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过了慎密的磋商及协调后，确立了四川美丰银行首任董事会成员。董事会共由五人组成，其中美方三人，分别为雷文、赫尔德、白东茂，赫尔德和白东茂均为雷文的贸易合作伙伴。中方董事两人，均为重庆商贾，他们是胡汝航和周云浦。董事会下设总经理一人，经理一人，协理二人。总经理自然是由雷文直接担任，赫尔德为经理，协理则由中方的邓芝如、、康心如担任。另设一名营业主任由邓芝如亲信陈达漳担任，此人曾在天顺祥票号当过营业主任，多少有些内行，又有邓芝如的鼎力举荐，双方便也认可。
在四川美丰银行的筹办过程中，康心如充分显示了他的才华，但是当雷文及邓芝如中美双立的代表都希望康心如出来做协理时，康心如尽管心中暗喜，但还是撑持着知识分子的架子婉言拒绝。
其难言之苦在于家境的窘困，使康心如确实拿不出钱来入股，因此也就不好违反规定，不入股就任协理。雷文和邓芝如对康心如的推脱都感到很遗憾，甚至很失望，因为他们都知道，倘没有康心如那样的才子从中协理的话，美丰银行就肯定办不好，更不要说发展。足见康心如已经使自己站到了主角的位置上，使自己成了美丰不可或缺的人物了。
其实雷文早就看出美丰如只依靠有钱人邓芝如、陈达璋等辈是决然搞不好的。
邓芝如尽管极富资财，但他过去从未出过国门，是个极闭关自守的旧式商人；而他手下的干将陈达璋所谓的经验也是旧票号的，跟这种合资的西式银行业务根本不搭界。所以，雷文把四川美丰银行的希望是全然寄托在中方的康心如身上了。
而中方的邓芝如其实更不愿因康心如的无钱入股就将他舍弃。因为他也清楚，要想跻身洋务，整天同洋人打交道，就必得康心如这么一个真正内行的帮手。应当说，如果不是康心如，邓芝如是谋不到这个合资银行经理的位置的；而接下去，如果没有康心如从经营上协理，他拿出钱买到的这个位置肯定还会得而复失。因此，比起雷文来，也许邓芝如更离不开康心如，更迫切地希望康心如能留在银行任职。
一方无钱入股，一方又迫切需要，就在这进退、舍取的两难之中，自认没有“洋务”经验的邓芝如，又一次诚心邀约康心如与之一道回四川重庆，共谋美丰发展大业。为了使康心如担任协理，邓芝如借给他一万二千元股本，使他取得股东资格，并顺理成章地就任了四川美丰银行协理一职。
邓芝如的此番义举，对于身处漂泊落魄之中，急需谋得职业的穷文人康心如来说，不啻是有着知遇之恩的。尽管是借，但在当时能拿出一万二千元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够做到的。有了这笔借款，也才有了协理的位置，有了康心如日后在金融界发展的可能性。
所以康心如在接受这笔借款时也很感动，他认为这笔钱不仅使他摆脱了近年来一筹莫展的困境，甚至也是对他一直养不活的一家大小的一个救助。康心如发誓，滴水之恩，他必得涌泉相报。
美丰银行人员由于康心如出任协理而皆大欢喜。
从此康心如正式踏入商界大门，他毕生为之奋斗，再没有改过行。
左右为难的协理
从筹划开始，前后经过一年的时间，四川美丰银行终于在一九二二年四月二日于重庆正式开业。
四月的重庆，早已到处是春意。迷迷蒙蒙的云雾遮掩着古老而美丽的山城。城脚下的江水清亮透彻，无声环城而去，给这个三面环江、形如半岛、依山而建的古城，平添了很多妩媚。
重庆之所以自古为城，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极端重要，它不仅处在长江与嘉陵江的汇合处，而且是在成渝、川黔、川陕几条主要通道的交点上，所以它自古就是长江上游经济、交通、文化的中心城市。而就在这葱葱郁郁的早春中，设在古城重庆的四川美丰银行，在一片吹吹打打之中终于开业了。
这家中美合资银行隆重开业，成了重庆工商界以及民众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加之美丰银行华股方面在山城的财政势力，就更使银行的开业成了轰动四川乃至全国的一件要闻。
开业那天，重庆方面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各路政府要员及各界社会名流、遗老遗少，无不前来拱手庆贺。新街口一带，几乎一天鞭炮声未停。吹吹打打的乐队也始终乐声长鸣地站在银行大门的两侧伺候。围观的群众成百上千，而出出入入的西装革履、金发碧眼的美国人与儒雅翩翩、长袍马褂的中国人混杂在一起，熙熙攘攘，笑逐颜开。酒杯不断碰响，真是一派繁荣昌盛开业大吉的景象。尽管洋人与中国人之间根本无法用语言沟通，但双方目光的交流就足以使这一开业的典礼增色添彩了。
四川美丰银行开业的排场对于一向宁静的山城来说，可谓浩大空前。如此的排场自然也就耗资巨大，但银行的中美双方都认为这样的场面是必要的，唯此浩大才可预示未来美丰银行的发展也是浩大的，是前途无量的。
为了操练这样一场华而不实的开业闹剧，康心如自然也是费了心思的。他绞尽脑汁，精心策划，缜密安排，并亲自登门将重庆从政府到美国驻渝领事馆的要人以及重庆的乡绅父老尽数请来。
就在人们沉醉在这种豪华的场面之中时，其实唯有康心如忧心忡忡。他所焦虑的，是开业后的四川美丰银行能不能将业务顺利地开展起来。这才是最最本质也是最最关键的，这也是银行内部中美双方主事人员中唯有康心如最为关切的问题。
