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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按王、盛二人的意思办吧！你具体经办，需要多少款子尽管说就是，只要能把毛纺厂办好就行！”
经过仔细研究，他决定投资四十万元兴办川康毛纺厂。除王、盛等人占股四万元外，聚行投资三十六万元。由杨粲三亲任董事长（指定陈梓材以常务董事资格代理），由盛绍章任总经理，王达甫任工程师。厂址设在犍为县店子场（今属乐山市五通桥区）。
杨粲三对川康毛纺厂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对毛纺厂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但是，创业的道路却并不平坦。当时抗日烽烟四起，长江水路阻隔，纺织厂所购全套英制机器只得通过越南海防港经陆路车运来川。不仅浪费了时间，还枉费了大量资金。原来的四十万元资金还没等毛纺厂开工就已耗尽，工厂迟迟无法开工，几乎夭折。
正当杨粲三左右为难之际，恰逢汉口裕华纱厂老板苏汰余为避战乱，迁厂来川。杨粲三素知裕华股东资金雄厚，经验丰富，乃通过与苏汰余有儿女亲家关系的陈梓材，邀请苏汰余向聚行及毛纺厂投资。
引入了裕华的资金、人才和技术，川康毛纺厂才起死回生，至一九四一年终于投产。
最后的选择
一九四九年十月。
一天早晨，雾都重庆大雾弥漫，如同黑夜。杨粲三仍照往日的习惯，五点多钟便起身了。
洗漱毕，走进书房，但他没有抄写《十三经》，练习毛笔字，而是双眉紧皱，手捧着九弟杨季谦的急电，呆呆地出神。
自从大儿子杨受百将此电交给他后，他已经几个昼夜寝食难安了。
在杨季谦的急电中，明确提出了形势危殆，请速调款百万美元，到香港注册银行，以逐步向南洋及欧美发展，以确保聚行基业之不衰的主张。面对这重大的决策，杨粲三已苦苦思索了几天几夜了。
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庄严地宣告成立了，至此全国几乎就只剩下四川这个最后的反共据点了！
据悉，解放军正兵分几路向大西南挺进，看来重庆的解放也是指日可待了。
面对这严峻的局势，国民党的官员们，地主、商人们，纷纷卖田卖地，兑换黄金、美钞，准备逃跑。去台湾、去香港、去欧美！
而杨粲三呢！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人生的十字路口，他将作出如何的选择呢？
按照老九的意思，拨一百万美元，在香港注册银行，然后再向南洋及欧美发展。这样聚行的未来或许还能前程似锦。不是很多银行同仁都已去了香港吗！
可是，一想到出国，一想到洋人，杨粲三心里就特别不是滋味。他总忘不了一九三四年在伦敦街头因身穿长袍马褂、脚踩尖角皮鞋而被人围观、嘲弄的情景。难道从此就要远离故土，去当外国人吗？故土难离呀！父辈开创的基业在四川，聚行得以蓬勃发展的基地在四川；多少年的商场搏杀，多少次的闯过难关，都得益于这块宝地呀！自己已年过花甲，难道要出去做异乡孤魂吗？他不由得一阵悲伧，涌出点点泪花。他暗暗下定决心：
“不，我不走！”
这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不仅口头上托人转告杨粲三邀请他进京共商金融大计，而且还写专函辗转交给杨粲三，请他进京。
杨粲三觉得很高兴，决定亲赴北京，为他的聚兴诚争得一席之地。
经过了周密的联络和安排后，杨粲三绕道香港、上海、天津去北京。
出发前一周的一个上午，杨粲三召集在渝的各董、监事及高级行员开会，向他们宣布了聚行将不逃资、不出国，并抽调部分资金维持银行业务，保障员工生活，等候解放的决定。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是个星期天，待孩子们从南开中学回到家中，杨粲三又立刻召开了家庭会议。他说：
“新中国已经成立了，解放军很快要来了，重庆很快就要解放了。这段时间，外面很乱，孩子们必须留在学校里，家里人必须留在家中，不能离开重庆。我要到北京去，为聚行寻找出路……”
杨粲三平素不苟言笑，对孩子十分严厉，这时想到北京之行不测的前途和自己走后亲人们的安危，不觉泪光闪闪，有点动情。
朱夫人见状，也落下了泪水。
已过不惑之年的大儿子受百忙安慰道：
“爸，你放心地去好了，家里的事我会照料的！”
几天后，在解放军步步逼近重庆，重庆街头不时传出枪炮声的严峻时刻里，杨粲三毅然离开了重庆。
有关文章这样记述了杨粲三这次北京之行。
十二月初，杨粲三顺利到达天津。
中国人民银行派曾凌和李维诚前往天津迎接杨粲三。杨粲三感到十分快慰，认为共产党看得起他，对他礼仪有加。
到达北京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亲自会见了他。南汉宸对他说：
“杨老板，对您坚持不出国、不逃资的爱国行为我们非常钦佩。今年五月，上海解放前夕，您作出的拨二十至五十万美金维持银行的决定也是积极的，顺应了时代潮流。您能留下来，并来到北京，表明你对新中国的信任和支持。对此，我们表示欢迎和感谢！”
杨粲三见南汉宸对他的所作所为如此了解，感到惊讶，又听到他一片赞扬之词，也非常激动，忙说：
