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不愿承接。因为一则支票作为存户提款的原始凭据，该归银行持有、不该退还存户、再则支票数量大，如德士古公司一切开支都用支票，连每个职工的工资都用支票支付，业务量可想而知。但陈光甫不顾本行职员所持异议，始终坚持承做该项业务。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与英、美等国一些在华大企业如美孚石油公司、德士古石油公司、亚细亚石油公司、英美烟草公司、卜内门洋碱公司、祥泰木行、恰和洋行、太古洋行等建立起联系，吸收这些企业及一些外国在华教会机构的存款。
当时这些外国企业在中国推销商品或收购原材料，常有款项在上海与内地之间往来汇兑。上海银行千方百计承做这些外国企业的汇款，并逐步开展国际汇兑业务。为此，上海银行早在一九一八年就在总行设立国外汇兑部，并在英国设立代理处，以后还把这种业务逐步扩展到设有海关的各地分行，并在美国、法国、荷兰、日本等国家设有通汇地点。上行为承做外汇业务，还特聘一位德国专家作为指导。
当时的进出口贸易，由华商经营的甚少，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国外汇兑都被外国人所操纵。上海银行继中国银行之后开办外汇经营，是私营银行办理外汇业务的第一家，也是陈光。市打破外国银行一统天下，为民族金融业争光的又一事例。陈光甫对属下说：“我们经营外汇，决不从事投机。我行多做一笔生意，外商银行就少做一笔生意。”
为开展国际汇兑，陈光甫又想方设法争取外汇储备，二十年代初期，曾先后获得美国纽约几家银行、信托公司的一百七十五万美元透支。随着业务的拓展，上海银行的外汇储备越来越雄厚，不仅使国内一些银行生羡，也令外国在华银行刮目相看。
但在上海银行诞生初期，曾遭到国内钱庄的排挤和外国在华银行的要挟。对这两种压力，陈光甫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
由于上海银行业务发展很快，抢了钱庄的生意，因而遭到钱庄的妒忌和排挤。有一家老牌钱庄曾拒收上海银行开出的本票，这对上海银行的信誉大有损害。上海银行到外地设立分支机构，也曾遭到当地钱庄的抵制。一九二五年春，南通钱业公所曾突然宣布与上海银行南通分行断绝往来。常州、芜湖也曾发生类似情况。
陈光甫胸怀大度，冷静对待。南通一事，邀请南通、海门、泰州商会会长张骞调解，纠纷得以化解。常州、芜湖问题，也得以解决。对拒收上行本票的那家钱庄，陈光甫也友善待之。当那家钱庄一时手头紧张，遇到困难，向上海银行求援时，上行不计前嫌，连夜拆款相助，而且不要押品，只要钱庄开具一张第二天的即期本票。上海银行以德报怨，一时传为美谈。那家钱庄从此再也不拒收上海银行的本票了。
而对于来自外国银行的压力，陈光甫则敢于针锋相对，毫不退让。上海银行的外汇经营逐渐得手之后，便不断地向外国在华银行的世袭领地争进。这触怒了外国银行。那些洋人岂肯坐视上海银行与之争利？英商麦加利银行首先向上海银行发难。一天，担任上海外国银行公会会长的麦加利银行经理突然宣布，不接受上海银行与麦加利银行的外汇合同，意在限制上海银行咄咄逼人的外汇业务。
来而无往非礼也。面对洋人的无理行径，陈光甫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致函上海外国银行公会，郑重声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不再接受麦加利银行的外汇合同！
陈光甫的举动，在上海金融界中外人士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惊愕者有之，不解者有之，同情者有之，感佩者亦有之。结果，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这场纷争中取得胜利，两家银行的合同恢复交换。从此，外国银行知道中国有个不怕压的上海商业储蓄银杉，同时知道中国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有一位不怕压的总经理陈光甫先生。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声誉和陈光甫的名望在金融界同步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为了与外国在华企业争生意争权利，陈光前又创办了保险公司，并积极辅助民族工商实业，冀望他们得到振兴与发展。
拳拳报国心，殷殷赤子情
一九三六年五月，陈光甫代表国民党政府赴美签定了“白银协定”。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光甫奉命赴美斡旋签定了二千五百万美元的“桐油借款”。并担任财政部贸易委员会主任委员，最后又当上“国府委员”。但他虽然如此效力，在国民党内却并没有真正的地位。为求生存与发展，他不得不改变“抵制国际经济侵略”的口号，而求积极开展国际贸易，特别倚重美国的关系，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保住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一九三六年他赴美签定“白银协定”，虽遭人白眼，低声下气，但因得到在美国财政部里任职的同学的帮助，最后终于获得成功，使国民党政府对陈光甫另眼相看。一九三八年再度赴美签定可作循环使用的“桐油借款”，又使他的地位进一步提高。陈光甫为保证借款能及时清偿，在国内设立复兴公司，多方收购桐油、猪鬃并用自购汽车运至海口，装船运往美国。又在美设立接收、偿债机构，专司其事。陈光甫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一则出于为抗战出力，为国家尽责，一则是出于维护自己在美国的信誉，扭转美国人对中国人办事不认真的印象，增强美国人的信任感。
