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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渐渐明白，红军是不那么容易就被“肃清”的。
六月二十四日，福州市因闽江洪水暴涨，市内除东北两隅外，尽成泽国，居民溺死甚多。几天后，广东西江、北江洪水横溢，灾情严重，灾民达四万余人，溺毙、饿死五千人。至七月底，被水灾区已有湘、皖、鄂、豫、鲁、苏、赣、浙、闽、粤、川、冀、辽、吉、黑、热等十六省，灾民达数千万人。
陈光甫密切关注着灾情的变化，时时从《申报》等报章上，或从各地分支机构的电报中，了解雨情和水势的消长信息。
七月二十七日，长江、汉水暴涨溢岸，汉口水标高达四十九点五英尺，为长江数十年来未有之记录。江、汉两水合流处江堤溃决，汉水浸入汉口市区。
陈光甫感到紧张了。条条雨丝像鞭子一样在抽打他的心。他为上海银行作为押款而存放在汉口仓库的几十万担食盐担心。
自一九二八年起，陈光甫经过努力，打开盐业放款之门。他认为，食盐是民生日用必需品，盐税向来是政府部门的大宗收入，盐业一向被特权阶层所把持，盐商素来富甲一方。陈光甫极欲在盐务上有所作为，意在兴利除弊。当时的政府主管部门，也希望盐运顺利，税源流畅，所以鼓励银行贷给盐商周转资金。陈光甫趁此良机，实现了对盐业放款的理想，特在上海银行设立了盐业部，专营此项业务。其经营项目有由淮北盐场用轮船运到浦口、扬州十二圩或皖赣湘鄂口岸的押汇，有由淮北用木帆船运至淮阴西坝存栈押款押汇，有由浦口转运蚌埠的铁路押汇及蚌埠存仓押款，有由十二圩用木船转运至芜湖、九江、岳州、长沙等地的船运押汇等。上海银行在汉口与淮南合资成立的公泰盐号，因资才雄厚，在汉口的盐仓存盐数量甚大。
当时中国禁止“洋盐”进口，所以经营盐运业务，可以免除与洋人直接竟争的风险，没有亏本倒闭的后顾之忧，放款稳妥可靠。不意天不作美，大雨滂沦，江河暴涨。而盐又最遭不得雨淋水浸。如今水淹汉口，陈光甫怎能不忧心忡忡？
在此期间，公泰盐号已经采取了应急措施，急备船只转运库盐到湖南存岸。可是江水长势迅猛，加之当时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只顾发动内战，抗洪救灾组织无力，一任江河肆虐，百姓遭殃。汉口库盐存量巨大，一时哪里运得过来？
七月二十八日，汉口长江水位创下高达五十二点五英尺，为近六十年来所未见，水面高出租界地面四英尺多。到三十日，汉口除一块高地外，市内全部浸在水中。八月二日，汉口丹水池、张公堤子堤相继溃决，汉口全市被淹，自铁路到江岸，一片汪洋，深处水平屋顶，一般深达三四尺。灾民逃避不及，淹死无数。至八月九日，汉口长江水位高达五十五英尺的新记录。八月十五日，江水继续上涨，日租界防堤凌晨溃决，汉口发电站被淹，武汉大堤亦溃决。次日，数万灾民唯一避难处所铁道线，已经没入水底。汉阳兵工厂水深已达两丈……
水情紧急，函电、报纸送来的消息，令陈光甫触目惊心。然而水势还在上涨！八月十七日，上海各轮船局接到汉口急电，武汉江水已达五十五点六英尺，汉口各轮船公司码头货栈下层全部被水淹没！盐，那几十万担食盐，付之汪洋了。上海银行遭到了重大损失。
长江大水至九月渐渐消退。九月中旬，被水淹了一个月之久的汉口，令人惨不忍睹。
这时，上海银行的一些客户，对于该行在汉口遭受损失的消息虽然渐有所闻，但尚未引起波动。以上海银行的实力，应付这次损失，应该说是不成问题的。汉口大水毕竟已经消退，一场灾难似乎已经过去。陈光甫心头的压力略感有些轻松。
可是，更大的灾难降临在中华民族的头上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武装事变，侵略者的屠刀已经横在东北民众的颈上。然而蒋介石的方针，却是“攘外必先安内”，对日寇采取不抵抗主义。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至上海，引起了上海人民的愤怒，同时也造成上海银行一些客户心理上的恐慌。
一波末平，一波又起。九月二十一日，英国宣布废止金本位。一时月内外债券暴跌。上海银行对于风险很大的有价证券业务虽持稳健态度，但毕竟也曾涉足经营，损失自不可免。
于是谣言蜂起，不胫而走，风传上海银行汉口损失数百万元，债券损失二千余万元。客户们大为恐慌，唯恐自己辛辛苦苦积蓄的一点资金受到损失，争相涌向上海银行，提取存款，造成了一次提存风潮。风潮从九月二十二日爆发。上海银行门前人头攒动，拥挤不堪。上海银行平日所备的准备金被大量提走。而且势头有增无减。
噩运降临到陈光甫头上。平素稳健老练的他，此时心中也没了底。望着门前涌动的人群和人们焦灼的目光，他背上突然有种冷冰冰的感觉，不禁浑身打了个寒噤。
陈光甫眼看提存势头越来越猛，有时竟提兑千万余元现金。平时的现金准备虽较充足，也难以应付不知何时终了的提存。
陈光甫迫不得已，只好四出求助。他首先想到了自己的至交好友、时任上海银行总经理的张公权。他想起了当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草创之时，公权兄对他的支持。一九一六年他与公权兄又一次并肩战斗之时，两人的友谊越来越深。
