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贷款低出数成，比如，二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中，市场上的一般贷款的利息为一分五厘以上，而这种“打包放款”的利息始终保持在几厘之间。这种放款，在客观上也确实是等于银行扶持出口商，奖励出口，作用很大。但在银行家的主观上，扶持、奖励的终极目的，还是出口商多了、富了，出口量大了，多了，别看息低，却是很重大很牢靠的一笔收益，类似经商中的“薄利多销”，而这种“薄利多销”又可靠性大，经常性强，数额量多，是银行的一大收益项目。资本下的银行家，并不是慈善家，用古耕虞的话说，是“富贵之交”，绝非“贫贱之交”！他们“当你的生意好，信誉好，就来拍你的马屁，送钱上门，唯恐你不用他的钱；一旦你的企业有了风吹草动，靠不住了，他就会马上换一副面孔来逼债，才不管你是跳楼，还是上吊呢！”中国银行比起外国大资本银行只是略具些民族味，略好一些而已。但当重大利害当前时，他也必然唯利是图。也正是为此，古耕虞才不愿与外商银行打交道，他对某些土财主宁可不拿利息，甚至倒贴“保管费”也一心将钱存入外商银行的作法很鄙薄，认为是不识时务，也便宜了外人。因此，他很希望中国银行能主动吸收他的外汇，何况又给了他如此的优惠条件呢，因而满口答应。
如此，古青记不但牢靠地获得了这种贷款，而且省却了存库、入库、再送上港口的一笔可观的费用与不少的麻烦。而他又极讲信誉，从不出一丝一毫的毛病，时刻使银行深刻地意识到：他的信誉是最好的，他的企业是兴旺的，也是最能经常赚大钱的，他发了财，银行也必然随之而可靠地赚到大钱。因而，中国银行对他一再破格优惠，甚至不惜打破银行惯例。
比如，依例，客户向银行贷款，是必须有担保对象的，最可靠的自然是有银行担保。这惯例一直在银行界延续不断，后来甚至形成了文字条款，可见是一种极受重视也不可或缺的必要环节与保障手段。可在当时，古青记的往来那么大，一般的小银行、小企业又怎能具有具保的资格？要具保只有接近于起码低于中国银行不为太甚的银行或与古青记相当的企业，可这又哪里去找？当然，中国银行是最有信用也是最适宜的。所以议来议去，中国银行索性打破此例，直接改由古耕虞以个人名义为古青记担保！业主为本企业担保，也就是凭自己为自己担保，这个先例开得莫说在旧中国银行史上就是查遍世界银行史恐怕也是绝无仅有！这却正是古耕虞铁打的信誉换取来的奇特的结果。说他的信誉是“铁打的”，一点也不为过。在当时，莫说在中国银行界的心目中，他的信誉已足可抵得一家银行，连伦敦的英国鬃商也十分肯定地宣称：“古耕虞的信誉与英格兰银行一样可靠！”英格兰银行的信誉多少年来是一直为世人公认与称道的，是世界上最著名也是最有实力最有信誉的银行，古耕虞得以与之相提并论足见他的信誉之高。何况持此说者又是不必出于讨好与哗众取宠的外国商界同行。古耕虞自己更为重视，他从不略一疏忽。比如切嘱袁冲霄就是一个显例。袁冲霄是古耕虞费了很大心力物色与诚聘的一员干将，对这个难得的人才他甚为重视与爱惜，一上任就安排他到天津公司去当经理，独当这几乎关系全公司命脉的一面，倚为方面的心腹大将。送行时他郑重申告：授予全权，即使亏了本也不责怪，可“不能搞坏了我的牌子！特别是必须按期履行合同，必须保证虎牌的质量！如果这两项做坏了，我会立刻撤你的职！”这后几句，不但语意明确，而且声色俱厉！
古耕虞的信誉越好，越高，中国银行越对他优惠，打包放款的数额，几乎占古耕虞全部营业资金的百分之六十，中国银行的天津分行的打包放款有百分之五十以上是投放给他在天津设的分公司的，而且期限也长。这就等于中国银行以低股息在他的公司里投入了百分之六十左右的资金股份，却不是股东，自不享有股东的一切权利，那样低的利息，那样大数目的“股金”，不正说明古耕虞是在拿中国银行的高出自己本钱多多的资本在为自己做买卖么？而中国银行又出于良好印象与共同利益甘为古青记大作广告，刻意扶持外，在国际市场上着力宣传古青记的货好，信誉好，这可不是声誉再高的广告商的着力渲染所能比拟的，须知，那是在国际上也声名显赫的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与古耕虞的关系如此密切，两下里又明显地各得重利，难免引起各种猜测，甚至有人断言古耕虞是贝湘苏的乘龙快婿！连江浙财团著名的大银行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创始人、此时已任贸易调整委员会主任委员的陈光甫不但也信了这个传闻，甚至引起极大的兴趣，专程赴川调查古耕虞的状况，并乘机要求古耕虞：“希望你不要仅仅与中国银行往来，也分一些给我们上海银行。”不仅陈光甫，几家相继获准入“外滩银行”之列的银行又何尝不想从中国银行分得古耕虞的“一杯羹”？
在中国银行牢牢地植下了根基，古耕虞在国内银行界调动资金便如取存款。
在美国华尔街银行的植根，古耕虞也是靠信誉加手段的。
