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民知道，关键是要他们看到有大利可图，他们才乐意掏出资本。
此乃大事，切不可操之过急。周作民暗自合计良久，说：
“我两袖清风一寒士，哪能与仁兄相比！你们兜里有钱，手上有权，拥有重兵，一呼百应，谋事事成，杀人人死。你要是设身处地为我想想，就会知道我为什么拉你存款了。办银行之事非同一般，需从长计议，待我考虑成熟再说吧。”
“这我知道，在其位谋其事忠其主，人之常情嘛。我是觉得你才识过人，干练脱俗，该大有作为才好。”
“‘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把地球转动。’一位哲人的名言，我也信它，只是有了‘支点’怎样充分利用好，才是关键。”
据有关文章记述，筹办银行之事，与倪嗣冲交谈时是这样的。
周作民仔细考虑后，便找倪嗣冲和汪志农共商此事。倪嗣冲见周作民前来便知有了眉目，于是迫不及待地问：
“办银行关键是什么？”
没等周作民回答，汪志农抢着说：
“当然是资金，资金问题……”
倪嗣冲把目光移向周作民：
“你是专家，你以为多少合适？”
“对外，至少得号称二百万元，不然，让人觉得气派不够，对开展业务不利。实际上五十万可以开业。要少于这个数就难免有周转不开之虞。”
“实际五十万，对外号称二百万。”倪嗣冲摸摸秃头，嘿嘿一乐，“这样行吗？”
“曹操当年东征西代时动不动就说带甲多少多少十万多少多少百万，其实呢，只有天知道是几员将校几伍士卒。干金融跟带兵打仗相似，天下一理嘛。”
“高论。”倪嗣冲一翘大拇指。“周先生要掌兵，也一定是位好统帅！”
“不敢当。”
“我相信你的眼光，欣赏你的见识，只是五十万元几个月前倒是有来着，如今都派了用场，近期怕难以筹够，我最多能筹措十五万到十七万元。过一年两年筹个百八十万不成问题，怕是周先生等不得呢。汪督办是大财主，只不知……哈哈……”
“倪督军要办的事儿，志农敢不跟随吗？我拿十万。我眼下也手头紧，到明年底，筹上四五十万都不难。”
周作民想，我两手空空不得不借鸡下蛋，有二十七万元已不算少。军阀之“鸡”不可久借，也不可多借。因为“鸡”主不能依靠，只能利用。欲达利用之目的，须从多处借“鸡”。若“鸡主”太少，必受其控制，没有主权。如果自己作不得主，事业必发展不快，还有为他人作嫁衣裳之危险。那样便一辈子也当不成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家，更不用说涉足政坛或再得其他了。既要“借鸡”，就得把“鸡主”哄好，争取速成。待我掌握一定数量的“蛋”就有办法了。到了那个时候，哈哈，我跟你们，至少跟你姓汪的最多也只剩下酒友牌友的交情和见面时说“过年话儿”的份儿了。他想着，说：
“知我者，倪督军也。我真是等不得了呢。我想，有倪督军和汪督办二位的大名儿就能办个大银行，何况还有二十七万元呢。二位放心，余下部分作民再想办法。款子筹够马上成立董事会，选出董事、常务董事、董事长和监察人，任命总经理就开业。我想，董事长得由德高望重的倪督军倪总司令您出任最好。”
“周先生尊重我，我很高兴。只是军务忙得实在无暇他顾。办银行绝非儿戏，董事长不可以挂名不管事。银行办糟了对大家都不好。所以，我不能尸位素餐。我不任董事长，不任任何职务，不管任何事情。我想，支持你们干，你们要遇到难以了却的棘手事情我出面撕掳开，这就够了。投资挂在我儿子倪道杰名下。”倪嗣冲笑着说。
“好吧，我告辞了。”周作民说。“今晚我就动身回北京筹措资金，勘察行址，遴选行员。半个月后来皖向二位报告结果。”
周作民回到北京后，四处奔波。一天，他来到交通银行高级职员任宏的住宅。佣人告诉他，主人在书房里和一位天津的客人谈话，请他稍候片刻。
他随便在客厅里踱步，无意中看见窗外花园叶绿花艳，苍苍翠翠，姹紫嫣红，又到了草长莺飞树青花好的季节。不由想起两年前和梁士诒谈话的往事。就是那回谈话，才真正使他迈上了创造自己事业的初级台阶。他去安徽奔走一个月，几番周旋，终于不辱交通银行使命，大受梁士诒赞赏。未满一年，他在皖建树显赫，总行所使稽核、国库两课主任也胜任愉快，施展裕如，成绩卓著。已有传闻说梁士诒有意提拔他为交行协理，现兼各职仍然在任不免，职位既高，实权不减。在梁士诒那里他的身分、地位渐居号称交行的“龙（建章）、虎（叶誉）、凤（苞）、麟（关赓）”四大将之上。然而，梁士诒已拟好了提拔周作民的报告正要送上去还未送上去的时候，袁世凯突然毙命，袁政权垮台。一九一六年七月，梁士诒被通缉……
