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个人从中与军阀“共同渔利，打伙求财”。而这一点，恰恰是康心如所最最不能接受的，也与他对美丰发展的蓝图规划背道而驰。
面对这样的急于求财的董事，康心如真是苦恼而又无奈。显然，康心如同汪云松那种拥有实力的财阀们绝不是一类人。康心如在美国人撤离美丰之时，之所以四处奔走，艰辛搏斗，想尽一切办法把美丰从美国人手里买下来，就是希望把美丰银行办成真正拥有金融实力的、世界水平的大银行，而他苦心在美丰发展的也绝不单单是个人的势力，而是整个民族的金融事业。康心如的理想与目标都是坦荡的、光明的。他不止有着对于美丰银行未来的设计与塑造的苦苦追求。康心如的理想，决不是仅仅着眼于个人要赚的那些大钱小钱，更不能为了赚钱就不惜牺牲掉民族的利益，乃至个人的风度及人格。因此在这个最最关键的办行的方针上，康心如同江云松、曾禹钦之辈产生了分歧和矛盾，而这个矛盾又是不可调和的。在康心如看来，这已不是小事，他不能再装糊涂。在美丰银行的施政方针大计上，康心如是绝不能含糊的。所以，康心如不能混同于市面上那些没有理想及追求却富足殷实的大腹便便的商帮们。他迎合了他们，事实上就是对自身人格的侮辱。他康心如是要做一番大事业的人，是要成为一个有声望有信誉的优秀丽杰出的银行家的。
而汪云松之辈对于在他们看来是荒唐可笑的康心如的理想，也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他们认为康心如这种滑稽的设想过于宏伟、过于长远了，甚至是一种奢求。其结果只能是误了他们及时赚钱发财的好梦。他们的理由是，康心如的金融规划根本就无法适应时世的变化与动荡，而这种动荡的年代只适合于更多地照顾眼前利益，根本不要有什么长远的规划与战略。在此思想基础上，江云松、曾禹钦之辈为美丰制定的原则是：不失时机，能捞就捞，宁可所得为不义之财，也只能是为富不仁了。他们根本不愿顾忌到个人形象，他们认为钱就是形象，更不可能照顾到美丰银行的形象及美丰银行的未来了。
如此观念的相悻，为康心如的金融事业蒙上了一层深重的阴影。康心如不肯与汪、曾之辈同流合污，就等于是他自己将他美丰的权利放弃。做为总经理，康心如可以有他一整套的业务安排，而做为主席董事，江云松、曾禹钦等更有权利对康心如的举措加以责难与否定。总之，在这样不和谐的合作中，康心如已越来越感到困难重重，力不从心了。业务开展不起来，他处理什么事都极不顺手，障碍重重。康心如非常愤怒，他对汪、曾的处处干涉、掣肘极为不满，且时有反抗。于是江云松、曾禹钦对康心如也自然是愈加放心不下，他们不仅收束限制了康心如的权利，不让他管理业务，甚至还专门授意心腹李星桥处处监视着康心如。
美丰银行这样的一种剑拔弩张的局面，使康心如非常郁闷和苦恼，尽管他凭着往日的挫折所积累的涵养，已练就了一副通达超然、不燥不湿的脾气，但内心深处还是异常痛苦的，甚至有悔不当初的遗憾。与其看着美丰糟蹋在江云松、曾禹钦这些商帮市侩的手中，还不如当初就不苦心策划、四处奔波地将美丰买下。现在美丰虽生犹死，名存实亡，看着美丰一天天堕落成某些发财心切的商帮们手中赚钱的工具，康心如真是好不心痛。
于是，康心如在与江云松、曾禹钦等人的勉力周旋之中，一天天退出了那个权利争斗的旋涡。康心如无力改变汪云松、曾禹钦，他便只得改变战略，采取消极应付、“忍耐待时”的方法。他相信终有一天，他康心如是能够东山再起的，他是不会倒的。
康心如在这种不愉快的心情和不愉快的合作中，竟然一等就是整整三年。在这三年中，他时刻等待着重整旗鼓，扭转僵局。他因为终究怀抱着希望而并未觉得这三年的时间是怎样的漫长。他一直静观着美丰的动向，并一直谋划着。
一九三０年前后，美丰银行内康心如与汪云松等人的矛盾已到了非常尖锐激烈的地步。原先在合资银行中，康心如也遇到过此类的情况，但只要假以时日，“雷文总是要出来并必然会站在康心如一边的。而现在康心如再没有知人善任的雷文可以依靠了。但康心如同时也看出了事实上刘湘对美丰银行的左右能量。刘湘的这种能量甚至毫不亚于当年的雷文一样。于是康心如认定，在这种危机时刻依然可以找到靠山，那就是刘湘，他必须抓住刘湘，就像当年抓住美国的雷文。他相信只有雷文式的刘湘能帮助他改变当前的这种不利的处境。
于是，康心如看准时机，暗中通过一向与他交好的周见三、陈学池等人到刘湘处探听刘湘对他的看法及态度。康心如一向看重“明君”作用，而他过去曾经经历的几度蹉跎，事实上也是靠了“明君”而摆脱困境的。于是，当周见三等人反馈回刘湘对他的看法时，他简直是喜不自禁，庆幸自己又遇到知人善任的“明君”了。刘湘说他一向十分钦佩康先生的才干，并暗示刘湘日后会重用康心如的意图。得此信息，康心如便知他扭转局面的时机到了。康心如尽管欣喜若狂，但表面上依旧按兵不动，等待着最后的时刻。
康心如表面上不露声色，私下里却在加紧筹划。他先是估计到汪、曾是决不会贸然将他赶出美丰的，便提出“请假赴北京省亲”，采取了以退为进、以守为攻的策略。这样便自然将美丰的业务搁置起来，并使江、曾、李等连同已运转一团糟的美丰银行晾晒在那里。这就在破坏了美丰的正常业务的同时，更加证明了美车离开康心如是不行的。