一九四六年，根据当时签订的《中美条约》，古青记与他的美国老搭挡孔公司各在对方国内设了代表处。古耕虞更向美国注册，在纽约成立了一个名为“海洋公司”的子公司。这个子公司的设立，古耕虞除为了便于出口经营外，另有两大深意，一是通过该公司的认真调查，牢牢把握美国市场行情与变化因素；一是沟通与银行的关系。因而他并没有给这个子公司具体的特别是大宗的经营业务，投资也只有二十五万美元，并特请一个叫做海德罗的美国人与他“合作”。而资金上，他却出了绝大部分：二十四万，只要海德罗象征性地出一万，都让他在进口鬃上捞些好处。古耕虞之所以选中并优待海德罗，是因为海德罗曾先后任过美国化学银行经理与财政部的司长，在华尔街很有些声望与活动能力，可以利用他沟通华尔街银行。海德罗乐得双方都赚，因而很卖力气。在海德罗的活动下，更重要的是古青记铁打的信誉，使华尔街银行能赚得既长远又可观更可靠的钱，就更乐于建立与古青记的往来。并在往来中更证实了古青记的信誉与能力，便也以不断加大的优惠拉紧这位财神爷似的客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古耕虞可以从美国资格最老、资金最殷实的银行之——华尔街第五街银行，开出一种优惠信用证。这种信用证的见票兑款期为四个月，年息只三厘，最高额可达一千万美元。这就等于古青记可以用第五街银行的一千万美元做自己的流动资金，拿美国钱做自己的买卖，仅付一部分低息。而见票四个月才兑现，这又给了他充分的运筹时间：行情看好就抢运上去。行情不稳，就可以从容地等待到上涨时再抢运。由于确保了人家赚钱，他也赚钱，银行也乐于他多赚，结果仍是逃不出他的另一个原则：都赚，但必须自己赚得多，决不能“反过来”！
借财生财，借鸡生蛋，资金的彩笔挥洒自如，怎能不勾勒出一幅又一幅生动的图画？
用客户的本，赚客户的利
客户主动送钱上门，给他做本钱，再赚客户的钱，客户还很感谢他，多妙的经营术！
这首先取决于他铁打的信誉，中国银行的宣传，英国鬃商的赞誉，华尔街银行的信赖，都甚起作用，更重要的是他的作为，除质量最好、合同最信守外，他还时时为客户着想。只要是他选准的客户（资信好、善经营、专营猪鬃），他就建立深交，关心他们的利益，甚至有时宁肯稍许牺牲些自身的利益；不时满足他们的要求，给他们出主意。不仅是对孔公司一类的进口商，对厂商也至为关照，为了他们也为了把握市场，他甚至不惜深入到美国监狱去摸清制刷与用刷情形，使客户坚定而清楚地意识到，与古耕虞做买卖保险赚钱，美商中流传着一句话：“和古耕虞订完合同，就可以安心睡觉了。”因此，都争着跟他订合同，哪怕古青记的价格稍高，也宁肯多花钱跟他做牢靠的买卖，为怕得不到机会，就千方百计设法取得“优先权”。古青记的老搭档孔公司为了紧紧攀住这位财神，甚至破经营惯例为古青记无条件地提前开出一张面额一百万美元的“循环信用证”。这种信用证由美国银行开出保证兑付，不载明买卖商品的名称与装船期限，而且只要卖方开出发票、汇票与提出装船提单，就能向中国银行兑取现金，买卖成交，买方付款后，这张信用证又恢复了原额一百万美元仍继续留在卖方手中。其实就是长年地将一百万美元的信用证交给古青记无偿使用，为古青记增加一笔流动资金，而目的只是为了获得相当于一百万美元的猪鬃的优先购买权，而价格是随行就市的。另外，还有一张面额五十万美元的信用证，也是出于同样目的，起同等作用的“资金”。仅这两笔往少说一年周转六次（不是古青记正常的十六次），也至少等于给古青记增加了近一千万美元的流动资金。
军阀们的“无息贷款”
古家对军阀的态度是，既不得罪，也不太靠近，不即不离。古耕虞接手古青记后，仍是军阀割据时期，“二刘”之外，尚有小股。他们各据一方，为了发财，在防区内也做起了猪鬃生意，但在经营上却是一窃不通。古耕虞就利用这一点相机出面“帮帮”他们的“忙”。比如，军阀们收齐了猪鬃，就贸然出手，全不看市场行情，有时甚至在最低价的年初。古耕虞就去告诉他们，此时出手必然赶不上好价，不如等下半年看涨时全卖给他，如果缺钱用，可以用猪鬃做押向他借款。军阀们求之不得。于是，那各个“防区”内的猪鬃便源源地运进了古青记，下半年之前已是加工脱手，付给军阀的本利只是市场购价，而赚头落进了古耕虞的腰包！这样，他不花一分本钱，就囊括了大批猪鬃，稳赚了一大笔钱，这不是取得一份“无息贷款”么？
计挫孔祥熙
他与国民党一直在斗，不惜冒犯“四大家族”，或者说他在与“‘四大家族”竞争，在具体的纯商业上，他又是胜利者。
“四大家族”，财括国中，权倾朝野，足以令某些人羡煞，不少人吓煞，可古耕虞硬是和他们斗了几个回合！
猪鬃，国内价格甚低，国际市场急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中国猪鬃出口难且有断绝之虞，因而价格暴涨，最高价达每磅六美元。“四大家族”虽富，可更不厌财，就开始了欲将猪鬃垄断权从古耕虞手中夺走的活动。首先发难的是孔祥熙，出面的是他最宠爱的借他权势横行的大公子孔令侃，即当时人人皆知的“孔大少”。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加强了对全国各方面的控制，经济方面专设了贸易委员会以控制传统出口物资，隶属于财政部，当时的财政部长正是孔祥熙，而“孔大少”则是中央信托局的局长。这个局是抗战前统管金融、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