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境地，大家都视认购兑换券为禁区，轻易不敢问津。而美丰银行的最有利处在于美丰的兑换券是专门在美国印制的，这样，无论中国境内的伪造技术多么逼真先进，以假乱真，终究对美国的印刷技术无伎可施，这就自然消除了购买美丰券顾客的恐惧心理。
基于此，康心如首先为美丰券的发行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宣传措施，由此足见当时的康心如就有着非常浓厚的广告意识，并对种种促销的手段有着他深入的思考和认识。为了美丰券的发行能首战告捷，康心如组织力量不惜工本地在各种场合宣传美丰券的优越和美丰券的独到之处。这样，便迎合了社会上一些人的“崇洋思想”和迷信“洋资本”的心理，将美丰券描绘得更加“信用可靠”，“万无一失”，非常成功地使很多原本对美丰券有疑虑的人不再动摇。
在这个巨大的宣传攻势中，一个极富煽动性的蛊惑便是康心如故弄玄虚地为美丰券编造了一个戏剧性的广告故事。那故事不胫而走，一时间在重庆地面上流传得沸沸扬扬。据说，有一次重庆的白理洋行失了大火，火势浩大，铺天盖地，结果将洋行的所有财产焚烧殆尽，甚至连保险柜里的几千元美丰券都烧成了灰。但恰好所余部分还能认得出号码，结果美丰银行还是将此券兑了现。于是，“美丰券烧成灰也能兑现”的说法，像活广告似地在重庆乃至全省传开了。人们顾不上追问、印证这传言的真伪，而是盲目地顺着康心如所精心设计的广告圈套陷了进去，而且更加坚信美丰券的信用可靠、保值保险了。
伴随着宣传，美丰券发行后，即刻在市面上流行走俏。特别是在当时市面上现银枯竭的情况下，一切票券兑换银元（俗称洋钱）都要补水（俗称洋水），即要用超出相应面值的票券才可换得相应现银。但由于美丰券有信用且又有所谓外国资本做靠山，用美丰券兑换现洋居然一律不补水，一比一，这就更进一步抬高了美丰券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美丰券发行的势头看好，还有另一个原因，即当时同属西南的贵州、云南一带，做鸦片大烟生意的商贩极多。这些出没于黑道上的鸦片贩子，都需要大量的银元。但前往云南、贵州鸦片生产地的沿途，又常有土匪打劫，于是携带现洋便既笨重又危险，并常因土匪的图财害命而暴尸荒野。为了安全保险，当时的大烟贩子们便纷纷争购美丰券，这样不仅保值保险，携带方便，还可以避免土匪的打劫。就是这一批人所从事的黑道上的特殊买卖，一下子就把美丰券的销售哄抬起来。
基于以上主客观原因以及康心如的精心策划，美丰券炙手可热，很快成了云南、贵州、四川等西南一带主要交易媒介。
美丰券发行的最高额曾达到一百五十万元，大大充裕了美丰银行的营运资金，使美丰银行的经营更上了一层楼。
对于美丰券的发行，康心如曾有过一段极诚恳的肺腑之言，他说：“平心而论，帝国主义、土匪、鸦片烟和洋水，对美丰券的发行是帮了大忙的。”
康心如除了有审慎从事的一面，又有他性格中锐意进取的一面。只要他认为时机成熟，便总是会大刀阔斧地拓展事业。当康心如看出美丰券的发行确实有利可图，他便放开步子，继续有效地扩大发行。
为此，康如又精心策划了一个切实可行的而且是安全可靠的美丰券发行网络，以一种盟主的但又是平等的姿态审慎地选择了大生、金盛昌以及恒泰丰三家钱庄为专点，领用并代销美丰券，使美丰券的发行流通更加广泛。
同时，也通过发行美丰券互惠互利，这样，美丰银行便与这三家钱庄建立了极为密切的业务关系。由此，美丰券在这个网络中更是行销一时。
但是，尽管如此，由于当时社会动乱，民心不安，特别是在政治环境十分混乱的情况下，美丰券也相应发生过几次挤兑风潮。
对此，康心如至死记忆犹新。转眼间，人如潮涌般向美丰涌来，前推后挤地抓住银行外的铁栏杆，争相要将美丰券兑换成现银。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如果美丰实力不足且库存短缺的话，美丰券肯定会马上贬值，信誉扫地，重蹈前人覆辙。古语说，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所以康心如知道，面对挤兑风潮，他就是砸锅卖铁，折戟沉沙，也要保住美丰券、美丰行的信誉。他知道，对于他这种要在世面上混下去的人来说，信誉才是最重要的，是第一位的。
使康心如得以顺利渡过挤兑风潮的，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康心如平日维系下的那些曾帮助他渡过难关、化险为夷的金融界的朋友们。每逢挤兑风潮发生，康心如除了要动用美丰银行的准备资金外，大生、金盛昌、恒泰丰等三家钱庄及总商会等便会鼎力相助，即刻把明晃晃的现洋运到美丰银行内堆起，以显示现洋的充足，使柜台外要求兑换的人们人心稳定。这样便很快平息了挤兑，使美丰银行平安渡过难关，也保住了美丰券的信誉。
由于康心如每每遇到挤兑风潮时，在困境中总有大生、金盛昌、恒泰丰这三家钱庄奋不顾身前来救驾，于是金融界流传起一句戏言，即“康心如一气化三清”。“三清”是指这三家钱庄的经理李懋卿、杨怀卿、侯绍清，他们的名字中都有一个“清（卿）”字，且又都在康心如遭困身处厄运时，化为一气，为之排忧解难，帮助康心如渡过难关，转危为安，故而才有“康心如一气化三清”之说。足见他们之间无论是交情还是业务上的往来，都是肝胆相照，以诚待人的。
康心如之所以在危难之时，能有如此不惜两肋插刀的朋友拼力相助，应当说，这也与康心如平时宽和大度、善结人缘分不开的。
