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希仲的讲话赢得了一片掌声。
随后，张长官等人也先后致辞。
各位中外宾客鱼贯进入宴会厅。席间，觥筹交错，笑语不断。杨氏兄弟穿梭于各桌宾客之间敬酒、祝酒，大施外交手腕。气氛之热烈，为重庆商界中所仅见。
一九一七年，杨希仲特意请留日工程师余子杰完全仿照日本“三井银行”建筑样式设计建造的聚兴诚银行大厦在重庆新丰街（今解放东路一一二号）隆重落成后，又在新行址举行开业典礼，大摆筵宴，邀请宾客之多，胜过开业时的规模。饮宴活动持续了半个月之久。
这一系列规模盛大的公关活动，使聚兴诚银行名声大振，对以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板斧”和全面开花
银行成立后，杨粲三担任协理。
聚行开办初期，时值民国初建，南京政府和北洋政府又先后制定颁发了一些鼓励兴办实业、保护工商业的政策法令，加之此时四川军阀混战的规模较小，因此，重庆暂时出现了市场繁荣、贸易额大增的可喜局面。
主管经营的协理杨粲三紧紧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利用聚行是重庆最早的一家民营商业银行，且在全国分支机构多的优势，确立了“汇兑第一，存放次之”的方针，大力承揽汇兑业务，显赫于重庆金融界。汇兑，成了聚行早期最主要的业务。
杨粲三经营汇兑业务的招数是有名的“三板爷”：翻码头、赚平水、做关头。
“翻码头”又叫套汇，即由直汇改为转汇以赚取高额汇费（汇水）的一种获利方式。当时，重庆与各地之间，基于交通的便利与否，道路的安全与否，社会的稳定与否，银根的松与紧等等因素，同样的银两汇往不同的地方，汇价也相去甚远。“翻码头”的作法，主要是以重庆、上海间的汇率为依准，比较各地对重庆、上海两地的汇率，确定是由重庆直汇上海，还是翻码头转汇上海更为有利。
例如，重庆直汇上海每千元收汇费八十元，重庆汇汉口每千元收汇费三十元，而汉口汇上海每千元汇费仅五元。如此，重庆聚行便改直汇上海为先汇到汉口，再由汉口分行转汇上海的办法，从中每千元汇款可赚取汇差四十五元。
聚行由于机构多、信息灵、资金由总行统一调拨，因此，汇兑业务做得非常灵活。只需杨粲三几个电报，全行在同一时间统一行动，一买一卖之间，各分支行处只办个收交手续，并不需要垫出资金，就可获得丰厚的利润。
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二年五年间，聚行的汇费收益在全国二十家重要公私银行中，仅次于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名列第四名。
杨粲三的这手绝招，得益于早年当学徒时期。当时，年少的杨粲三常常看见山西票号老板从事这种经营。老板们躺在烟榻上吞云吐雾，常常灵机一动，叫司帐先生站在旁边，用算盘一笔笔计算，看一笔汇款多翻几个码头，可以多赚多少钱。这件事给杨粲三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使他从小对翻码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长期钻研，使他特别精于此道，并以此取胜于同业。
“赚平水”，是杨粲三在汇兑业务中赚钱的另一个秘诀。
由于当时各地使用的银元、银锭成色和重量各有差异，各地汇兑往来时，就要通过换算“补水”（或称平水），才能使价值相等。
杨粲三抓住“平水”之机，大赚其利润，就叫做“赚平水”。
聚行赚平水有两种手段：
一是“赚色”。当聚行与货帮办理汇兑收交时，货帮的每一箩银子进银行之前，都要“哗”的一声将银子倒在地上。银行收银人便蹲在地上，在银堆里三拨两拨，再一敲二敲，便挑选出一部分他们认为成色不好的银子放在一边。
交款人两眼紧盯着收银人的手，每剔出一块，就像剜一下他们的心头肉似的，一阵揪心。末了，两眼直勾勾地看着收银人的嘴唇，心“扑通，扑通”地跳着，恐惧地等待着收银人的“判决”。
而收银人则面无表情，冷酷地抛出一句话：“这些成色不够，要另外计算！”
此时，无论交款人怎样低三下四地求情，或者勃然大怒地跳脚质问、大骂，均无济于事。收银人仿佛两耳塞住了棉花，丝毫没听见，也丝毫不让步。最后，还是按收银人的“判决”交款。这种有意抬高收银成色的作法，叫做“饱进”。
但当聚行付给货帮银子时，都要搭配一些成色低的散碎银子，因这是聚行汇兑收交的“规矩”，对方只好收下。这叫“饿出”。
如此这般“饱进”、“饿出”一番，大笔的钱又赚到了。
二是“赚秤”。即“大秤进，小秤出”。吊秤时秤抬一点或稍抑一点，轻重差异便很大。
据统计，聚兴诚银行在一九一五年—一九一六年第一届决算中，平水纯效益达五十一万多元。但以后革除陋习，盐税停止代收，这项业务便停止了。
第三“板斧”是“做关头”。这是汇兑业务中的一种赌博行为，又称“赌关头”。
经营汇兑业务者，预测某一关期（如春关、秋关、年关等）甲地与乙地间的汇兑现款即期交易的行情可能上涨或下跌，于是，每天市场上都针对这一关期可能出现的涨跌情况，来进行买进或者卖出。期日一到，行盘开出，就可以根据自己手里的多少加以吞吐，然后轧算盈亏。