当年窃国大盗袁世凯建立起北洋政府，经济上十分匮乏，加之他为圆皇帝梦，挥霍无度，弄得国库空虚，财政拮据。由于增加税收、举借债款筹资不力，于是指命中国、交通两大银行滥发钞票。到一九一五年底袁世凯称帝登极前夕，交行已为袁氏政府垫付四千七百五十万元巨款。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三日，袁世凯做完了他的“洪宪”皇帝梦。四月间，交通银行京、津、沪分行即发生存户纷纷提取存款和挤兑钞票的情况。袁世凯的心腹、时任总统府秘书长并兼交通银行总办的梁士诒为摆脱困境，借当时责任内阁总理段琪瑞之手，下达了“停兑令”。此令传到上海后，时任上海中国银行副经理的张公权即与经理宋汉章紧急磋商应付办法。二人议决抗命不从。并征得“南三行”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商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主要负责人叶揆初、蒋抑卮、李馥苏和陈光甫的支持。这些人分别以中国银行股东、钞票持有人、存户等利害当事人士代表的身分，共同延请律师向会审公廨起诉。这样，宋汉章、张公权即代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作为被告应诉。依照法律，诉讼期间，北京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便无法撤宋、张二人的职。随后，他们成立了上海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推举声望卓著的张骞为会长，叶揆之为副会长，钱新之为秘书长，登报声明，上海中国银行全行事务悉归股东联合会主持，所有资产负债已移交外国律师代表股东加以管理，上海分行钞票随时兑现，所有到期存款均立即照付。
这时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已遵照“停兑令”执行，实际营业已经停止。五月十二日上海中国银行一开门，即出现挤兑现银的风潮。这一天兑现者达二千余人，后来一直不见少。星期天本应休息，但仍然照常开门，并登报公告，安定人心，至十五日前来兑现的人数只有百余人，一场风潮才告平息。又过二十一天，袁世凯在国人唾骂声中病毙。上海中国银行抗“停免令”获得胜利，信誉大增。宋汉章、张公权被视为反袁斗士。
想到此处，陈光甫长出了一口气。二人的友谊在这场波澜的激浪冲淘下，变得更加坚实了。
这次，张公权得知消息后，立即命令中国银行各地分行尽力支持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各分支机构渡过险境。并允许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江西路上海大楼作抵押，贷借八十万元，用以应付提存。又特别开仓，用现银声援这场心理战。他命人从仁记路的上海中国银行，把一箱箱的现金运往宁波路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摆在那些忙于提存者的眼前。
一箱箱现金川流不息地运来，驱走了提存者心头的疑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则把大量现洋故意堆放在营业柜台上和楼道内的显眼之处，堆积得像小小的银山。提存者眼见上海银行现银似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势头，心中自悔急切前来提存的盲目，有的人反而转取款为存款。提存风潮很快平息下去。
陈光甫这才松了口气。他趁热打铁，令银行调查部编印了《谣言感想记》的小册子，寄给全行存户，指明谣言的由来及其危害，对存户表示同情和歉意，希望今后不要轻信谣言，以免庸人自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信誉大增，营业额成倍增加，坏事处理得当，转而变为好事。
风潮虽过，创痛犹深。提存正猛时，许多人从上海银行提出存款后，转身改存到外国银行。这使陈光甫大感屈辱，心中久久难平。有鉴于这次风潮的教训，陈光甫极力呼吁国内金融制度的改良。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战事之后，陈光甫在中国银行的研究会上发表演说时，郑重而沉痛地说：
“我们要记住：中国当前的敌人，是外国经济侵略，……至于中国人不信任本国银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组织……在上海，一家银行有风潮，有人帮忙，便可以过去，设使大家都有风潮，则大家都不能过去。”
因此他极力主张应努力组织一个“银行的银行”。经多方呼呼和不懈的努力，上海银行同业公会联合准备委员会终于在一九三二年二月八日宣告成立，三月十五日正式开业。十月一日，上海钱业联合准备库成立。上海金融业加强了内部互相支持、共同应变的能力。
与洋人一争高低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业伊始，陈光甫就把业务经营的目光，投向了外国在华银行的经营领地。他决心要与外国人争上一争，争来国人的一席之地。他在行训三句话中，后二句是“辅助工商，抵制国际经济侵略”。他一直努力实践着这后二句话。
吸收外国在华企业存款，是陈光甫向外国银行在华业务地盘渐进的跬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帝国主义重新加重对东方的掠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步履艰难，中国民族资本银行业务扩展范围有限。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极力争取英、美在华大企业的存款，竭力为之提供周到的业务服务，创造种种方便条件，不避繁难，多方承揽，渐次打开局面，使当时，些外国银行不愿承做的某些业务项目，逐渐由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承揽过来。如美孚、德士古公司要求将公司开出的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付款后的支票，在每个月的月底退返各该公司，以供公司核对。这种业务，英、美等国在华开设的银行不愿承接。因为一则支票作为存户提款的原始凭据，该归银行持有、不该退还存户、再则支票数量大，如德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