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抵抗八路军与新四军的所谓“进犯”；另一方面却做出和平态势电邀毛泽东“共商国是”，八月二十日再度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毛泽东于八月二十八日率周恩来、王若飞等中共代表与前往延安迎接的张治中将军、赫尔利大使同机飞到重庆。
为增进与各界人士的相互了解，毛泽东于谈判期间举行了数次座谈与会见，工商界自也在邀请之列。为使被邀的人士无后顾之忧，就决定由中共与一实业界名望高的人共同具名邀请。由中共干部、与实业界有联系的胡子婴、罗叔章物色人选。在找了两位遭拒后，胡、罗二人便通过吴夫人戴懿提出了请吴蕴初出面这一要求。吴蕴初与夫人认真商讨之后，当即打电话给罗叔章，相约在天原电化厂所在地猫儿石一见。吴蕴初在与罗、胡二人议定后，便与王若飞联名发出邀请。
九月十七日下午，应邀而至的迁川工厂联合会、全国工业学会及西南实业学会三个团体的代表：刘鸿生、潘昌猷、胡西园、章乃器、范旭东等人，来到了张治中将军的公馆——上清寺的和桂园。在会客室里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
毛泽东讲完话后，吴蕴初以东道主的身分请到会者发言，到会者却以为他这个东道主应该先讲一讲，在周恩来的鼓励下吴蕴初做了希望和平、努力发展工业以图实业救国的发言。
这次会见的效果是非常好的，由于毛泽东一再强调了与民族资本家是朋友，绝不会没收民族资本家的财产，工商企业家们都大大地放心，决心支持共产党的和平建国主张。
十月上旬，中共代表于返回延安前，专派了王若飞、邓颖超往天原厂向吴蕴初辞行，并做了亲密无间的长谈。王若飞盛赞了吴蕴初烙忠敬业、重视公益的高尚精神，将其誉为“化工界的一颗巨星”，并邀吴蕴初有机会往延安看看。吴蕴初也盛赞了延安精神，并表示了对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以及邓颖超的敬意。谈话完全是以私交形式进行的，气氛十分融恰。
毛泽东、周恩来自不待论，王若飞倘若不是飞机遇难，在新中国一定会有他一个重要位置，且也必为新中国增誉立功。他对吴蕴初的评价是出自内心的，也是中肯的。而且倘若王若飞能活到建国时，吴蕴初也必及早与其联络。
可也正是与王若飞的来往，才更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以致发生了吴蕴初以国民党证“搪灾”的事。
王若飞去后不久，吴蕴初就发现，无论是他到哪里都有些不三不四的人缀着，而且不时地换人。这天，吴蕴初进城到李子坝时，一个年轻学生打扮的人凑上前诡秘地对吴蕴初说：
“先生，我是个青年学生，很想到共产党占领区延安去，可惜缺乏路费，你能助我一臂之力么？那我将永远感谢你！”
对于这个人，莫说吴蕴初早已留意了他的跟踪，而且那难掩的诡诈与什么“共产党占领区”的用语也足以露了形藏。于是吴蕴初当即将隐藏于胸的怒火化为真气，声色俱厉地道：
“什么？！你是共产党！走！我要拿你到官！”
吓得那伪装学生的小特务倒退着欲溜。
吴蕴初又大喝道：
“想溜么？给我站住，不站住我可要喊宪兵了！”
小特务见已弄巧成拙，怕因此而招致麻烦，只好掏出特务证件向吴蕴初表明了他的身分。吴蕴初为了避免日后同样的麻烦，也亮出了他那中组部送上的党证，并亮出一连串的头衔，最后说：“回去告诉你们的长官，日后不许盯我的梢！否则，我到蒋委员长那去告你们！”
不久，也果趁一次开会的机会，向蒋介石告了这一状。蒋介石听了嘴里骂特务机关“胡闹”，心里对吴蕴初与中共要人的往来，仍存芥蒂。故在欲请吴蕴初为“国府”经济部长时才说出“你是认识毛泽东、周恩来那些人的”的话。
一九四五年底，吴蕴初返回了上海，又大展其才、其力，迅速恢复起了上海的天字系列厂，并建立了“天字系列总管理处”，雄心勃勃地欲将化学工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可惜国民党挑起内战，大打内战，大大受挫于内战，就凶狠地压榨民族工商业，使得吴蕴初壮志难酬，又出于对共产党的不完全了解，于是，于上海解放前夕，将他的天字系列厂交给以他儿子吴志超为首的管理委员会管理，他本人则去了美国。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后，吴蕴初虽从电话里儿子的回话中得知他的企业“一切正常”，可仍不放心，仍觉得当时宣传的工商政策日后会有变化，他这样的资本家会受到斗争。因此一九四九年秋回到香港仍犹豫不决。尽管儿子志超与管理委员会同仁给他寄材料，写信，仍是拿不定主意，直到钱昌煦的夫人在香港遇上他，劝他归国时，他才说：
“请你告诉昌煦，如果共产党要我，只要他一句话，我就回去，否则，我就一走了之！”
他与钱昌煦是在资源委员会时建立的友谊，他那“公益金管理委员会”就是在钱昌煦支持下创办的：他没想到钱昌煦已是共产党的干部，他信任钱昌煦，不但不会骗他，必要时也会保护他，所以才要钱昌煦一句话（王若飞早已逝世了）。
一九五０年十月，吴蕴初由香港乘船抵达天津，再转道北京，受到了中央统战部领导的热烈欢迎。几天以后，在钱昌煦的引领下入中南海拜见了周恩来，周恩来对他热情欢迎，见面握手后的第一句话就是：
“味精大王回来了！欢迎！欢迎！”
因此有人说，吴蕴初的“味精大王”是周总理命定的。
