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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子女的智力投资不惜重金，对一些他所看中的可用或可造之才也是如此。重金厚酬为他整个刘氏企业聘用了大批专门人才不说，他还曾为几个技术人员的出国或在国内培训出资，为企业立了功的丁继尧更被送去留学深造，当然他负担全部费用。在他初登“煤炭大王”宝座时，就亲回原籍定海，捐款独资办了两所中学：定海中学与定海女子中学；后来更先后助资输送定海七名学子出国留学深造。
对权要与恶棍的利用
刘鸿生社交十分广泛，前文已有交代，他更利用校友与同乡关系与宋子文、宋子良、孔祥熙乃至蒋介石都建立了联系，但仍是他那一贯清醒的态度：把握好分寸，极力避免介入这几个人的政治圈子。孔祥熙两次登门诚请，宋子文一再写信、派人敦请要他出任招商局的总办（不久即改为总经理），他均婉言谢绝。直到一九三二年十一月，由于日寇入侵造成了刘氏企业与全国民族企业一样的灾难，而已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不久更代行政院的宋子文屡派要员敦请，并做了些承诺，刘鸿生一则无法再推，二则也希望从宋子文的承诺中获得些企业的转机，才出任了这一官职。
对招商局，前文已做交代，至此时已是愈加腐败，权要图私，恶势力充斥，船上的买办一手遮天，任意勒索船员，船上的雇员们也敲剥客户，连茶房也刁剥顾主，私卖、挟私司空见惯，营私舞弊、损公肥私已积成习，已是百孔千疮，摇摇欲坠，规定的各船的“定额包缴”也往往不予兑现，每年损失白银多达五六十万两。国民党曾下决心派得力干员赵铁桥总办整顿，赵铁桥的决心也很大，可是无论是权要裙带，还是地方恶势力，他都无力惩治，结果郁愤成病，浩叹着：“偷漏成习，积重难返！”遗憾而死。
刘鸿生本来还有一层打算：在刘氏企业中运输是个薄弱环节，往往因此受制于人，欲乘出任招商之便好好地熟悉一下航运业务，岂知面临的情况竟是如此之糟！对招商局的情况虽有耳闻也有准备，可坏到如此地步，却是完全出乎意料的，还哪有心思顾及其他？
事业心与责任心是一致的，一向事业心最强的刘鸿生此时也甚感责任重大，他虽已明知局内的权要与恶势力根深蒂固而又实难招惹，可他忿然难忍。大费周章、大费精力，刘鸿生在所不惜，这回他还要对更庞大的官督商办的招商局大下一番功夫，立誓几年内彻底革掉几十年的积弊，使其有利于国计民生。他也深知其难，所以下了很大的功夫，迅速地摸清了来龙去脉与要害的所在，制订了切实可行的整饬计划，并取得先决条件。
这先决条件有二：一是取得政府要员的批准与明确支持，一是取得恶势力头子的认同。前者好办，宋子文首先点头，交通部长朱家骅更是态度明朗，后者却要费一些周折了。
对于恶势力，他一向极有分寸、极为得体地对待，对这些人背后不置一词，当面恭敬有礼。早在他刚刚发迹为百万富翁的1918年底，就曾有意结纳。当时，他在如今的淮海西路、当年的法租界霞飞路西段起造了一幢占地三十亩，拥有含办公间、健身房、跳舞厅在内的一百多个房间的四层豪华大楼，并附带五个草坪网球场，一个游泳池，成为上海最豪华的住宅之一，受到上海滩广泛地惊叹与赞佩。落成典礼时，贵宾如云，刘鸿生格外注意着对当时在上海举足轻重的青帮三巨头：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的接待，亲自陪进贵宾室。如今，杜月笙已跃居黄金荣之前，成了上海“三大亨”之首，已名动全国了。刘鸿生到任翌日就丰盛而隆重地又宴请了这“三大亨”，自是要着意寒暄一番，才打出了行政院代院长宋子文的王牌，恳请杜月笙鼎力相助，并不着痕迹许以优厚条件：聘请杜月笙为本局理事会副理事长，并附加一些优惠条件，取得了三大亨特别是杜月笙的认同与支持。
三大亨特别是杜月笙对刘鸿生也很看重，后来特请刘念智为他那两个妾生的已十七八岁准备留英的儿子的家庭教师，教授英语，特别是英国的社交语言和礼节。对这件事，刘鸿生十分热情而得体地答复下来，并说服了初时甚不愿接受此请的刘念智。教授中刘念智端方、严肃又甚得法，收效甚为显著，几个月间，就使那两个纨绔子弟大大变了样，有了绅士风度，喜得杜月笙连声地真诚道谢，并设盛宴招待刘氏父子，席间破例亲为刘念智敬酒。
在上海史乃至中国史上，莫看杜月笙只是个黑社会头子，其影响却是十分大的，三教九流，乃至政府要员都对他敬畏有加，而他不只穿着，连谈吐举止也是一派大家风范与儒者气度，以“友天下士，读古人书”为信条，实是那段特定历史下的一代风云人物。