周作民回忆起往事不寒而栗，愈感官场风急宦海浪高，倘无坚强后盾，实在不能恋栈。同时，备觉邀集志同道合之辈和结交宦囊丰厚之流创办银行的举措正确英明！办起银行，便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事业，才算找到“转动地球的支点”。得此“支点”，即便不去“转动地球”，也可设计自己的前程，操起掌握自己命运的主动权。进可攻，退可守。若遇时机，对己胃口，也不妨重入官场溜达溜达，游戏一番，凭着自己的学识才智未尝不可弄个财政总长之类的官儿当当。周作民永生忘记不了一九一二年初到北京和一九一五年夏财政部易主之遭遇。两次挫折，均犯在周学熙一人手里，很叫他感到羞辱。每每思及都痛恨不已愤门难平，总惦记着有朝一日能亲长财政部。一则为过官瘾出却那口恶气，让周学熙之流看看他周作民也有本领坐上那把交椅，而且比他们坐得自在潇洒。二则为中国财政走上正常的向前发展之路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使中国财政不似以往那般总在举步维艰之泥潭中挣扎。像以往那样，挣扎愈久，国力就必然愈弱，国运也必然日衰，民众总也脱不了艰难，走不出苦海。想我周作民热血男儿，堂堂汉子，学贯中西，干嘛不杀进政治舞台建功立业以慰平生呢！对的，我要为中国财政的历史添写上光辉的一页之后向更高的目标冲刺：参与国事，为改变中国命运施展我的才华实现我的抱负！此乃为进。要是官场失意，或遇宦海风云突变难以适应必须暂时下台避风头时。仍可返回银行，重操旧业。这“旧业”真真不失为可凭借之“好风”，只要操作稳健便不难发展，便不难以金融力量为核心，进一步控制和发展其他各项企业，滚雪球也似地骤增资产财富。还可以做买卖公债等投机营生，吸收军阀官僚政府机关存款……内能坐获厚利而外可结交军政要员，培植自己的势力，等待时机，以求东山再起，问鼎政界……
功夫不负有心人，周作民终于集资成功。银行取名“金城”。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三日，金城银行在北京宣布成立，公推周作民为总经理，负责组织一切。
一九一七年五月十五日，金城银行总行在天津法租界七马路四十三号正式开门营业。
识时务者为俊杰
天津开往北京的列车上，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眼看窗外心想行务。从武汉分行想到上海分行想到蚌埠分行想到天津总行……他南下视察一个礼拜，积下不少公务。现在的周作民今非昔比了，原来金城银行成立一年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洋人腾出手来明目张胆地瓜分中国各项权益，民族工业再次受到致命打击，经济急趋萎缩。而中国金融业却发展势头不减。银行如雨后春笋般产生，竞争激烈得吓人。这种情况下，必须厚集资力，相互通气，提高信誉，方能生存，求得发展，具备与中国和交通这两个国家级银行竞争的能力，在华北金融业中站稳脚跟，永立不败之地。周作民深受吴鼎昌先生的启示，吴先生去西洋考察之后说：
“外人设立银行资本既厚，团体亦坚，每可调剂金融、辅助实业，而我国银行各自为谋，不相联合，实难与敌。以今日银行之需要，似非群策群力联合进行不足以资发展。”
周作民听了，认为句句真言，字字不谬。于是酝酿筹措一年多，才成立起来了北四行即金城、盐业、中南、大陆等四家银行联合营业事务所。这标志着他的事业又上一个新台阶。有了这个机构，遇点儿风浪也不用心慌了。
这时，列车咪当一震减速，停住。周作民如梦方醒，他才听清高谈阔论着的邻座们的声音：
“北京政变搞得够利索，冯玉祥有两下子，胆也够大。”
“军阀嘛，哪个没本事哪个没胆？”
“嘘！莫谈国事……下一站就是北京，当心警察把你从车站直接请到号子里去。”
“听说黄郛代理内阁总理，还摄行总统职权。”
“政变那玩艺儿弄不好就掉脑袋。如今成功了，冒了偌大风险参予政变的黄郛还会客气吗……”
北京政变，周作民一过山东就听说了，但黄郛的消息却一无所知。他和黄郛在日本时认识并结下了深厚友谊。黄郛长他三岁，一九０五年入同盟会，一九０七年与蒋介石结识，与陈其美、蒋介石是盟兄弟。周作民回国那天，黄郛转入日本陆军测量局地形科学习。出任沪军都督府参谋长兼沪军第二师师长时，蒋介石是他属下团长。曾参予策划护国反袁军事。一九二三年后先后出任外交总长和教育总长。黄郛与周作民先后迁居北京。周家住西城绒线胡同西口，黄家住宣武门内大街糖坊胡同，相距咫尺，来往愈加密切。
周作民这次南下在上海逗留时，听到不少关于蒋介石和张群在南方的活动情况，正想回北京通报给黄郛呢，谁曾想黄郛却在北京爆出偌大新闻！
周作民恨不得一步跨入北京看个究竟。
这时，周作民家里，夫人何如珍也盼星星盼月亮地盼望丈夫归来。整个上午电话铃声不断，她已觉招架不住。周夫人拿起当天的报纸，醒目的一行字使他愣住了：“财政总长周作民。”周夫人完全明白了，是那报纸上的几个字使她家的电话不断。
“叮铃铃……”门铃大作。
夫人忙去开门，来了一个陌生人，自我介绍说是黄郛总理秘书。秘书奉黄郛总理之命接周财长，让周财长马上去。周夫人抱歉地说：
“哪里有人去得成，我也等他呢。”
秘书听不明白，正待详问，周作民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秘书见周作民推门进来，不胜欢喜。因周作民和黄郛常来常往，他和周作民早就很熟。未待说话，他不由分说地把周作民请上了汽车。还一个劲儿说他们正等您呢，大家的时间都极宝贵等等。
汽车刹住，周作民才发现到了财政部大院。车门开处，早有数人躬身侍候。下得车来，他愈发疑惑惊奇：财政次长统领着司长、处长、科长等财政部大大小小官员，恭候元首检阅一般地列队两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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