“行长先生过奖了。我想，共产党总比国民党好，在国内总比漂泊国外好，以钱维持聚行总比让它垮掉好。我这样做，于国家于聚行于我们杨氏家族都有利，也是份内之事，何足挂齿！”
“您的功绩，人民是不会忘记的。”南汉宸诚恳地说，“现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杨老板经营金融业数十年，声望卓著，请问您对新中国的金融大业有何高见？”
杨粲三正想谈谈聚行的事，听南汉宸向他提问，态度又十分诚恳，沉吟良久，字斟句酌地说：
“实在抱歉，老朽对共产党的金融大业知之甚少，实在谈不出什么意见。不过，依老朽之见，当务之急是整顿金融秩序，稳定币值，稳定物价。对聚行这样的私营银行亦特别要予以扶持。我们聚行有三十五年的历史，我们聚行……”
说着说着就扯到聚行上去了。
南汉宸见杨粲三滔滔不绝地谈的全是聚行，与全国金融大计毫不相干，但也不好打断，只是静静地听着。
杨粲三则越讲越来劲了，他从聚行的历史讲到聚行的现在，从聚行的现在讲到聚行的未来：
“我希望在共产党的新社会里，聚行能保持它原有的性质，能允许我们自主经营；我希望将李世璋调回聚行任总经理……你看行吗！”
南汉宸想了想，委婉地答道：“杨老板，李世璋现在监察部任职，是否回聚行，得政府和他本人同意。至于保持聚行原有的性质，恐怕难以实现！”
“为什么？”杨粲三急切地问。
“银行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必须实行国有制，聚行也不能例外！”南汉宸的话，语气虽然平和，态度却十分坚决。
听了南汉高的这些话，杨粲三虽怅然若失，但他并不死心。
次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长林伯渠设家宴款待杨粲三。
一九四四年秋，林伯渠代表中共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同国民党代表谈判期间，结识了杨粲三，彼此十分熟络。
席间，杨粲三又满怀希望地重提旧话。
林伯渠答道：
“粲三兄，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了保证国家经济建设按计划进行，对金融业必须实行全民所有制管理，由国家统一调配资金，聚行自然不能独异……”
听了林伯渠耐心细致的解释和说服后，杨粲三才如梦初醒，认识到自己原来的想法是不合时宜的，不现实的，于是他非常失望，颓然返回重庆。
杨粲三从北京回到重庆时，重庆已经解放，到处一派喜庆景象，但他却高兴不起来。他一点也想不通，聚行是自己一手搞起来的，是杨氏家族的私有财产，怎么可以实行全民所有制呢？既然共产党一再声明保护民族工商业，为什么又要限制私营银行的发展？他怅然不已。
一九五０年初，南汉宸和胡子昂在上海与杨粲三谈了三次，一再向他阐明新中国的金融政策，希望他能顺应形势，顾全大局，早日加入国家统一的银行组织中去。可杨粲三依然固执地要求保持聚行的纯商业性和私营性，双方不欢而散。
解放后，由于中国人民银行在各地相继开业，群众对私营银行信心不足，致使聚行的两大支柱业务——汇兑和存款额度急剧下降，收益大减。另一方面，聚行的开支都一切照旧，陷入入不敷出的境地。
面对这种局面，杨粲三感到力不从心，他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才能让聚行在公有制的大气候中很好地发展。一想到聚行未卜的前途，他就心灰意懒。他索性闲散起来，撒手让侄儿杨晓波、儿子杨受百去应付。
一九五０年八月，重庆又是酷热难当。杨粲三顾不得汗流浃背，焦急地等着每天的报纸。报纸一到就一个人关在书房里仔细地研究。全国金融业联席会议开幕了，会有些什么新的政策吗？
一天上午，在重庆致诚巷十二号（现为自力巷）杨粲三的寓所里，杨粲三坐立不安地在一楼的客厅里踱着步；他迫不及待地想看到南汉宸行长在联席会议上的报告。这个报告的精神，可是事关聚行的前途与命运的了！
一大早，他就派保姆到门口守候报纸。
报纸终于送来了。保姆一边匆匆地走着，一边大声地喊着：
“五老爷，五老爷，报纸来了！”
杨粲三没有回应，一手拿过报纸，急急地翻开，低头看了起来：
私营行庄由联营、合并而进一步靠拢国家银行，“是金融业集中化的倾向，是应该允许的方向。金融业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事业之一，根据《共同纲领》，应由国家银行领导，以实现资金的有计划分配，保证经济建设的有计划进行。”（南汉宸《在全国金融业联席会议上的报告》）
看到这里，杨粲三颓然跌坐在椅子上，一脸痛苦的表情。
朱夫人见丈夫如此难过，生怕丈夫支撑不住，忙关切地问道：
“先生，要不要请医生来！？”
杨粲三无力地挥了挥手，示意夫人出去。他想安静一会。
这时，窗外雷声滚滚，暴雨随之倾盆而下。杨粲三走到窗前，无语地对着滂沱大雨，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
几天后，杨粲三在杨受百起草的申请上签了字，参加了上海、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