康心如一直认为，他取得这个协理的位置，决不单单为了日后为自己捞一点小钱。他觉得倘若那样耿耿于蝇头小利，那就太没出息了。他想，他既然已涉足于金融界，就应当扎扎实实地大干一场，干出点名堂，干出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来；而协理，便是他通向未来宏伟抱负的阶梯。于是，康心如更不敢有一丝的疏忽，也不能像雷文那般超脱，像邓芝如那般我行我素做甩手掌柜的。在某种意义上，美丰未来的成败与兴衰，事实上就是握在他康心如的手中了，那么他又怎么可以掉以轻心呢？
康心如到底算是一个精明之人，他的思维使他对自身的行为始终保持了一份难得的清醒。自美丰银行的创建进入筹备策划之时，康心如就已将他的四弟康心远及林少谷、贺友梅等三人派到了上海美丰银行见习业务。此后不久，康心如又专程从北京到上海，为即将开业的四川美丰银行招揽人才。他亲自物色挑选，最后聘到了几位对业务十分熟悉的专业人员，携他们一道乘轮船回到了重庆。康心如知道最终那些场面上的风风光光什么都不是，而这些对业务精通的专业人员才是美丰银行的真正栋梁。
开业伊始，身为美丰银行协理的康心如便自知他任重而道远。实践证明，像邓芝如那样的旧式商人及旧式的陈达湾是完全不可以依靠的。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康心如在他们那里都得不到任何帮助。而对于出任经理的美方代表赫尔德，康心如也极不了解，以至于基本上不能合作。一切都处在探索的阶段，因为几乎所有的行内职员对经营这样一个合资的银行都是没有经验的。
没有经验，可以探索、积累，但中美双方人员之间愈演愈烈的矛盾，却几乎把这个刚刚开业且未站稳脚跟的银行断送了。
银行开业经营的一年中，尽管康心如苦心筹划，费尽心机，请来业务骨干，开展多种业务，美丰竟然不仅没有营利，而且还亏损了三千多元。这可以说是美丰建行之后的一个污点。这一亏损的事实，使美丰银行上下都感到了某种压力。出师不利使人们神情沮丧，且相互指责，推诿责任。中美双方的经理、协理人员及双方的职员更是剑拔弩张。银行的经营现状与开张那天浩大的庆贺场面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一事实不仅成为当时报界感兴趣的话题，也成了专等着看美丰银行笑话的那些人茶余饭后调侃的谈资。美丰行在一年之间大起大落，真是谁也不知该怎样扭转败局，或是该怎样收场。
就单单亏损一事就很令人苦恼扫兴了，而偏偏康心如又被搅在中美双方特别是赫尔德与邓芝如之间的争斗中，弄得心力交瘁，焦头烂额。尽管他在这尖锐激烈的矛盾中，极尽斡旋之能事，但依然不能使双方的矛盾有一丝的缓解。而美丰银行的业务不能很好地开展，并一天天走着下坡路，事实上就是一年来内部永无休止的争斗造成的。其实，康心如对中美双方定然会产生矛盾这一点，是早有预料的。他清楚邓芝如那一类长期形成了固执封闭死板的观念的中国人，同赫尔德那种过于骄横跋扈、对中国人十分歧视的美国人是根本不可能和谐的。他们的性格使他们不能成为合作的伙伴，更不要说成为好搭档。有鉴于此，康心如便只能更加平和，更加不咄咄逼人，而是以和事佬儿的姿态出现，从中千方百计地抹平，弥合。康心如始终在做着这种协调。他原以为，中美双方的矛盾有他在中间调解，不致激化到水火不相容的你死我活的地步。
但事与愿违。一年中，双方都没有在康心如的力劝之下，有稍稍收敛的迹象，以致最终发展到邓芝如动不动就脸红脖子粗地跑到康心如的工作间里拍桌子打板凳，操着纯正的四川高腔，大骂美国人盛气凌人、专横跋扈，把翻译叫“西崽”，拿中国人不当人。邓芝如一向脾气火暴，不容分说。他声称他再不能忍受美国佬儿的歧视与侮辱，他不再受洋人的气了。他要求康心如也站出来，与他结成联盟，坚决同洋人斗争到底。
但又出人意料，在这场中美的激烈搏斗中，使邓芝如万分失望的是身为中国人的康心如竟没有应和他，没有表示出中国人应有的慷慨和义愤，没有坚决站在他一方，而依然往来于他和美国人之间，充当调解人的角色。这使邓芝如大为光火。他进而对康心如也产生了怨恨。他于是又联想到是他借给康心如一万二千元的股金，才让他当上这个协理的，他是有恩于康心如的，而这个康心如在这关键的时刻竟然不支持他。既然他们个人的关系已出现了这种无法弥补的裂痕，邓芝如就更是不管不顾，一意孤行，变本加厉地同洋人打，再也听不进康心如的任何劝诫了。
自然，康心如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应有中国人的气节和尊严的。但作为一个想成就一番事业的银行协理，他也是自有他的一分考虑的。他认为矛盾之所以闹到如此地步，以至于美丰的业务每况愈下，毛病就出在邓芝如和赫尔德身上。实在是康心如对邓芝如这样的人看得很透。因为看得透，他才采取了这样一个中立的乃至于暖昧的立场。凭着他对邓芝如个人性格的了解，他推论倘他康心如也参加进去，火上浇油，怂恿邓芝如一日三餐地同美国人闹下去，那么美丰就唯有一条出路，那就是被搞垮；而这一结局，恰恰是康心如决不容许的。久而久之，康心如对邓芝如几乎天天同洋人争吵越来越反感，特别是邓芝如最后发展到在股东会上散发他专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