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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感情对所有受侵害的事实上的反应力是检测法感情健康程度的试金石。这一感情所感知的苦痛程度将告知我们被害财产具有怎样的价值。虽然感知苦痛，但无视苦痛所昭示的警告，不事自我保护而一味地忍受苦痛，就是否定法感情之存在，尽管个别案件因具体情况，这否定可能是被容许的，但在一长期间中对法感情本身将带来尤为有害的结果。法感情的本领是行为——无行为则这一感情将失去活力，逐渐迟钝，最终不会感知痛苦。感受性即感知权利侵害之痛苦的能力，实行力即击退进攻的勇气和决断，依我之见，它们是健康的法感情的两个标准。 在此不得不搁笔关于法感情的病理学所具有的意义深远、内容丰富主题的详论，但请允许作若干启示。
法感情的感受性并非所有人都是相同的，依该个人、阶级、国家把权利的意义作为自身精神的生存条件，感知到如何地步，其强弱有别，这不但是对权利的一般意义而言，对各个特定的法制度也如此。前面以所有权和名誉为例说明了这一点，下面再举第三个例子婚姻——各种各样的人、国家、立法关于通好所采取的态度不同，对此会产生怎样的反思呢？
法感情的第二个契机即实行力，完全是节操问题。个人或国民在面对权利侵害时所采取的态度，是显示其节操的确定无疑的试金石。如果把这节操解释为不依赖任何人进行自我主张的全人格，再也没不比恣意行为侵害权利和人格时检测这一特性更好的机会了。法感情和人格感情对所受侵害的反应形式是勃然大怒后粗暴地反应为冲动的行动，或虽程度有别，但反应力持续的抵抗，这些都不能成为法感情力量强弱的标准。采取前一种方式的粗暴的国民和无教养的人，有教养的人相比，认为具有更强烈的法感情，另外，一般倾向于与采取第二条路的就更大错特错了。采取何种形式或多或少与人的教养和气质有关，粗野易冲动，热情也好，决心坚定、坚韧不拔、持久抵抗也好，都完全一样。如果不是这样，则有悖情理。因为，依错误的见解，个人或国民受教养愈深，其法感情将愈丧失。但让我们看一下历史和市民生活，此见解之不当显而易见。同样，贫富差别也不能是法感情强弱的标准。尽管富人和穷人衡量事物时使用的尺度极端不同，但正如前述，其尺度在蔑视权利时毫无用途，因为此时问题不在于物的物质价值，而在于权利的理念价值及经常指向权利这一特别方向的法感情的能量，不是财产的性质，而是法感情的性质在此时起决定性作用。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英国国民，英国国民的富裕丝毫没有损害其法感情。关于英国人在纯粹的所有权问题上是如何拚命的保护自己，我们只要回忆一下到欧洲大陆旅游的英国游客所表现出的典型形象就不难理解了。英国游客当遇到旅馆主人和马车出租人蓄意骗他钱的时候，就象维护古英格兰法那样断然拒绝付款，必要时甚至于延迟出发，在那里滞留时日，不惜支出超过拒绝支付客户的几十倍的费用。人们嘲笑这种行为，不理解他们——若能理解就好了。因为正在此时，他们所坚持的几个古尔登金币之中蕴藏着古英格兰人的节操，因为在他的国家，所有的人都理解他，所以不会那么轻易地去骗他们，让我们把处于相同社会地位和财产状况的奥地利人置于同样的场景中，他会采取怎样的行动呢？对此如果可以相信我个人经验的话，模仿英国人的1OO人之中也没有10人，而其他人将回避不愉快的纷争、扰人的麻烦和自己也许被误解的可能性，对这一误解，英国人若在英国则果断地毫无忌惮，而在欧洲大陆则无奈忍受，总之，奥地利人终归要支付。然而英国人拒绝而奥地利人支付的这数个古尔登金币之中，隐藏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在此，英国人和奥地利人的某些事实，即各自国家的政治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几个世纪的历史，便蕴藏其中了。
第四章 主张权利是对社会的义务
到此为止，我对前面提出的两个命题之中的第一个，即为权利而斗争是权利人对其自身的义务这一命题详加论述。下面我开始对第二个命题，即主张权利是对社会的义务这一命题展开讨论。
