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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九年初，一向重视各方消息的刘鸿生得知位于徐州地境的贾汪煤矿，由于连年内战，交通阻塞，更主要的是管理不善，已负债累累，料准其必将破产。同时又想起年前曾听地质学家丁文汇无意中说的一句话：
“老弟经营的开滦煤固好，可还有个贾汪矿，我是认真考察过的，无论储量还是煤质，都是足以与开滦矿相抗衡的，如果说开滦的是无烟煤之宝，贾汪的就是烟煤之珍！”
年前的一次无意的闲谈，年后的一则有意的听闻，便使刘鸿生下了决心。由于此时他已投资兴办了许多企业，占用了他的大部分资金，所以多方筹集，恰值贾汪抛售时，筹足了八十万元，便将煤矿接到了手。
尽管刘鸿生投资的企业不断增加或扩展，但使他发家的开滦煤的营销一直没有放手，也一直保持与开滦的合同关系，因而如果经营开滦之外的煤，开滦肯定会以影响其销量相诘责甚至改变合同的。经营他投资且为常务董事的柳江煤，因是无烟尚可混过，可贾汪的是烟煤，那就无所遁词了。刘鸿生有刘鸿生的办法，在一九三０年五月二日将贾汪矿更名为“华东煤矿公司”，一切主事人名单中，根本没有刘鸿生的名字，却均由刘鸿生牢牢掌握。
一机技成新大王
投机倒把，前些年被极左者批得一塌糊涂，令人大有谈虎色变之势，其实，平心而论，这实是经商的要诀，不投机怎得收益？不倒把怎得沟通？不投机倒把便无利润可言。关键是手段是否正当。刘鸿生正是个投准良机的专家。
一九一九年夏天，苏北发了大水，大批难民涌入上海、苏州等地的街头，社会各界纷纷发起救灾活动。此时年已三十一岁做了宁波同乡会会长的刘鸿生自不例外，并慷慨解囊自捐了五万元。
眼看着日夜流落、拥挤、愁苦于街头的大批难民，刘鸿生心里很不是滋味，老弱因为可怜，一些年轻力壮的人也陷入了灾难中，空有力气，换不得饭吃，岂不可憾？“年轻力壮”，对！正可为廉价劳动力的来源！恰在此刻，又得到一位同乡的提示，刘鸿生便订下了个大计划，并立即着手实施。
办火柴厂！
一则，火柴生产工艺简单，手工操作量大，足以安置大批难民；二则，火柴为家家必需，而价低、量大，上涨些微，人不为意，可大宗些微就成巨大，效益定为可观；三则，他早有在苏州办一火柴厂的宿愿，今日适逢其机；四则，目前市场销售的本国火柴多为极不安全的黄磷火柴，几家生产安全火柴的又规模甚小，倘能生产出像样的安全火柴，不愁销路。
说干就干，仅几个月的时间，在未影响其他经营活动的同时，刘鸿生读书之外，还抽空到日本考察，熟悉了有关火柴生产与销售的一切，不惜重金聘用了中外专家，购足了进口设备，于水灾的转年，即一九二０年春即以十二万元的总投资兴办起了鸿生火柴厂。此时办厂是最好的机会，因为大批难民实是重大社会负担，单靠救济，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办起实业来安置才是正途，是一种为灾民提供生产自救的办法，即当时流行的所谓“实业救国”。有了救国救灾之名，深得人心，买地皮，办注册，请贷款，直至税收都得优惠，而灾民又是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由于刘鸿生善于经营，又投准了这一良机，不仅开工迅速，获利丰厚，而且声誉日隆。过去虽说声誉也挺不错，但到底顶了个“买办”之名，辛亥革命前还好，特别是“五四”以后反对列强、抵制洋货的口号日响，便有些不妙了。如今有了救国实业家的称号，自是甚得人望的。客观地说，刘鸿生是爱国的，对灾民是同情的，绝无趁火打劫之意，但也不排除乘机取利之念，实是名利双收。仅经几年的辛苦经营，就又获得了“火柴大王”的称号。