吴蕴初回上海不久，即被任命为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工商联副主任以及化学工业同业工会主任委员；不久，又增任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建国总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还准备让他去中央政府参与国家化学工业的领导工作，这是他乐为的。可惜时不待善，一九五二年，吴夫人因癌症不治死于香港，因此而深受震动的吴蕴初也在心情极度恶劣下糖尿症引发了心脏病住进了华东医院，于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下午五时逝世。上海《文汇报》特为此登出了讣告与吊唁、治丧情况的报导。
（肖舫） 周作民和金城银行
周作民（一八八四—一九五五），江苏淮安人。原名维新。早年留学日本，历任金城银行总经理、国民党财政委员会委员、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等职。抗战胜利后受国民党迫害离沪赴港。一九五一年回到北京。后任全国银行业公私合营董事会副董事长、全国政协委员等职。一九五五年三月病逝于上海。
在父亲的教诲下度过童年
周作民小时候，家中四壁如洗。家父是前清举人，性格倔强，因看不惯官场龌龊而不入仕途，在乡里开馆教学。
周作民幼年随父亲学习古文。有一天，父亲给他讲《论语》。周作民凡事都要寻根问底，待父亲讲完后，他便问道：
“爸爸，这本书是谁写的？”
在座的孩子都望着先生，周先生看了看孩子们说：
“孔子的弟子们将孔子言论收集起来编成了这本书，取名为《论语》。此书乃孔子思想之精华，望你们逐字逐句弄清楚，背熟。日后定能派上大用场。”
周作民眨着大眼睛，又问：
“爸爸，您能给我们讲讲孔子的故事吗？”
孩子们都愿听先生讲故事。此时，他们望着先生那一副厚嘴唇，从这副厚嘴唇里进出的话语，总是那么热情、生动、流利，像一架永不生锈的播种机，不断在孩子们的心田里播下知识的种子。他将书合上，低声细语地讲起来：“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人，也就是今山东曲阜。他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卒于周敬王四十一年，终年七十三岁。”
这时，周作民悄悄为父亲斟满一杯水，放在父亲面前。周先生拿起杯子饮了一口，继续讲道：
“孔子的祖先原是宋国贵族，后避难逃往鲁国。孔子3岁丧父，十七岁丧母，年轻时过着贫贱的生活。他曾在鲁国贵族季氏门下做过管理仓库的‘委吏’和管理畜牧牛羊的‘乘田’。他立志笃学，以好学闻名远近。孔子在而立之年创办儒家私学，任教四十余年，一生乐此不倦。他虽然当过鲁国的大司寇，兼摄相事，参加过一些政治活动，但从未停止过教学。
“在鲁国三桓分公室、政治实权落于季氏之手的情况下，孔子见自己的政治抱负无法在鲁国实现，便率领弟子们到列国游说，到过齐、宋、卫、陈、蔡、曹、郑、楚等十几个国家，但却到处碰壁，不为诸侯赏识。尽管境遇困难，但孔子却不辍教学。在从曹国到宋国的途中，孔子与弟子在大树下演习礼仪；在陈蔡断粮时，他还饿着肚子讲学。孔子在外历经十四年，返回鲁国后，一方面整理古代文化典籍，用作传授学生的教材；另一方面广泛招收弟子，发展私学。相传他‘以《诗》、《书》、《礼》、《乐》教学，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孔子晚年时博学多能，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弟子也越来越多。不少弟子是从很远的地方投奔孔子，来进行学习的。孔子兴办的私学是当时规模最大、组织最完备的学校。他的教学实践活动有很大的影响。
“在创办私学的时候，孔子主张不论是贵族或是平民，无论是华夏族或是夷狄族的，都可以入学受到教育。这就是他的‘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当时的官学存在着严格的等级、族类差别。各国的贵族们多认为夷狄族是异族，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甚至说‘戎狄豺狼’，当然不会把夷狄之人作为接受对象。另外，贵族们还认为‘礼不下庶人’，一般民众也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孔子的‘有教无类’的原则冲破了贵族官学的界限，一方面把教育及于夷狄之族，另一方面也打破了‘礼不下庶人’的等级制度。楚国是当时的蛮夷之邦，孔子弟子中就有楚人公孙龙和秦商。孔子曾想乘坐木筏浮于海上，居于九夷之地。孔子的弟子澹台灭明曾经到楚国招收学徒三百人，受到孔子的称赞。
“孔子的学生里有不少出身贫贱的人。他最得意的弟子颜渊，住在贫民区，过着箪食瓢饮的困苦生活。另一个弟子公西华被派到齐国为使者，家中贫困，还需要孔子周济他粮食。樊迟曾向孔子请教种庄稼和蔬菜的知识，可见他是劳动者家庭出身。曾参是孔子的著名弟子，年轻时曾亲自种瓜，并帮助母亲织布。另外，身穿芦衣为父推车的闵子骞、贱人之子仲弓、鄙家子弟子张、衣若悬鹑的子夏、曾为大盗的颜琢聚等人，也都不是贵族出身者。”
周先生饮了几口水，接着说：
“你们多数都是贫民出身，希望你们能像孔子及他的弟子们那样，刻苦学习，长大一定有出头露日的那一天的。人只要有决心，肯吃苦，有坚韧不拔的毅力，什么难事都能做成。功到自然成，铁棒磨成针嘛！希望在你们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