再没有进过学校，学业荒疏，基础较差。这给他带来很大困难，他深感学习吃力。于是，他起早贪晚，孜孜不倦地刻苦攻读，加倍努力。
陈光甫缺少系统的课堂知识，当然对他的学习深造形成障碍，但他当学徒及在海关、邮政部门工作时的许多有关经济贸易、商业金融方面的实践经验，对他的学习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他利用自己所长补己之短，把课堂上老师讲授的知识及课本上的理论阐述，与他过去和现在的实际观察和切身体会联系起来，互相验证，从而逐步加强理解，渐渐融会贯通，终于掌握了系统的近代商业、财政、金融等方面的新理论和新知识。这样，陈光甫于一九０九年从商学院毕业，并获得商学学士学位。毕业后，他又到百老汇信托公司实习两个月，才启程回国。
陈光甫归心似箭，此时，他春风满面，圆润白皙的脸上泛起红晕，浑身喜气洋洋。他时而拂拂刚刚梳理得非常整齐的头发，时而把头转来转去，环顾着这间宿舍——与他朝夕相伴了三年的小屋，似乎他不是在华登商学院，而是回到了镇江，回到了母亲的怀抱里。
改组官钱局
陈光甫回国后，当时的两江总督端方上奏清朝政府，请求在南京举办南洋劝业会，以表示朝廷兴办实业的意向。后来朝廷调端方任直隶总督。此时已是宣统元年，曾经统治中国臣民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太后，和皇帝光绪在前一年先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这一年举办老太后归葬大典。端方想起当年老太后与皇帝因八国联军攻打北京而仓皇逃到西安的情景。那时担任陕西巡抚的端方因为拱卫周备，深受宠信，得以擢升。大概是为表忠荩之心、铭恩之意吧，他在东陵拍摄了老太后的葬仪。不料此举却触怒了监国摄政王载沣，将他免职。他所倡导的南洋劝业会，改由他的后任总督张人骏继续筹办。具体负责筹办事项的是道员陈琪。
这位杭州人曾经是主持中国赴美参加国际博览会各项事务的官员。陈光甫和他同时赴美。博览会期间，陈琪向国内呈送会上见闻报告时，陈光甫经常帮助他翻译有关文件，供他选用，二人因而彼此相熟。他深知陈光甫颇有才干。知道光甫学成归国后，他特邀陈光甫参加劝业会的筹备工作，并委任陈光甫为该会的外事科主任，负责招待与会的各国来宾，并照料劝业会开设的展陈各国产品的展馆。
当时，社会已经处在辛亥革命前期，百姓对清朝的腐朽统治深怀不满，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的思想理论广泛流传，深入人心。受时代气氛的影响，加之与孙中山先生曾经有过交往，陈光甫对孙中山先生倡导的革命运动深表同情，并常同年纪相当的好友议论时政。他们悄悄商量，怎样才能为革命尽一份力量。
劝业会结束后，经人推荐，陈光甫受到“清理江苏财政局”总办应德闳的重视，邀请他住理财务，并进而受到江苏巡抚程德全的赏识。
此时的陈光甫非常活跃，他常常与朋友们聚会，畅谈“国家兴衰，匹夫有责”，并为革命担忧。据有关资料记载，在一次聚会上，他们谈到了要改变裕苏官钱局的现状。
“诸位，你们说，若革命一旦发动起来，必然需要大量资财。这笔经费如何才能筹措得到？”
众人听了，都目瞪口呆，一时无言可对。半晌才七嘴八舌议论起来，众说不一，终没有一个切实可行之法。陈光甫突然想起什么似地说：
“可否在江苏的裕苏官钱局作点文章？”
“主意倒是好主意，只是如何实施呢？”
