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把正义原则实际地贯彻于一切生活关系，这光凭法的外部机构还不够，此外部机构极其完美地设置运转的结果，为维护最高秩序有时会全然无视上述要求。农奴制、对犹太人的保护关税及其他，这些与健全有力的法感情要求水火不相容的过去，许多法规和制度也是法律，是秩序，并且恐怕通过这些法规制度，与身负重荷的市民。农民、犹太人相比，国家将蒙受更大的损害。实体法的稳定、明了，确实并不单在私法，废除警察、行政、财政立法等所有法领域上的与健全的法感情格格不入的一切法规，法院独立、诉讼制度的尽可能完善，这是全面发展国民法感情乃至国家力量的必要手段。国民认为不当的或可惜的规定和制度，无论是什么，都是对国民法感情乃至国家力量的损伤，是对法理念的犯罪。它常常反作用于国家，国家必须以更高的代价补救——有时他对于一个国家相当于失去一个州。当然我并不认为国家应该从这样的合目地性考虑避免这些罪恶，毋宁说为理念本身而实现这一理念，才是国家极其神圣的义务。但这也许是纯理性的理想论，即使是讲求实际的政论家和政治家嘲笑地拒绝这一要求，我并不打算责怪他们。正因如此，我要把他们充分理解的问题实际的一面演示出来给他们看。在这实际的侧面上，法理念和国家利益并不相悻，无论怎样健全的法感情，不能永远忍受恶法。它终将愚钝、萎缩、堕落，因为正如前面我多次论及的那样，法的本质在于行动一行动的自由对于法感情恰如良好的空气对于火焰一样。因此，对于法感情禁止行动的自由或妨碍之（象断了空气来熄火一样），意味着扼制法感情的呼吸。
（作者：＇德＇鲁道夫？冯？耶林 胡宝海 译 ，原著第六章现代罗马法与为权利而斗争被版主节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