为了给这一命题立稳根据，无论如何有必要对客观意义上的法与主观意义上的法的关系，不管多少做些更深入的考察。这一关系的核心在何处呢？如果作如下判断，就是在忠实地传播广为人承认的见解，即前者为后者的前提。换言之，具体权利只有在存在抽象的法规规定的条件下方能成立。依通说，两者关系不超出这一判断。但通说的思考方法完全是片面的，因为它只强调具体权利对抽象的法的依附，通说忽视了这种依附关系在相反的方向上也同样存在。不只是具体权利从抽象的法中获得生命和力量，并且相反地将获得物返还给抽象的法。权利的本领在于实际上被实现，因此一次都未经过实践，且即使参加过，现在已失去实现机会的规范，不能称为法规范。这样的法规范如松弛的发条，对启动法律机械不生作用。因此，摒除这种规范也毫无影响。不问是公法、刑法还是私法，这对法的任何部门都同样适用。罗马法把不使用（desuetudo）作为法律废止的原因，明确的加以规定，与之相应的是，权利之不行使延续一定期间致使具体权利消灭（消灭时效）。公法和刑法的法律实施采取了作为国家机关义务的形式。而私法的实施采取了民事权利的形式，及完全委诸私人的意思和积极的行为。在前一种情形，法律实施由国家机关和官吏来履行义务；而后一种情形，由私人主张自己的权利。不管是由于对权利的无知，还是懒惰、胆小怕事，私人因一定关系，不能持续且正常的行使自己权利时，法规事实上处于麻痹状态。然而，我们可以这样说，私法法规的现实性及其实际上的力量，只有在行使具体的权利时，且通过行使方得验证。而且，具体的权利作为权利，其生命由法规获得，同时其获得物又返还给法规。即客观的抽象的法和主观的具体权利的关系就象从心脏流出又返回心脏的血液循环一样。
公法规定的实施问题，仰仗官吏对义务的忠实程度。私法规定的实施问题依靠权利人主张权利的动机，即取决于其利益关心和法感情的有效性。因此如果这些都不起作用，即法感情麻木无力，且无能力克服对利益关心的懒惰，对纠纷厌恶，对诉讼缩手缩脚，此时法规只能是一纸空文。
这样一来有人也许会反驳，那也未曾不可，反正最终受苦的是权利人本人，不是吗？在此拿前面用过的敌前逃跑的例子为佐证。有1000人必须迎战时，若其中一人逃跑了，不会有大影响。但其中1OO人弃甲曳兵的话，忠实地死守阵地的人们随之增加了难度，抵抗的负担完完全全地压在了他们的肩上。我想通过这个例子事实真相已昭然若揭了。在私法领域存在着法与不法的斗争，需要万人团结一心的团体、国民共赴斗争。在此逃跑者无论是谁，都是对共同事业犯下了背信弃义之罪。因为它长了敌人的信心和土气，增强了敌人的力量。恣意和违法行为甚嚣尘土之时，常常证明负有法律防御之任的人们没有履行其义务。因此在私法上要求每个人在各自的岗位上维护法律，在自己岗位上做法律的看守人和执行人。可以认为他的被承认的具体权利是由国家赋予的权能，即在他的利益圈之内通过为法律而斗争来抵御不法，相对于面向官吏的无条件且一般要求，它是附条件的特殊要求。主张权利的人就是在自己的权利这一狭小的范围内，维护法本身。但他的行动远远超出他一身的利益和效果。其行动带来的一般利益，已不只是法律的权威和尊严所自我主张的理念利益，而是任何人都感知到的极为现实的、极为实际的利益，即使对理念利益全然不知者，对这一现实利益也能理解。所谓现实利益是指保障、维护每个人都不同程度给以关心的交易生活之稳定秩序。如果雇主不适用仆婢条例，债权人不能冻结债务人之物，普通的购买者不尊重正确的度量和官定价格，这不但使法律理念的权威陷人危机，同时也放弃了市民生活的现实秩序，其有害结果波及之广不可预料（例如整个信用体系将遭受沉重打击）。因为即使我决心为实现明确的权利而斗争，若可能的话，我倒宁愿避开斗争——把我的资本从本国移到国外，商品不是从国内采购，而是从国外进口。在这一事实之下，具有勇气适用法律的少数者的命运是千真万确的殉教。他们不知晓放纵恣意妄为，他们强韧的法感情对他们而言变成了真正的诅咒。被本来或许会成为他们盟友的人们抛弃，他独自一个与由世间的漠不关心的胆小怕事养成的无法无天相对峙。付出重大牺牲，即使获得何等忠诚于自己这～仅有的满足，而等待他们的不是真正的评价，而常常是嘲笑和轻蔑。造成这种状态的责任不在犯法者一面，而在于无勇气守护法的人们一面。不法捣毁法时，不法应遭镇压。如果我将“不得为不法”、“不得姑息不法”这两个命题必须放在对交易的实际意义上加以评价的话，第一个命题是“不得姑息不法”，而第二个命题则是“不得为不法”。因为（人类大抵如此）如果不考虑权利人的抵抗，与只具有根本的单一道德力量的命令相比，必将遇到从权利人发出的顽强抵抗则是确实的，它将打消人们犯法的念头。
继续以上的论述，如果我提出主张，对被遭攻击的具体权利的保护，不但是权利人对自己的义务，而且是对社会的义务，这是否言过其实呢？权利人通过自己权利来维护法律，并通过法律来维护社会不可或缺的秩序。倘若上面所阐述的内容是事实的话，也许无人会否定这种维护是权利人所负的对社会的义务。如果为抵御外敌而进行特殊的斗争，社会有权召集权利人的话，即每个人负有对外保障共同利益的义务的话，在社会内部也莫不如此。此时，一切善良的人、有勇气的人不该集合起来紧密团结吗？正象前种情形下对外敌那样，现在对内部的敌人难道不该这样吗？如果可以认为在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