友人的话提醒了他，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立刻改变官钱局的现状。裕苏和裕宁两个官钱局，是当时江苏地方政府的官办银行。中国第一家官办银行，是一九０五年八月在北京开办的户部银行。这是继一八九七年成立的中国通商银行之后，由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二家全国性银行。该行一九０八年改名为大清银行。这一年还由清朝邮传部奏准成立了交通银行。当时的私家银行，继盛宣怀开办的中国通商银行之后，已有由周廷弼集资于一九０六年在上海创办的信成银行、由虞洽卿等于一九０八年创办的四明银行、由盛揆臣及其家属于同年设立的裕商银行以及一九０七年成立于上海的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分行。这些银行的创设，标志着中国金融业民族资本势力的兴起。而当时在华的外国金融业，自一八四五年闯入香港和广州的英国东方银行（两年后在沪所设分行称丽如银行）之后的二十年间，就有十家英国银行和一家法国银行。到十九世纪末期，尚存的有英商有利银行、麦加利银行和处于旧中国金融业霸主地位的英国汇丰银行，还有许多外国银行在华设置的分支机构。
面对众多的中外公私银行，陈光甫的事业心受到强烈的怂恿。他不满足于裕苏官钱局的经营现状，希望自己能够一试身手。他经常找专家与他们详细研究，认为可以利用格苏官钱局拥有钞票发行权这一优势，加以改组扩展，兴办江苏兴业银行，以开拓江苏财政。
他把这些构想写成条陈文书，到苏州向巡抚程德全当面陈述。程德全采纳了他的建议，撰成本章申奏朝廷核准实行。陈光甫热切地盼望着朝廷的恩准。可不久便有消息说本章被留中不发，陈光甫的满腔热情盼来的是一盆冷水。但陈光甫没有灰心，他耐心地等待新的时机。
辛亥武昌首义成功，给古老的中华大国带来了新的生机，也给陈光甫带来了一展宏图的良机。由于程德全起而响应辛亥革命，得以就任江苏都督，他委任陈光甫为江苏省财政司副司长的重职，辅佐财政司长应得闳督理全省财政。陈光甫时刻没有淡忘改组裕苏官钱局的创议，于是重新提起此事，当即获得当局通过，江苏银行从此诞生。总行原设苏州，不久即迁上海。在苏州时，应德闳为银行正监督，陈光甫为副监督。迁沪后，陈专任总经理。额定资本一百万元，由旧藩库拨出现银六十万元，后又收到津浦铁路债券四十万元。
十年寒窗苦，今日有了用武之地，陈光甫踌躇满志，决心干一番事业。
首先，将总行迁往上海，放弃钞票发行权，是他采取的两项重大举措。江苏银行是江苏地方政府的官办银行，依照旧例，理应设在省会所在地苏州。总行迁往上海，一则可以使银行处在全国金融中心的环境当中，便于业务发展。再则，他认为银行应该具有独立性，不应该成为政府机构的工具。离开省府，力求使银行力量少受政府的干预和操纵。至于停止发行钞票，也是出于他的深思熟虑。银行开业之初，曾在商务印书馆及英商某公司订印钞票。陈光甫一开始就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确定不滥发行的原则，并对发行工作严加管理。该行所发行的钞票，都在事先准备好现金，并将每天所发行的数字开列清单，送到各大报纸公布于众，以此举向世人昭示江苏银行具有十足的信用。后来他考虑到，如果保留发行权，省政府见钞票随时可以发行，将会误以为向银行借款是天经地义的事，银行必然会重蹈过去官钱局的覆辙，陷于难以自拔的困境。从事业的长远着眼，他参照美英等国商业银行的经营方针，决意放弃发行权。
然后，他又采取了一些新式的经营方法：聘用外籍银行的华人买办作江苏银行的董事，以便于与洋行的业务联系；采用新式银行帐簿，请来洋行的会计主任到本行指导；在上海、无锡设立货栈，提倡对物信用；重视储蓄业务，多方面诱导和吸收储资；聘请住沪外籍著名会计师，每半年彻查全银行帐目一次，并对外公开，增强银行的信用；在行内设立传习所，为青年行员补习国文、英文、簿记及商业地理等科知识。他亲自讲授英文，以提高行员素质，增强银行的办事效率。
这些新措施，多具首创精神，革除了以往各省官银钱局的旧风习，在中国金融界树立了一种崭新的风气，其影响是积极而深远的。
江苏盛产蚕丝，而丝、茶向来是我国对外出口的大宗货品。江苏银行实行收茧抵借的办法，由银行派出人员到各地茧行，按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