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书》，工艺专著《考工记》，天文学著作齐国甘德《天文星占》和魏国石申的《天文》。著名的《九章算术》也可能出在这个时期。医学方面除出现名医扁鹊外，已分成内、外、妇、儿等科，并发明了针灸、按摩等治疗法。我国最早医书《内经》大约也出现于此时。
秦、汉以来，除儒学的发展演变以外，中国文化中当然还有许多优秀的东西。在物质文化方面，英国李约瑟教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已有详细记载，可供参考。在非物质文化方面，好东西也很多。比如文学，有汉赋、魏晋文章、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直到近当代龚自珍、黄遵宪、王国维、鲁迅、毛泽东、柳亚子、陈寅恪、钱钟书、郭沫若、冰心、茅盾、老舍、巴金、沈从文、聂绀弩、赵朴初等人的诗、词、曲、小说、散文、杂文等，不胜枚举（当然，上面所列毛泽东及他以后诸人新中国成立后仍在创作，所以他们的著作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比如艺术，中国的国画、书法、国乐、戏剧、曲艺、雕塑等，也都蔚然可观。文学艺术以外，其他非物质文化成果还很多，我所知有限，就不一一列举了。还应指出的是，由于历代的人祸天灾，特别是文字狱造成的失传了而需要我们去挖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亦为数甚巨。
综上所说，足见除了儒学之外，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还是十分丰富的，只是我们研究、挖掘得还很不够。因此，我们没有必要担心否定儒学或儒学的糟粕部分（纲领性内容）便会否定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或民族文化）。儒学自西汉起统治中国两千年，乃是因为当时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和扩大其既得利益而极力保护和提倡它的缘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拙著《中国的儒学统治》，就是专门论述这个问题的。
说到这里，另有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必须严肃对待的。那就是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准确地估价我国的传统文化；既不能估价过低，使吾人妄自菲薄，不求进取；也不能估价过高，使吾人狂妄自大，故步自封。中国传统文化是有不少缺点的；它里面缺乏促进中国现代化、使中华民族稳固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两个重要因素“民主”与“科学”的种子，使中国在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和废除专制制度、发展人权的进程上步履维艰。中国从汉代到清代，变化不大，有一个西方作者R．H．托尼说，中国从前在用铁犁的时候，西方还只能用木犁，但当西方用钢犁的时候，中国还在用铁犁（见其著《中国的土地和劳动》，伦敦：乔治·艾伦和昂温公司，1937，第1页）。西方在十七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特别是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之后，进步非常迅速。我的一个学生叫韩铁，现在是南开大学教授，最近在《美国研究》（2005年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环境保护在美国法院所遭遇的挑战》，其中说到：美国的一部法律史就是掌握法定权利的对象以及这些对象所拥有的权利不断扩大的历史。比如说，美国的儿童、妇女、黑人、胎儿这些群体，原来都是没有权利的（美国的妇女在1920年以前还不能参加选举）。但随着社会的进步，现在这些群体都取得了法定的权利，而且这种权利还在不断地扩大，甚至于包括了像同性恋者。这是一个阶段。后来，除了人类的范畴以外，市政府、公民团体这些社会组织也不断地取得了法定权利。再后来，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自然界也不断地取得了法定的权利，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提出树木应不应该有起诉权的问题，而且认为，如果人类对待树木太残酷的话，树木也应有起诉的权利。美国的社会是这样，你看我们的社会，到现在，公民的一些基本权利还没有可靠的保障哩？选当然，我不是说美国什么都好，我就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对小布什政府借反恐怖主义之名削弱美国人民自由民主权利很反感。
因误读而虚构的派别之争
——《醒睡之间与古今之别》读后
？ 单正平
今年《书屋》第三期王学斌先生《醒睡之间与古今之别》一文，把何启、胡礼垣对曾纪泽《中国先睡后醒论》的批评，解读为维新派与洋务派论争的“典型个案”，窃以为值得商讨。
首先，作者把洋务派与维新派作为两个不同的思想派别，本身就是一个疑问。维新和洋务固然有别，但并未形成两种政治思想上的派别，论战之说更显勉强。早期洋务派理论家冯桂芬的思想中就已经有后来康、梁变法思想的最早萌芽，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们既搞洋务又要维新，张之洞等洋务主将支持强学会活动就是明证，他后来的退缩不过是出于政治上的自保，并非他反对维新主张。只不过洋务更多指涉的是经济建设和对外交涉，维新主要着眼的是对内的政治变革而已。