由于重庆特殊的地理位置，绝大部分出口货是由上海溯长江而上运来的，俗称上货；当地土特产则由重庆沿江而下，运转各地，俗称下货。重庆和上海均为货物往来的集散地，资金调动频繁且数额巨大。
重庆对省外的贸易以上海为大宗，故汇出汇入款均以申汇占多数；对于其他各地的汇价均以申汇为标准折算，因此，中汇的涨跌对重庆金融市场的影响甚大。
当然，引起申汇涨跌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上货多、下货少时，中汇趋涨，反之则跌。其他如水位、战争、季节、年关、谣言等等都可能引起申汇涨跌。
杨粲三是一位特别善于捕捉机遇的人，每每预测到某关期申汇的涨跌，他便利用聚行资金丰裕、分支机构多、信息灵的优势，以货帮为主要对象，指挥各行号统一动作，放手卖买，做远期（三月）汇兑，常常大获其利。
一九二五年，聚行重庆分行经理廖瑞庭预测申汇看跌，杨粲三当即指挥聚行以一千零七十两的汇价一下卖出申汇期汇一百万余两，果然，到期申汇大跌，聚行赚了一大笔钱。
杨粲三除了以翻码头、赚平水、做关头等方法赚取汇水外，其他的经营方式也十分灵活，从不放过任何赚钱的机会。
一九二一年前后，湘、黔、鄂边界和川东一带上土匪横行，杀人越货不择手段。前往这些地方采购土产的商贩都不敢携带现洋，而当时的四川军阀刘湘又禁止现洋出川，以至于重庆至宜昌间的汇价暴涨。杨粲三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发行了一种可异地支取的不记名的“即期汇票”，大受商贩所欢迎。这种大面额的“即期汇票”最高发行额达十余万两。既方便了商贩、搞活了流通，自身也获得了可观的效益。
在聚行内部，杨粲三对各分支行处和各经理实行了目标管理。他亲自下达汇兑指标，并将其业绩作为升降奖惩的主要指标。
一九二五年，杨粲三派得力学徒李麟阁前往老河口设码头时，他提出通过翻江业务全年要做足一百五十万两银子，每千两平均毛利不小于三十两的指标。李麟阁到任后，努力寻找客户，承揽汇兑，不仅做足了汇额，而且每千两的平均毛利竟达到三十六两。杨粲三对此十分高兴，特地发给李一笔特别奖金，以资鼓励。
在杨粲三的亲自指挥下，聚行汇兑业务迅速发展，在一九一五年—一九一六年聚行第一届决算中，汇水收益高达一百八十多万元，为各项收益之冠。所以金融界称杨粲三是“靠汇兑起家的”，也并非空穴来风。
一九一七年十月的一天，杨粲三和亲信学徒张茂芹一起从宜昌搭轮船回重庆。北洋军阀曹锟的直属旅旅长李彪臣也率部同船西上。
船在江中缓缓而行，太阳懒洋洋地挂在天空。杨粲三和张茂芹在甲板上喝茶。邻桌坐的是李彪臣部下几个军官模样的人。
杨粲三躺在椅子上，闭着双眼。他无心欣赏眼前雄伟壮丽的三峡风光，也无意看一看高耸入云的神女峰。他对这一切都太熟悉了，连他自己也数不清已从三峡经过多少次了。他的脑子里被银行的事务装满了。
他感到，随着银行规模不断扩大，所需营运资金与日俱增，单凭银行的资本和汇兑收入已不敷运转。由于前两年重汇兑轻存款，吸收的存款仅有一百多万，大大低于同业的水平。虽说从今年以来开始重视存款，但至今收效甚微，资金短缺的现象更为严重，想点什么办法呢？他陷入冥思苦想之中。
有关文章，这样记述了这次旅行的奇遇，从中亦可看出杨粲三异常善于谋营契机。
忽然，邻桌军官的对话飘进了他的耳朵。只听一位军官说：
“这回咱们西进重庆虽然辛苦，曹大帅还真体谅咱们，给了一百万饷银，也够咱兄弟们快活快活的了。”
“真有那么多？”另一位不相信地问。
“那还有假？一百万现洋就在船上呢！”刚才说话的那位军官又说道。
听到这里，杨粲三心头一震，闭着的眼睛立即睁大了。只见刚才说话的是一位胖胖的军官。
一百万现洋，这可不是个小数目，正好是聚行全部资本的总和。他们的一百万饷银一时半刻也用不完，如果让他们将这笔钱存入聚行……想到这里，杨粲三的心不禁一阵狂跳，接着又仔细地看了看那位胖军官，打定了主意。
杨粲三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张茂芹。张茂芹也直夸是个好主意。
晚上吃饭的时候，他们有意同胖军官坐到一桌。杨粲三主动搭话：
“长官，你们这是往哪里开？”
“重庆。”胖军官随口答道，仍埋头吃饭。
杨粲三装出很意外的样子：
“这么说我们是同路了，我也回重庆！”
胖军官这时才抬起头，将杨粲三和张茂芹打量了一番。只见杨粲三身穿长袍马褂，脚蹬圆口布鞋，一副重庆人的打扮，便漫不经心地说：
“你们是重庆人？”
“这是我们聚兴诚银行的杨协理。”张茂芹在一旁介绍道。
“噢！幸会，幸会！卑职是直属旅的军需官。”胖军官见眼前这位不起眼的年轻人竟是大名鼎鼎的聚兴诚银行的协理，立即站了起来，满脸堆笑地与杨粲三紧紧握手。
军需官说；
“到了重庆，还求杨协理多多关照！”
“敝行愿为贵军效犬马之劳！”杨粲三很热情地说。
随后，张茂芹叫来一桌酒菜，三人一边喝酒，一边谈笑。酒酣耳热之际，杨粲三对军需官说；
“老兄，你觉得我们聚兴诚银行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