发财赚钱所需的狡诈和为人处世所需的善良，始终非常矛盾地并存于康心如的品性之中。康心如对此是有着极清醒的认识的。
康心如觉得，要想发财，就必须要有一些在人情上说不过去的手段，这是任何商人都不可避免的。倘不重利，何谓商人？但在发财的过程中，康心如又时时提醒自己要注意和反省自己做为人而不是做为商人的人性。特别是对那些与自己密切合作的贸易伙伴，康心如所奉行的从来是讲求信用、互惠互利的原则，从不坑害他人，并始终要求自己不要陷入重利忘义的人性的深井中。
康心如之所以如此，还因为他的人生目的，始终不仅仅是赚钱发财。在康心如筹建、初创、拯救和发展美丰的苦心奋斗中，“实业救国”这个崇高目标，一直占据着他个人理想的最重要部分。
康心如也始终坚信，唯有民富，才能有国强。于是，他便更应当巧妙地运用外资，把民族的资本发展起来。
由于康心如的发财之道磊落光明，又时时事事与人为善，所以他所主管的美丰银行尽管蒸蒸日上，技压群雄，却没有遭到重庆金融界的反感。反之，他坦荡友善的为人处世原则，倒使他赢得了金融界及工商实业界对他人格及才能的崇敬和钦佩。特别是对他每遇危难，总会有人万死不辞慷慨相助的事情更是推崇备至。因此，当时金融界人士们对康心如的评价是：
“康心如平日处人对事，不燥不湿，善结人缘，故能化险为夷。”
这也算是中肯公允的评价了。
十三万现洋拯救美丰
一九二六年，北伐战争爆发了。这是康心如无论怎样运筹帷幄、深谋远虑也无法扭转的大时局。北伐战争的爆发，使康心如重振美丰的梦想再度成为一枕黄粱。
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约十万人，分三路浩浩荡荡从广州出师北伐，革命的目标是推翻军阀统治、驱逐帝国主义、收回外国租界。
这一次北伐声势浩大，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很快便席卷全国，四川境内反帝反封建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涨。北伐军出师告捷，军阀武装被纷纷击溃，而呆在中国的外国洋人也都岌岌可危，惊恐万状。惶惶不可终日。
这一切对于康心如来说，只能是自嗟命运的无常。康心如虽然从少年时代就投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对革命真理热爱而执着，但他目前作为一家中美合资的实业银行的实权人物，对他曾经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而追求的革命战争的爆发，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对于战争所导致的全国范围内的动荡不稳，康心如首先深怀一种恐惧。单就这动荡本身，就足以对康心如的美丰造成巨大的威胁。何况，此次革命所打击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帝国主义，就是洋人，这无疑就更加重了美丰银行这个与帝国主义洋人的合股银行的危机。面对这样的危机，康心如是束手无策的。
康心如不反对革命，但在合资银行供职并握有实权这一事实本身，就使他与革命拉开了距离，甚至分裂在两个敌对的阵线上。康心如可以支持革命，但要他将自己付出心血的事业毁在他曾经热烈追求过的大革命手中，这却是做为在重庆金融界小有名气的实权人物康心如所决不情愿的。康心如非常矛盾，他的尴尬身分使他不能对革命表示鲜明的立场和态度。当然，康心如不会挺身而出，站在洋人的立场上反对革命，但也决不可能像年轻时那样毫不犹豫地投身到大革命的滚滚洪流中去。
他密切注意革命发展的动向，审时度势，以期在动荡不安的形势发展中，寻找自我保存的可能性。他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在战争中在动乱中保住美丰。
北伐战争卓有成效地打击了封建统治，同时也无情地动摇了帝国主义侵华的势力，动摇了他们侵占掠夺中华民族的基础。于是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保住他们将要失去的“天堂”，便开始疯狂地、变本加厉地干涉中国的国民革命。特别是沿长江一带的英帝国主义，更是丧心病狂地不断制造事端，武装挑衅。
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九日，英国太古公司的轮船在四川云阳长江中公然撞沉三只中国木船，致使数十名中国乘客落水死亡。当地部队和百姓怒不可遏，当即扣留了太古公司在四川万县的轮船。九月五日，穷凶极恶的英帝国主义党派出军舰，重炮轰击万县。在英军的炮轰下，打死打伤中国军民近千人，焚毁民房、商店近千家。这就是中外著名的“万县惨案”。
因为“万县惨案”发生在四川境内，又距上游的重庆只有数百余里，就更激发了四川人民的反帝浪潮。全省上下，同仇敌忾。眼看着同胞遭杀戮，康心如心中也是悲愤异常。
“万县惨案”的发生，以及惨案之后全国各地的工人罢工，各界人士纷纷举行的集会抗议及游行示威，使各帝国主义国家更慑于中国人民的反帝声威，终于开始纷纷撤侨。这是北伐战争的一大胜利。
一九二七年二月一，四川省境内的各国侨民也终于接到了撤侨通知，这是中国革命给予他们的最后通碟。于是洋人们纷纷卷起行李及其在中国掠夺的财物，灰溜溜地离开了天府之国。
美丰银行的美方人员，也同时收到了撤离的命令。美国一方撤走了，美丰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