投准一机，下仨大蛋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工商业得机迅速发展，上海尤为显著。而战后，相对于内地及沿海其他城市而言，上海的局势是偏稳的，因而许多外地企业不断向上海渗透，其中包括开滦矿务总公司。该公司鉴于一战之初的困窘与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市场的日益看好，便也加紧对上海的渗透，决心不再只依靠一个刘鸿生，在以考尔德为经理的上海办事处的基础上成立了开滦煤矿上海矿务局。由于国内局势的动乱与变化，外地入沪商业日增，到了1926年夏更有抬头之势。刘鸿生早已察觉并关注着这一动向，锐敏地预料到上海的一些有关商办厂的固定资产必然走俏，特别是地皮，更特别的是沿江沿海的地皮，势必是越炒地皮越少，越炒地价越高。基于这一判断，刘鸿生眼睛盯紧了沿海，心里盘算起了地皮，终于给他选准了两块，一块在浦东，他买下来建了他的新码头；一块在浦西，买下后却不使用。浦西这块叫日晖港，在当时较浦东周家渡那一块要冷清得多，而价格却很昂贵，用了白银三十五万两，而且是托了财政要人才于一九二六年尾购置到手的。因系“重金”，原主将地上的一应浮产其中包括一个叫做日晖的织呢厂的全套厂房与设备，也一并转给了刘鸿生。对此，一些人感到困惑，可没困惑得多久，便豁然了。仅过了几个月，地价便飞涨了起来，到了一九二八年四月，开滦矿务局出于扩大销售的原因，急需一沿海码头，而沿海地皮几乎罄尽，现成码头谁还转卖？即使有，价格也高得吓人，只好转而“求助”于老相识刘鸿生，刘鸿生“慷慨”相助，将浦西这块地皮转卖给了开滦矿务局。“便宜”作价为九十万两银子，并附加两个条件：延长十年合同、浮产仍归刘鸿生所有。这样，刘鸿生“投”准了这一次地皮之“机”。“养”了仅只一年又四个月，就为他下了三个大“蛋”：一，净赚白银五十五万两，是原购价的一倍半有余；二，开滦在上海建立公司后，实有自家经营起码不再依靠刘鸿生之意，一九二四年刘鸿生重订合组售品处合同时，只订了个五年，刘鸿生却以浦西一地皮换取了延长合同期十年的承诺，保住了经营开滦煤的财源；三，用原日晖织呢厂的厂房材料与机械设备在浦东周家渡兴建并开办了一个“章华毛纺织厂”（初时曾一度取名裕华）。五十五万两白银、十年合同、一个厂，三个“蛋”都不小。
两践誓言，弦外有音
刘鸿生二十岁前曾两次受辱遭轻，两次他都立下了必报的誓言，后来也果然实践了。因此有人认为刘鸿生的这两次举动纯是出于耿耿于怀，为出一口气。实际上，从刘鸿生的日记、为人，特别是从处理这两件事的结果分析，绝不尽然，而是另有深意，这也是刘鸿生的善察与精明处。
这两件事，一件是为上海圣约翰大学建立社交馆；一件是收购苏州燮昌火柴厂。两件事都须从头说起。
折服洋校长
刘鸿生十三岁考入圣约翰中学，十七岁再考入圣约翰大学。这两所学校，都是美国人在华办的教会学校。刘鸿生除聪明、懂大体外，还深知家境贫苦，因而学习十分用心，从中学到大学一直都是成绩突出，品行端正的。又生得健壮，体育成绩也属优良。这样一个品学兼优、全面发展的学生，谁不看重？连向以喜怒无常、盛气凌人的中文名字叫做卜舫济的洋校长也对他格外重视甚至垂青，可垂青下，却给他带来了不幸。
