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美丰大楼纪念储金”就只剩下“美丰大楼纪念金”这七个字了，而“储”字在十年的变迁中，简直就成了个骗局的符号。
康心如结果等于白白利用别人的存款（储金）修建了一座宏传壮观的七层美丰大楼。
后来，金融界亲眼目睹康心如修建大楼的初衷与结果的人士们，纷纷“恭维”康心如在兴建美丰大楼上的工于心计，精于营谋。而康心如却解释说：
“这件事实非始料所及。”
康心如所说确实也是实话，谁又能预料十年后的情况与局势呢？康心如不过是在建楼之初玩了一点招数罢了，而他的此举也确乎是考虑到不要影响了当时的美丰业务。储户的吃亏是阴差阳错的结果，他康心如确实是不应在其中负什么责任的。
拥资百万的金融大亨
随着美丰的兴旺发展，康心如已不是当年那个借钱投资的小伙计了。在十年的百战艰辛中，不仅美丰银行驰名国内，而且他康心如也一跃成为重庆乃至四川全省拥有百万资财的名声赫赫的金融巨头。
康心如为使他苦心积聚的资金翻利，便开始着手大力购置房地产。他除了营建了当时重庆令人瞩目赞羡不已的美丰大楼以外，还在全国各地的美丰分支机构大量购置地皮、房屋，并修建仓库。与此同时，美丰的业务范围也随之扩张得越来越大。在此基础上，康心如为实现他十年间所抱的“实业救国”的心愿，又开始向银行以外的行业大量投资。他投资的范围相当广泛，除工矿交通、金融保险外，还特别在文化、教育、新闻等领域投资，完全是一副大实业家的派头。随着他投资的行业越来越多，康心如的名气也越来越大。
一九三五年前，美丰银行之所以能有长足的发展，主要是利用了刘湘在川的势力，从而奠定了美丰的基础，对此康心如并不讳言。但是到了一九三五年以后，蒋介石国民党的势力入川，刘湘作为地方军阀，其权势便自然遭到了某种削弱。刘湘在康心如的金融生涯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而康心如对刘湘，也始终是怀抱着知遇之恩的。他一直宣称，几年来倘没有刘湘的鼎力支持，就不会有美丰银行的今天，更不会有康心如的今天。但是，康心如同时也看到，国民党的政权进川后，倘康心如继续坚持死抱住刘湘这一棵大树，岂不是限制了自己？最后只能是自己给自己封锁了继续向前发展的道路。加之刘湘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又出任了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离开了四川，并于一九三八年死在了汉口。刘湘的离任，更促使康心如重新考虑他的未来。他坚信，无论办怎样的事业，在中国的国情下，都是离不开政治的。
于是，一向善于体察局势的康心如，便开始有意识地疏远刘湘，并有计划地逐步减弱对刘湘的依附关系，转向寻求国民党政权未来的支持，好更为有力地继续推进美丰银行的各项业务。在康心如看来，国民党蒋介石同刘湘一样，都是政治化身或者说都是政治。于是，他也就依然是首先从经济上靠拢它，然后再要求这个政权能有效地为他的经济发展服务。
康心如旗开得胜，他很快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取得国民党政府的重视与支持。
后来，美丰迅猛发展。仅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七年这短短五年中，就连续增资三次：一九三二年由原资本二十五万元增至五十万元；一九三六年又增至一百二十万元；到了一九三七年，又再增至三百万元，为创办时资本二十五万元的十二倍。这可算是美丰的鼎盛时期了。
与此同时，在银行的增资中，做为美丰银行主要操办人的康心如以及同在美丰行内供职的康氏兄弟——康心之和康心远的个人资本，也随之不断上升。
第一次增值：康心如的资本由原来的一万二千元剧增为十四万九千元，占美丰全部股份的百分之二十九点八。康心之股本一万二千元，康心远股本四万元，三兄弟占银行总资本的百分之四十点二。
第二次增资：康心如的资本又增长到二十七万五千元，占美丰全部股份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九；康心之股本四万元，康心远股本十三万元。
第三次增资：康心如资本增至六十六万七千七百二十元，占美丰全部股份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二；康心之股本二十四万四千八百元，康心远股本二十一万六千元元，三兄弟共占银行总资本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七。
在这三次增资中，从全银行的资本总额看，康氏兄弟资本所占的比例虽略有下降，但始终保持了百分之四十左右的优势。这样，便使美丰银行一直牢靠地控制在康氏家族的手中，特别是控制在康心如的手中，基本上实现了康心如无论在资本上还是在职位上都成为名副其实的说一不二的实权人物的夙愿，彻底结束了他任人摆布的不堪回首的历史。
此时的康心如可说是稳如磐石地坐在美丰银行总裁的宝座上，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他已无须再左顾右盼，时时防人掣肘，看别人的眼色行事。康心如的经济实力使他获取了比经济实力还重要得多的权力。权力可以使他抹去那些被攻击、遭冷遇的历史，也唯有权力才可以使他真正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除了美丰银行内康心如资本的增长，他投资其他产业所获得的利润，也是成倍翻番。