如果稍微把眼光放长远一点看，维新和洋务的细微差别实在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为洋务派发展的必然趋势就是维新派，而维新派的变法主张就是以洋务实践为基础的思想升华。按之以历史，康、梁等维新派所面对的论战对手一是保守派，一是革命派，维新派和洋务运动的主导者们之间并没有发生过什么有影响的论战。当然，如果硬要做仔细的区分，确实也可以说洋务和维新是不同时期的两个思想派别，或者说甚至也可以如王学斌先生此文，找出维新与改良两派的细微差别，但这样的区分并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袁世凯是李鸿章洋务事业的继承人，但他也是维新运动最有实效的推动者，众所周知，废除科举、办新学校的发起人就是张之洞和袁世凯，袁更是清末新政的主持者。张之洞在杨崇伊上奏指控康、梁维新活动后转变态度，不再支持强学会，与其说是他和康、梁在思想观念上的冲突，不如说是政治策略和出于自保的考虑。袁世凯之所以投靠保守势力而没有和康、梁站在一起，并非思想观念有多大差异，实在是出于现实利益的权衡考量做出的选择。王学斌先生自己也承认“康有为、何启、胡礼垣同属维新派阵营，他们观点上的分歧，反映出其在变法策略上的差别”。选择不同策略的原因很多，与当事人个性、所处环境、政治地位、所拥有资源等等，都有关系；而这样的策略之争，已经与真正有价值的思想论争有相当距离了。正如王先生自己所说的：“有时，出于某种考虑，个中滋味，当局者宁愿深埋心中，也不向外人表露一丝一毫，故旁观者也因限于表象，难以领会实质。”所以即便有争论，这样的争论也难免隔靴搔痒的尴尬。
其次，就算维新、洋务可分为两派，但曾纪泽既不是洋务派的首领，更不是维新派的干将，他只是个颇有作为的外交官，为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作出过巨大贡献。当然，这不等于曾纪泽没有自己的思想，他先是随侍曾国藩多年，后又出使欧洲，出身、地位、学识、阅历都决定了他对东西方文化和中国政治肯定有自己的见解。但他的性格不似郭嵩焘，没有像郭那样比较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曾实际上也没写过这方面的文章，这只要看看曾的奏疏、书信和日记就能了解个大概。所以以曾纪泽作为洋务派的代表似乎也不大妥当。同样的道理，何启、胡礼垣的思想也不能说是维新派中最激进或最有理论深度的，他们和康、梁比要逊色许多，根本不能代表维新派最激进的思想主张。说他们对曾纪泽的批评是维新派与洋务派论争的典型个案，显然言过其实。
第三，最重要的是，王先生在文章中非常仔细的讨论，可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前提，即曾纪泽这篇文章的真实命意。
曾纪泽的文章本来是他1886年结束外交生涯回国时，用英文撰写，题目是：China——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发表在伦敦的《亚洲季刊》（The Asiatic
Quarterly Review）。这篇文章的基本意图是向欧洲人宣示中国的基本外交政策，表明中国的发展意图，显示作为大国的自信，当然毫无疑问，也要在强大的英国人面前说一些不失国家尊严的大话。曾氏对欧洲人说：“愚以为中国不过似人酣睡，固非垂毙也。缘中国之意，以为功业成就，无待图维，故垂拱无为，默想炽昌之盛轨，因而沉酣入梦耳。然其存心如此，亦不足怪，何则？芽盖预有使之然者在也。即如职贡诸远邦，常遣使臣，进其方物；诸边藩属，文教均不如中国之懿美，时生倾慕；遂使中国日有侈心，自以为金瓯永固，固无待舍旧而谋新。兼之其他强大之国，远隔重洋，相去辽阔，彼中兴亡得失、和战攻守，漠然不知，以致中国绝无留意于海外诸国之事者。”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中国始知他国皆清醒，而有所营为，己独沉迷酣睡，无异于旋风四围大作，仅中央咫尺平静。窃以此际，中国忽然醒悟。”曾纪泽强调说，醒后之中国，既无军事扩张企图，也无移民海外必要，更不会报复侵略中国者，他还以大量历史事实来证明中国不具侵略性。中国之富强运动，目的只在自卫。中国目前所最应整顿者：“一、善处寄居外国之华民，一、申明中国统属藩国之权，一、重修和约以合堂堂中国之国体。”〔1〕这是典型的外交政策宣示文字。
论者通常认为近代欧洲的“黄祸”论始于1895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2〕，但从曾纪泽反复申说的情形看，早在洋务运动时期，欧洲人已经开始担心中国的觉醒和扩张了。当时欧洲人对洋务运动导致的“同治中兴”，尤其是对中国开始建设海防设施和现代海军，已经不无担心。这情形和今日西方对中国的态度几乎如出一辙。曾纪泽说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醒悟，也是显示民族自信的外交大话，现在通常都认为中国真正的觉醒是在甲午战败后。
曾纪泽熟悉英文，此文是以英文发表，但是否完全为曾本人所写，尚难断定。怀疑的理由是，曾死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四年后江南制造总局就印行了十七卷的《曾惠敏公遗集》，包括奏疏六卷、文集五卷、诗集四卷、日记二卷，其中并没有收《中国先睡后醒论》一文。我猜测，这种属于外交政策宣示性质的文章，在那个时代可能不太为人重视。曾纪泽本人日记中也没有关于他撰写、发表此文的记录，更没有关于何、胡批评文章的记录，当然也就谈不上对何、胡的任何回应了。作者死后留下的档案中可能都没有此文，或者有而被整理编辑者排除在作者文稿之外，岳麓书社1983年据此书重新整理出版的《曾纪泽遗集》也未收此文。
这样一个谨慎外交官的平和文章，当时虽译成中文，因在香港发表，似未引起内地士人太多的注意。何、胡的批驳直观看当然有道理，但稍微细想，就发现，他们的批评似乎未能体察作为外交官的曾的用心。曾是在对外国人说话，而不是在表达他自己对中国政局和变革事业的看法，这一点是理解曾纪泽此文的关键。当然，何、胡借批评曾，表达自己对政治改革的系统看法，未尝没有意义。但如前所说，他们的主张，其实是当时士人的普通的主流意见，没有特别深刻、独到的见解在其中。
因此，我认为把曾文和何、胡二人对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