刘鸿生着意结纳杜月笙却决不与其同流合污，用意无非是两个字：利用。利用他的关系，刘氏企业至少不受恶势力的干扰与侵害，如今又利用他获得了整饬招商局的根本条件。有了这个根本条件，并请交通部长朱家骅任理事会理事长，杜月笙为副理事长。挂起这两块招牌，又增设了监事会，再从他的企业里挑选精干得力人员掌握了机要部门，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进行了整饬，除积弊，破陋习，辟新线，购新船，码头、货栈整饬一新，特别是船只管理，尤见功效。刘鸿生废除了买办制，建立了船长制，统由局业务科承办航运业务，连船上的所有茶房都由局里正式雇用与考核，仅此一项，每年即可增收近百万元。使招商局大大变了样，不但当局，连内外人士都刮目相待，对刘鸿生的干练甚为赞佩。这固属刘鸿生的本领非常，可内中一大关键是他对权要与恶势力的得体的利用。
可也因此为刘鸿生种下了祸胎。原来蒋介石有一表兄叫俞飞鹏，系“党国”要员，权势炙手可热，他的势力也自然伸进了招商局，且十分得势。刘鸿生大力整饬时，俞飞鹏曾三次写信给刘鸿生，要刘鸿生手下留情，至少不要解雇他那正任轮船买办的小舅子。刘鸿生已查得俞飞鹏的这位舅子劣迹甚著，而且松动一人就会影响全局，便一再婉言回绝，最后回复俞飞鹏说：
“事关全局，奈难从命，幸请见谅。”
气得俞飞鹏暴跳如雷，发狠报复。也是冤家路窄，一九三六年春，朱家骅解职，继任的竟是俞飞鹏！精明的刘鸿生自知难为，便呈请辞职了。可他这三年多一点的任职，却使颓倾的招商局虎虎生风，辟出一片新景象，当然在俞飞鹏的操纵下很快就面目俱非，又回复了旧观，而且每况愈下了。
竞争与实业救国彀要
竞争是商业的特点，也是一门学问。而在当时，外商持特权与先进科学横行，民族工业处于艰难的夹缝之中，仅内外税就不知要高出洋商几倍，与外商竞争，谈何容易？可刘鸿生硬是凭着他的精明，实准彀要，抓紧时机，不惜劳苦地在竞争中屡挫洋商，取得了胜利。他采取的主要手段被后人称为“联华制夷”。篇幅所限，本文只列举他三大支柱企业中的两例。
首先是火柴。
鸿生火柴厂的火柴，在国内不仅名气大而且为质量之首。然而，已积数十年火柴生产之经验并在科学上先进于中国的外商火柴，特别是瑞典火柴却远非中国火柴可比。瑞典火柴享誉国际已久，对中国滚滚倾销，其势甚猛，正如国民党全国经济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书中所说：
“瑞典火柴托拉斯，挟其庞大之国际势力，乘战胜日本火柴业之余威，又转向我国进攻。以我国火柴业资本之薄弱，组织之散漫，对日竟争尚嫌力有未逮，今一举而应大敌，更何能胜？况瑞商之侵略无所不用其极……以图一举而将我国火柴厂家，悉数摧毁……”
果然，仅到一九二九年下半年，东北各厂便全数倒闭，广东亦倒闭近半，刘鸿生的火柴厂所承受的强大压力可想而知。然而，刘鸿生在这强大的攻势与压力下，既没有被吓倒，也没有被压垮，而是挺直腰杆，艰苦挣扎，使出他特有的全部才智与浑身解数，千方百计地与之竞争。他首先意识到集中与分散虽是形式，却直接关系到先进与落后的经营问题，瑞典是托拉斯，一切都是统一的，国内本业大大小小，分散不一，往往互相掣肘，厂小力薄，承受力很弱，又各自为政，怎是强大外商的对手？于是，他便四出奔走呼号，力主同业联合，并于一九二八年八月发表了一份告火柴同业书，语意恳切，分析精辟，很有号召力，着意指出了在瑞典攻势下“发发可危”的局面，力主联合。接着，他便全力实施起了他的联合计划。
在分散陋习已固的当时社情下，或眼光短浅，或心胸狭窄，或得过且过者甚众，联合谈何容易？刘鸿生屡控不馁，渐次就近联合了几家，同时展开了求助政府庇护与宽待的活动，几度请愿，几次上书，并拉上宋子良，动用了他与宋子文、孔祥熙与蒋合石的关系，虽说国民党政府出于不敢开罪瑞典与削弱列强特权，在税收上不敢大有更改，在对外条件上更不敢更动，然而到底多少地争取了一点，并且在联合一事上得到了孔祥熙一点支持。经一年多的时间，刘鸿生采取不同情况不同对待的方法促成了大联合。他的方法是：对于小厂，能收买的尽量收买过来，宁肯多花些钱；不能收买的就设法高价承租或优惠合并；对于那些大型厂则极力劝说与其联合以致合并，他先抓住最有影响的两大厂家：荧昌与中华。其中，荧昌火柴公司的规模较鸿生厂为大，但在刘鸿生有意展示下，使荧昌看到了合并的三种好处：一、刘鸿生经营得法，在三大家中亏损最少，对刘鸿生经营信得过，保险系数大；而单独支撑，鸿生厂犹可挣扎，中华拖不过三年，荧昌拖不过两年，就有倒闭之虞；二，刘鸿生有其他企业特别是煤炭资金的支持，而他们在资金方面却很难通融；三，设备以鸿生厂为新，技术力量也以鸿生厂为雄厚。而合并条款，刘鸿生又开得颇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