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盛产蚕丝，而丝、茶向来是我国对外出口的大宗货品。江苏银行实行收茧抵借的办法，由银行派出人员到各地茧行，按照茧行向蚕农收取蚕茧数量的多少，发放不同额度的钱款。蚕茧收上来之后，经过进灶烘干、缫丝、打包等一系列工序之后，把成包的蚕丝运到江苏银行的贷栈内存放，可以作定期押款。这自然为茧商提供了许多便利，也促进了蚕丝的生产和贸易。
难能可贵的是，陈光甫规定派往各地的办事人员，不收贿赂，不受招待，不举荐私亲故旧，减少中间盘剥，保障蚕农茧商的正当利益。
陈光甫原打算取得外国银行的合作，参与洋行的平等业务交换。但当时外国银行的洋员们一个个趾高气扬，根本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陈光甫见此情景，气得全身的血都往头上冲；眼珠仿佛都要滚出，红得可怕；脑门上的青筋凸了出来，好像一条毛虫。他心中憋着一口气，怀着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决心办好中国人的银行，为中国人争口气，与外国银行一争高低。
袁世凯要杀他的头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正当陈光甫事业蒸蒸日上之时，一场杀身大祸悄悄地乘虚而入。民国初年，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被野心勃勃的袁世凯夺去。这位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贪得无厌，又要阴谋策划实现他的皇帝美梦。一九一三年，他先阴谋刺杀了曾主张民主立宪、反对他专制的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后又非法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善后借款合同》，借款二千五百万英磅。这两件事，引起全国人民的反对。
原来，一九一三年，在国会召开前夕，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长沙、武汉、上海、南京各地不断发表演说，主张民主立宪，反对袁世凯专制。袁世凯授意其国务院总理赵秉钧，赵秉钧即刻指使国务院官员洪述祖，于三月二十日将宋教仁刺杀于上海车站。面对风雨飘摇的政局，陈光甫忧心忡忡。
形势如闪电般飞速发展。不久，孙中山从日本回国，积极组织发动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不料，袁世凯先下手为强，于六月九日下令免去江西都督、老同盟会会员李烈钧的职务。七月二十日，李烈钧率部采取反袁军事行动，占领江西湖口，宣布独立，通电讨袁。于是“二次革命”正式爆发。
不久，黄克强由上海到南京，与第八师师长陈之骥一同到都督府，要求程德全宣布独立。开始程德全有些犹豫，后经说服，终于妥协。由黄克强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程德全因病回上海养病。后来，上海也成立起讨袁军，总司令为陈其美。陈光甫听到这接二连三振奋人心的消息，激动不已。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几天，讨袁军纷纷失利，孙中山、黄克强、李协和、陈其美等再度亡命东瀛。“二次革命”归于失败。
小人得势，岂肯善罢干休！袁世凯下令捕杀革命党人，变本加厉地屠杀人民。据有关资料记载，他听说肇和兵舰炮轰江南制造局，参与革命，并得知其开支来自江苏银行，便发怒道：“江苏银行总经理竟敢动用银行资金支持军事行动，来反对我袁大总统？实乃胆大包天！”于是，他下令杀掉陈光甫。
正当陈光甫的生命岌岌可危之际，有人挺身而出，为其辩护。袁世凯的手今，被当时总统府秘书长张一麇看见。张一麇是江苏吴县人，一九０三年曾经作直隶总督袁世凯的幕僚。一九０八年袁世凯被清廷放逐，回到河南项城原籍，张一麇也随着被解职还乡。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曾经协助江苏都督程德全筹办民政。当时陈光甫正受程德全委任，以副司长身分，协助办财政。后来，张一麇受袁世凯电召入京，就任总统府秘书长。他对陈光甫的为人早有了解，又是同乡，岂能袖手旁观，见死不救？张一麇想方设法在袁世凯面前为陈光甫开脱说：
“江苏银行的资金，是在军人持枪威逼之下，才被取走的。陈光甫也是出于无奈。如今下令严处，似有不妥。大总统一向奖惩分明，令人心悦诚服，万不可因此事落下话柄。不妨留待进一步查明实情之后，再作处置。”袁世凯闻听，觉得言之有理，也就无话可说，此事便不了了之了。
“二次革命”时，张勋为袁世凯立下了汗马功劳，因而被派往江苏任都督，并派张寿龄为江苏财政厅长。
真是祸不单行，陈光甫刚刚躲过杀头之祸，又迎来另一场灾祸。张勋和张寿龄上任后，立刻责成陈光甫把江苏银行的存户名单抄报上去。
陈光甫按此命令，感到可笑，这简直是毫无道理的蛮横行为。他深知二张手中不仅掌握着权柄，还握有刀柄。这些军阀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然而，顺从他们的要求，屈服于他们的淫威，岂不是对不起存户吗？自己怎能做无信无义、无廉无耻之人呢？
陈光甫思前想后，便决定挺直腰杆，面对这些恶魔，他以银行有为存户保守秘密的义务为由，拒绝呈报储户名单。并将此举提交银行董事会讨论，获得赞同。随后他提出辞呈。
陈光甫的所作所为，令张勋惊叹不已。他没有想到一个文文弱弱的洋书生，竟敢抗命不遵。于是，他立即下令，免去陈光甫江苏银行总经理的职务。
这场风波被上海《大陆报》记者周锡山知晓，便把事实真相披露于报端。