一九０六年深秋，正在读大学二年级只有十八岁的刘鸿生被洋校长卜舫济特别召见了。这位洋校长素性骄慢，在中国人面前更自我优越感弥天，刘鸿生虽是出了名的高材生，可在这洋校长眼里也是一只较好的羔羊，因此他无须向刘鸿生商讨，就以救世主的口吻通知刘鸿生，说他与教会的克莱夫主教对刘鸿生的成绩很欣赏，已决定送刘鸿生留学美国深造四年，回国后做牧师兼英语讲师，月薪一百五十元，还拨给一幢漂亮的带花园的洋房，一切待遇均按外籍讲师标准，这对当时的中国的一个穷学生来说真是难以想象的，真可谓“一步登天”。因此卜舫济讲得洋洋自得，结束时还居高临下地连呼“上帝”，满以为这个中国穷学生还不得感激涕零，应答不迭？谁知这个穷学生偏不买帐，竟沉了一下回了个“回家与母亲商量商量”。“商量”的结果，适与洋校长的所料相左：不去。这不仅是刘鸿生的家人特别是母亲的意思，更重要的是刘鸿生本人。受父、祖的影响，刘鸿生自幼便立志宁为人主不为人佣，学好知识与本领振兴家业。洋校长的许诺虽极具诱惑力，但在刘鸿生的潜意识里总以为做洋牧师一生传播的总是洋教义，有违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根本，且就算做到红衣主教又会怎样？还不是与自己大振家业的志向有违么？所以，他态度果决地一口回绝了。众多同学，甚至连宋子文那样的学友都认为这是难得的良机。这不仅大出洋校长的意外，也甚为恼火，认为刘鸿生不识抬举，也有伤他这个大校长的面子，一怒之下，痛骂刘鸿生为“上帝的叛徒”，以“上帝的惩罚”将刘鸿生当即开除出校。
走出校门。刘鸿生依依回望，深知再留恋也须离去了，而凭他的家境读一个月有十元补贴的教会大学已难，更莫奢想再入其他大学了。被这个学校开除，就意味着就此失学，唯有谋生一途了。想到此，他百感交集，尤为气忿，世道竟如此不公，洋校长竟如此跋扈！他望着校门，暗下决心：
“等着吧，总有一天叫你睁开眼见识见识我刘鸿生！”
当时，他倒是纯出于一种意气，到了他成了煤炭大王时，仍是耿耿不忘，加上另有用意，便打发秘书去知会卜舫济，说他刘鸿生不忘母校，欲为母校有所捐赠，约洋校长来他的办公室一议。这倒真是反转来居高临下，有意煞一煞洋校长的威风，出口当年的恶气了。殊不知卜舫济以贫富论高下已惯，毫不在意地应约上门拜访，竟毫无愧色地说：
“我早已看出您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前途无量的！”
似乎是他造就了刘鸿生。
这次会见的结果，刘鸿生决定为母校建一社交馆。在资金足、办事效率高的刘鸿生的出资与督促下，一座豪华的社交馆在圣约翰大学内落成了。依事先的约定，落成典礼当天，校方召集了历届校友会，这才是刘鸿生捐建的主要目的。他要借此扩大声誉影响，借此联系校友感情，特别是宋子文兄弟。为校建馆，自必然联想到离校时的情景，正是在他失意踏出校门时，一个同学为他介绍认识了比他小了五岁、正在读教会中学的宋子文与其弟子良。后来得知，这宋氏兄弟也正是毕业于这所教会大学。尚有几届毕业生中的佼佼者，虽不及宋氏兄弟尊显，却也甚是不凡。用为母校捐建豪华社交馆这样的体面事足以打动各届校友，落成典礼是最适宜、最有效的接触良机，足以大大拉近感情，开阔社交途径；另一个主要目的是欲从历届校友中，物色、聘请一些专门人才，以为其企业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