陈光甫的努力没有白费。由于他经手的借款都能按照协议如期清偿，他在美国的声望很快提高。一九四一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居里到重庆，当面向蒋介石推荐陈光甫，称赞陈光甫是“中国优秀的金融家”，要蒋向陈请教。由于美方提名，这年成立的中英、中美外汇平准基金会，由陈光甫出任主任委员。这时，与陈一向不睦的宋子文，对他也奈何不得。
陈、宋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结怨亦深。一九二七年陈光甫为蒋筹款之举，受到蒋介石的重视，却使得宋子文不大高兴。陈光甫感觉味道不对，惹不起躲得起，于是举家迁往武汉，至宁汉合流后才又返沪。这时，宋子文得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仓库存有从开封运来的硝，于是委托章士刽律师向法院起诉，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私运军火，企图以此为突破口，查封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但是，陈光甫办事一向谨慎，从开封运抵上海的确是南京政府军政部托运的物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持有军政部的正式护照。宋子文无话可说。事后，章士刽力劝陈与来搞好关系。陈对宋只是表面敷衍，心中时存戒备。一九三一年提存风潮时，陈光甫曾向中央银行求援，得到该行业务局总经理唐寿民的支持。宋子文闻讯曾专程由南京到上海责问唐寿民。一九三四年国申新纱厂一事，陈光甫对宋子文更加疑惧。一九三五年张公权洒泪去职，令陈光甫有物伤其类之感。一九三六年春，陈光甫从上海北上视察，途中突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密电，阻止他继续北上。其原因据说有人在南京、上海散布谣言说陈光甫这次北上，是有政治企图，意在联络韩复榘和宋哲元。陈光甫认为这又是宋子文在图谋自己。因此，他放弃了拟议中的济南、天津之行，仅在徐州与这两地的分行经理会商行务。
陈光甫对政府当局压榨金融界的作法本不满意。有一次，他情不自禁地说：“政府借款，推销公债，迫令维持政府经费，一若银行负有维持义务，不容推诿。苟稍迟疑，即以为不爱国。借款与政府未必即为爱国。盖政府经费应有预算，量入为出，何能借债度日？”
他已经感受到四大家族的压迫。加之他与身任财长的宋子文关系微妙，不得不令他心存警惕。
一九三八年夏，日本侵略军进攻汉口。美国总统罗斯福担心中国没有外援将不能持久抗战，决定请政府派员赴美磋商。美国财政部驻华代表通知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希望中国政府指派陈光甫赴美磋商财务事宜。于是，陈光前于九月九日由香港秘密启行，十天后飞抵美国首都。
在美期间，与当时中国驻美大使胡适一起，通过多方斡旋，得到美国财长摩根韬的支持和罗斯福总统的允准，签定了“桐油借款”二千五百万元的协议，嗣后又签定“滇锡借款”二千万元的协议。其间，陈光甫与蒋介石、孔祥熙函电往来频繁，及时密商一切。一九四０年五月三日当陈光甫离开纽约返国之时，蒋介石曾发专电予以嘉慰。
陈光甫虽有劳绩于国事，一时受到蒋介石的重视，得以名列国府委员，但他仍持稳健谨慎态度。据说他赴美借款成功后，蒋介石为继续获得美国的财政援助，曾要陈光甫出任财政部长，但被陈光甫所拒绝。陈虽从政，但未入阁。虽任国府委员、中央常务理事，但只是虚衔，并未因此缚住手脚。
抗战胜利后，陈光甫对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同仁发表他对现实和未来社会经济政策的见解时说：
“观史例，按现情，经此次大破坏之后，中国首先需要之经济政策，应是‘休养生息，以苏民困’。”
并指出当时社会道德破坏的严重，他希望战后中国经济得以发展和恢复，督励行员以新的姿态贯彻服务社会的宗旨。然而他的这些设想在现实社会中受到阻碍。他所主张的“休养生息，以苏民团”，被蒋介石发动的大规模内战所代替，带来的是兵连祸结，民生凋敝。他寻求银行新发展的企望，实现起来困难重重。他所推崇的“忠诚廉让”的社会道德风尚并没有形成，而他所痛斥的“私诈贪霸”恶劣世风却愈演愈烈。’
一九四九年一月底，李宗仁出任“代理总统”后，因中国人民解放军已陈兵长江北岸，国民党军队已一败涂地，于是有国共和谈之议。李宗仁赴上海邀请颜惠庆、章士钊、江庸、冷御秋、陈光甫五人作为他的私人代表，赴北平与中共方面进行和谈，探询中共意向。陈光甫谢绝了李宗仁的邀请，不愿承此难为之事。上海解放前夕，他出访泰国后，避居香港。
纵观陈光甫的一生，他常常以“随缘善变”的态度，求得与变幻多端的世态环境相适应，相谐调，借以实现他“不变”的人生愿望，创立与发展中国的民族金融事业。
人生的尽头
一九七六年七月，九十六岁的陈光甫躺在床榻上，往日那双闪着睿智光芒的眼睛有些暗淡了。他望着天花板，想起前些天爱女淑英与女婿吴世爵还搀扶着他去了阳明山，那里温泉瀑瀑，瀑布声声，花红草绿，风景如画。山上遍植樱花、梅花、杜鹃花、山茶花。自从定居台北，每年春季百花盛开时，他都前去游览。今年虽身体不适，还是去了。这时，他的不听话的手脚拍击、搅动起来，痉挛似地一忽儿动，一忽儿停，力量也薄弱得很。他仿佛觉得自己在水中沉得太深了，永远升不到水面上来了。他觉得仿佛懒洋洋地浮在一片朦朦胧胧、幻影重重的大海上。四下里是一片五色缤纷的光辉，沐照着他，覆盖着他。不知为什么，他不自觉地想起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