一九三八年，康心如除了在美丰银行个人资本已拥有了六十多万之外，还有他个人名义在其他企业的投资及不动产，这样累积下来，总计不下一百万元。
这个一九二一年两手空空加入美丰银行的落拓文人，十余年后竟变成了重庆屈指可数的拥资百万的金融巨子，其社会声望、社会地位与日俱增，并一跃成为重庆金融界的第一把交椅，被当之无愧地一致推选为重庆银行公会主席。这对于康心如来说，真是今非昔比，鸟枪换炮了。
同是发财致富，但每个人的方式是不同的，每个人所留给人们的印象也是不同的。这种不同是和致富者的出身、教养、学识、品性乃至气质分不开的。譬如康心如虽属暴富之列，但绝没有给人横征暴敛、巧取豪夺的印象。在人们的印象中，康心如发财主要是靠他对时局的把握，对势力的攀附，以及总能够及时抓住一切时机，精于营谋，知人善任，加之他身上所独有的那种常人难以做到的“忍”性。
因此，康心如在重庆的银行界内，一向是以他的“处世温和、善结人缘”著称的。特别是在与同行的交往中，康心如从来就以互惠互利为原则。他一直认为，虽身处尔虞我诈的经济场中，但生意却是万万不能欺诈。尤其是在与同业同仁的业务交易中，就更应当守住商人的本分。骗局可以一次两次换得盈利，但没有永远得逞的先例。你骗了人家也就是骗了自己，而一旦把自己堵进这样的死胡同。也就会自然断了茂盛的财源。所以康心如做生意所追求的总是光明磊落，讲君子之义，因之他赚到的钱也是光明磊落。明码标价的。重庆工商金融界人士们，对康心如的这一点推崇备至、心说诚服，而恰恰是这一从商的正途，使康心如在十多年的经营中，维系下了不少的各界朋友。美丰银行的业务往来也就由此变得更加顺畅起来，形成了一种勃勃的良性循环。
事实上美丰银行所给予人们的印象就如同康心如所给予人们的印象一样：稳重温和。康心如每每对他的各界朋友们宣称，他为人处世的原则是“宽和待人、从容办事、忍耐待时”，这几乎成了他一生的座右铭，并使他不论遇到怎样的困境，都能方寸不乱，审时度势，走向转机。由于康心如的宽和、从容，他被重庆的同业们戏称为“泥水匠”，意思是说，康心如无论对什么人对什么事，总能够取得折中的立场。遇事能摆得平，抹得光，在尽量不得罪任何人的情况下，把事情做成做好。
康心如曾反复说，他实在并不在乎一日一时之短长，或是谁优谁劣谁上谁下，更不去做伤天害理使自己的良心和脸面都过不去的事情。唯有这样想，人才会去宽以待人，平等相处。美丰银行能有如此之迅速的发展，到处都有朋友式的贸易合作伙伴，显然是和康心如宽和的处世态度分不开的。
美丰银行的业务越做越大，而做为总经理的康心如，对银行的经营方针却是非常清醒的，他从未被胜利冲昏过头脑，他始终坚信，美丰要发展的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必须坚定恪守他十几年来所一直提倡的“信用”。
信用是从商之本。所以，康心如所管理的美丰银行，是一致公认始终以“信用”为银行的生命的。为使这一精神在行内深入人心，他屡次旁征博引地向行内职员讲述信用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他说，西方世界讲求文明经商，信誉被他们当做从商的第一性资本；而中国的历史上，则自古就有君子重义的人生训诫。尽管要聚资发财，但在其中更重要的，则是应坚持人生的操守。于是康心如非常郑重严肃地将古语“一诺值千金”当做了美丰银行的“行训”，并与全体银行职员共勉。
此间，在一次买卖申汇的交易中，美丰银行的一个营业人员不慎被陷入圈套，致使美丰赔损甚巨。请示康心如时，他当即指示要当场如数赔损，美丰的信用是比金钱更重要的。
又有一次，银行赶场人员做存放交易，不小心将头寸算错，而差额竟高达数千元之多，经手人均希望能毁约，以使美丰不蒙受损失。请示康心如后，康心如便坚持顾全信用，如数填补差额。该赔即赔，该补即补，唯此才能坚持美丰的信用。
康心如的这种“一诺值千金”，以信用为银行生命的经营方针，不仅使美丰银行切实赢得了声誉，而且康心如在同业中，也获得了“康心如一诺值千金”的美誉。康心如觉得，这才是他最最得意的地方。
另一个使美丰银行蓬勃兴旺、蒸蒸日上的重要原因，是康心如数年来所一直坚持的严格管理、奖惩严明、知人善任。凭着自幼对西学的学习和了解，康心如在经营管理中，非常旗帜鲜明地决心摆脱掉那种封建古老的作坊式的经营方式。尽管北伐战争后，美方的管理人员已全部离行，但康心如依然始终如一地甚至强硬顽固地坚持英美式会计制度，为此，他同美丰银行的历届中国股董们进行过很多次艰苦的较量和斗争，并每每获得胜利。
康心如始终非常重用会计人员，并严格规定美丰各分支银行的会计一律要由总行派任，并赋予会计相当大的监督业务的实权。这样，便十分有效地减少了业务事故的发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奖惩严明的管理制度。
同时，康心如还非常重视发现和重用人才。这也是同康心如个人的坎坷奋斗历史分不开的。
康心如深知，唯有将人用好，适得其所，才是事业发展的关键，而雷文及刘湘对康心如的重视与重用就是先例。自美丰建行以来，几任银行营业主任如陈达璋、李星桥等，就是因为用人不当，致使银行业务打不开局面，美丰因此而吃亏很大。这是康心如多年来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