人们对陈光甫敬佩不已，纷纷为陈光甫抱打不平。陈光甫虽然丢掉了职务，得到的却是社会的赞誉。孙中山先生在报纸上得知陈光甫的磊落卓行，非常赞许。他没有忘记这位在大洋彼岸结识的小友。他为中国出现这样年轻有为的金融实业家感到骄傲。
陈光甫没有被军阀的气焰所吓倒，他没有气馁。陈光甫望着西子湖里春水泛滥，树木已经抽出新芽；在生机盎然的绿野上空，百灵鸟在飞翔，空中回荡着快乐的歌声。他的心也随着百灵鸟在飞翔，编织着自己重新创立的人生轨迹。这是他一生的又一个转换点。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他手中诞生
陈光甫正酝酿着，要创办一个不依赖官府、不受官僚政客们操纵、可以自主经营、自由发展的新式私营银行。
当时，中外公私银行集中于上海，可谓山深而林密。
一九一五年，在上海租界内的外商银行，计有美国的花旗、菲律宾、汇兴，英国的汇丰、麦加利、有利，法国的东方汇理、中法实业，日本的正金、台湾、朝鲜、三井、三菱、住友，德国的德华，荷兰的荷兰、安达，俄国的道胜，比利时的华比等资金雄厚的银行。
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打响，欧洲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分成两大军事集团，交手较量。为争夺霸权和殖民地势力范围，英、法、德、俄几国互相火并，无暇东顾，暂时放慢了对中国这个积贫积弱的东方大国的侵吞步伐。中国的民族工业，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交通运输、商品流通、金融信贷相应随之扩展。至一九一五年上半年，在上海的中国公私银行，其总行或分支机构，计有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华商业储蓄银行、新华储蓄银行、四明银行、聚兴诚银行、盐业银行，以及浙江、江苏、山东银行等十余家。其中有树大根深的旧有银行，也有长势颇劲的新建银行。
此时，上海的钱庄，发展势头也很猛，由一九一二年的二十八家，发展到一九一五年的四十九家。其中永丰、福康、顺康等家，具有相当可观的实力。
在这样环境中，要开辟出一条路，创建一个新银行，具有几分可行性？发展前景可观还是堪忧？而且，当时的陈光甫，缺少开办银行的必备条件——雄厚的资金。他几乎近于两手空空。
一个好汉三个帮。陈光甫首先找到他的两个挚友张嘉敖和李铭。他们三人在上海银行业中有“三兄弟”之誉。他们兄弟三人都曾就读私塾，对于中国旧有的传统文化皆有相当的基础。都是出洋留学的洋学生。所学专业相同。都曾受到新思潮的影响。有从事银行工作的共同经历。而且年龄相近，正值血气方刚的青年时期。
张嘉敖，字公权，江苏宝山人，一八八九年生。十二岁曾随他二哥张嘉森（字君励）在上海学习法文。后在家乡从师学儒学。十五岁中秀才。十七岁赴日本，在庆应大学攻读货币银行专业。留学期间，结识梁启超。由于学费无着，未及毕业，提前一年辍学返国。思想开明，曾从事政治活动。一九一二年二月五日，经南京临时政府批准的中国银行，在上海汉口路三号大清银行旧址开始营业，正需金融方面专门人材。经梁启超介绍，他于一九一三年底就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
李铭，字馥荪，浙江绍兴人，一八八七年生。幼年曾读私塾，并曾入杭州教会学校。一九０五年赴日本，在山口高等商业学校专攻银行学。毕业回国后，一九一二年任设于杭州的浙江银行稽核，嗣后升迁该行上海分行副经理。
初时，陈光甫向二人征求意见时，没有得到他们的赞同。二人从实际出发，顾及到开办银行，必须有一定额度的资金为基础。而筹措大量资金，谈何容易！
陈光甫有他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认为，银行开办之初，并不需要巨额资金，也不必与其他商业银行较量股金份额的多少。
那么，用什么来弥补资金的不足呢？
陈光甫牢记古训，孟子曰：“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他认为自己的银行可以为大银行服务，只要其服务能力足以取信于大银行，即可利用大银行的资金。另外，可以利用优良的服务，吸收储蓄存款。他早已发现，洋商银行一向注重与政府进行交易，以及与外国商人打交道，而忽略一般小商平民。洋商银行的广厦，以及办公使用的外籍语言，使一般小商平民望而却步，不敢问津。若有服务周到的银行出现，正迎合这些人的需要，即使资本不大，也可以不动声色地与各洋商银行逐鹿竞争。因为，洋商银行资力雄厚，难与抗衡，只有从服务方面入手与之竞争，才能够扬我之长，克彼之短。
因此，陈光甫认为，先集资五万至十万元，银行即可以开业。开业之后，如果真正能够有优良的服务，就可以逐步增加存款，也可以逐步增加放款。到那时，资本的积聚和运用这两大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陈光甫用他锐利的目光，发现了银行之林中尚闲置着的大片隙地。这隙地虽然遍是榛莽，但只要肯于开掘，不避艰辛，定然会有一条通途出现在脚下。
陈光甫的独到见解和透辟分析，特别是他创业的胆识和披荆斩棘的勇气，使二位挚友深深佩服。于是，三人同心协力，积极着手筹备起来。
一九一五年六月二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正式开业。该行开业之前，于四月十七日召开创立会，也就是首次股东会。股东共有七人，出席创立会的仅有四人。陈光甫当然是必到者。另外三人是庄得之、李馥荪、王晓籁。未能到会的三位股东，分别由李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