果真不出康心如所料，康心如走后，美丰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由于经营不善损失了几十万，江云松痛心疾首，他深知自己照这样下去该是什么下场。
此时，康心如主动找到惶惶自危而且虚弱的汪云松、曾禹钦。首先他义正辞严地揭露了他们在董事会上策划的“倒康运动”，并向他们通告了他自沪返渝后查帐的结果，说明他们工作失职。
接下来，康心如便大胆请求辞职，他之所以提出辞职，是因为他已看清惨败之中的汪云松是决不能看着美丰倒闭的。倘若康心如真的弃职而去，美丰除了倒闭就几乎再无其他道路可走了。因此，狼狈不堪的江云松是决不会同意康心如辞职的。
于是汪、曾连同整个董事会对康心如的辞职申请婉言拒绝，并坚决请求康心如一定要打消辞职的念头。三年以来，直到此刻，康心如才真正挺起腰杆，扬眉吐气，成了被商董们不敢小看的人物，一个掷地有声地、举足轻重的救世主。
至此，康心如自改组美丰银行以来，在被冷淡整整三年之后，终于把住时机，排除干扰，再度重新拥有了美丰银行的实权。这一成功的代价，是整整三年——一千多天的郁闷和苦恼。
这是康心如所经营的美丰生涯的又一次严峻的考验。而康心如也同样又一次在大起大伏之中，反败为胜。他命中注定是不会被赶出美丰的，他的毕生要同美丰共荣共存的。
“美丰大楼纪念储金”又获成功
此时的康心如真是踌躇满志、雄心勃勃了。而他所经营的美丰银行也繁荣兴旺，业务推展得极快，美丰银行进入了真正的上升时期。
在此基础上，康心如决心为他蓬勃发展的美丰金融事业，亲手绘制一幅气魄宏伟的蓝图。
鉴于中外著名的大银行大都有设计宏伟豪华的大厦做为银行行址的先例，康心如认为，他的美丰也应当修建这样一座大厦了。这样就不仅能够显示出银行的资力雄厚，以便膨胀美丰的信用，从气势上力压群雄，同时，也是银行的一个具有永久纪念意义的象征。于是康心如决计耗资五十万元，修建这座代表着他的实力与追求的美丰大楼。
尽管当时无论是美丰银行的财力，还是他康心如个人所拥有的资本，都足以支付这座美丰大楼的兴建费用，但是长期的经营意识，还是使康心如在是自行拨款还是集资修建美丰大楼这两种选择中犹豫了。自行拨款自然就直接影响了美丰银行营运资金的周转；而集资的方式也并不是能够十分顺利的。于是，康心如既没有采取拨款的方式，也没有采取集资的方式，而是别出裁地想出了一种更为独到的办法，即通过举办“美丰大楼纪念储金”为修建大楼筹备资金。这一项筹资业务对储户的吸引力很大。储期十年，十年后还本付息，而仅利息就将是储蓄金额的三倍以上。
康心如心想事成，马到成功。一时间，受“美丰大楼纪念储金”诱惑的储户甚多。就这样，康心如凭靠着刘湘的支持、美丰的招牌，加之他一向所最为擅长的宣传手段邀买人心，果然吸引了大批储户，人们纷纷踊跃将储金送进美丰的柜台。这一项活动仅开办一周，就收储了现洋二十二万元之多，可见当时的人们对美丰银行及康心如本人的信任与支持。
于是，在康心如拿到了二十二万多元资金之后，便马不停蹄地请人设计并选择地点。他盼望了多年的美丰大楼终于破土动工，并于一九三五年八月正式落成剪彩，开始业务运营。整个美丰大楼建筑从购买地皮到兴建总共耗资四十九万余元。康心如的储户们为康心如美丰大楼的建造帮了大忙。
这座七层高的美丰大楼在1935年的重庆是首屈一指的建筑。它巍峨耸立，同山城的旧式建筑及其因年深日久而变成黑色的石阶形成鲜明的反差。人们对康心如的气魄与杰作都赞不绝口，美丰大楼甚至成了这个古老山城的一片崭新而壮观的风景。美丰大楼所显示的不仅仅是美丰的实力，也是对作为金融家的康心如的一种升华。从此，康心如在金融界更加受人崇拜敬仰，而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就更是个近乎神秘的传奇人物了。美丰大楼又大大地提高了康心如的知名度。美丰银行的信誉，自然也是随着大楼的建成而被抬得更高。这一切是极力筹划建立银行大厦的康心如早就料到的。
美丰大楼使康心如的事业受益颇深，但是，想不到当时为修建美丰大楼所收储的二十二万多元“纪念储金”，等到十年后还本付息时，却使客户的利益大受损失。一九三五年，人们所以争相投入“纪念储金”，大多是因为这项储金尽管年限长，但利息高，每存入二十八元三角八分，十年后本息加在一起就是整整一百元，这样的高息在当时的重庆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但是人们怎么也想不到几个月后，美丰大楼建立起来，而十年后，正值抗日战争刚刚结束，长达八年的战争，已经使当时流通的法币的币值贬得不能再贬了。
一九三五年时存入的二十八元三角八分，在当时可以买到熟米五石；而1945年时储户们所取得的一百元本息，却连一升米也买不到了。结果，这一批“美丰大楼纪念金”的储户们，等于白白送给了美丰银行二十多万元，这个所谓的“美丰大楼纪念储金”就只剩下“美丰大楼纪念金”这七个字了，而“储”字在十年的变迁中，简直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