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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由上述逻辑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集体行动团体的广泛性程度决定了其行为对该企业或工业效率的影响。这就意味着，企业或工业工会一般支持提高劳动效率，而较狭隘的行业工会则不这样；无数流传的轶事都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如果认为无限制地扩大任何特殊利益集团的广泛性都必然会产生积极作用，那就大错特错了。任何组织的广泛性增加后，其垄断性也随之增加。例如，若某一企业工会发展成为整个行业的工会，则后者可能抵制该工业内任一不与之合作的企业，从而迫使所有的企业参加并组成一有效的卡特尔以求得企业与工人的收入极大化。企业之间的竞争也会限制任一企业付给其工人的奖金额，从而全行业工会中的工人收入将高于单独企业工会中的工人收入。此外，当某一特殊利益集团扩大时（例如由企业工会发展成工业工会），整个社会的利益的增长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即使这种集团扩大后，其行为对全社会生产效率的影响也是微不足道的。只有当这种组织已经相当庞大，其中包含了许多不同的工业时，它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才会对全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此时虽然该组织的扩大对市场或工业的行为没有多大作用，但对社会生产效率的影响则大为增加。
同样地，在不增加垄断程度的情况下，全国性的企业或工人团体联盟对政治问题将采取接近于全国利益的观点。这些被政治学家称为最高层次联合会的组织往往缺乏起码的内聚力，以致难于对公共政策施加较大的影响，甚至对长期的或具体的政策也无能为力。但无论如何，这些最高层次联合会比它们的下属局部性组织具有更全面的观点，从而可为我们检验上述推论提供一条途径。挪威社会学家古德芒德 · 赫尼斯（ Gudmund
Hernes）在与作者合作研究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广泛性机构（在该地区通常都占有重要地位）以后，发现挪威的最高层次联合的行为与上述理论相符合。
以上逻辑涉及狭隘性利益与广泛性利益之间的区别，但它并不仅限于阐述特殊利益集团的行为。譬如说，许多政治学家常常引用的对美国政治研究的推论中就明显地证明了这一逻辑。这一推论认为：美国从较强有力的和较有责任感的政治团体中获得利益。这些政治学家发现，国会议员个人往往受他们各自代表地区的狭隘利益院外集团或特殊利益院外集团的强烈影响，而结果导致相互矛盾的政策。但任何企图执政的政党领袖都在一定程度上关心这些政策对全国的总体效果，因为国家的状况与执政党在选举中的前景必然相互联系。然而，美国政党的纪律是如此松散，以致该党领袖的威信反对该党在下次大选中命运的关心对于全党仅有极小的影响。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如果政党加强纪律性，而且每一政党都对它所选取的政策及其后果更加负责，则国家的政治状况将得到改善。
如果将本书所提出的逻辑结合分析美国的选举制度，就必能有助于阐明与证实政治学家的上述论断。美国并不采用比例代表制或任何其他选举制度；在那些选举制度下，一次大选中名列第二、第三或更后的政党仍可分得一部分权力。而在美国，大选中获胜的政党独揽全部权力。这样，在美国如果有任何政党声明自己只指望在以后的大选中取得（譬如说）第四位的话，这就无异于自杀。不过，如果预期只能得到第二名或更低名次的各政党联合起来，则下次还有获胜的希望。因此，美国的选举制度促成了两党制的形成（当然还涉及一些在此不拟讨论的其他因素）。这样一来，每一个政党都将有广泛的代表性，而且都力图代表选民的大多数。代表全社会一半或更大部分公民的政党自然要关心全社会的生产效率和福利，特别是与代表特殊利益集团和小地区的国会议员相比，这一区别格外突出。由此可见，对美国政治进行系统地研究的专家不难发现：总的说来，美国的政党与各色各样的特殊利益集团及国会议员个人相比，前者更为关心整个国家的福利，从而可以认为，加强政党对美国有利。
举例来说，同样的逻辑可用于解释国会议员与历届总统对 “ 政治分肥 ” 立法上的态度分歧。一个收入占美国 1／435的议员选区选出的议员很自然地倾向于为本选区争取由联邦税收资助的任何项目，只要对全国总收入的损失不大于地方收益的435倍，就认为是合算的。任何国会议员都显然明白这一点。与此相反，美国总统则认识到，只有将公共经费用于效益－成本比较高的事业上，才能取得选民的信任，从而有更大的希望在下次选举中获胜连任。因此，无论美国总统与国会议员属于哪一个政党，我们可以发现他们之间年复一年在带有政治分肥色彩项目上的争论：总统希望限制这类项目，而议员们则企图促成它们。
这一逻辑的适用程度自然随国家而异。在有许多小政党存在的国家内，这一逻辑表现为：这些代表性不够广泛的政党忽视全国的基本利益，同时组成联合政府后采取的政策也相当混乱。在其他一些国家，有时可以发现，以产业工会为基础的工党或社会党，其领袖们的观点，往往不像工会的观点那样狭隘，这可能与党的领袖系由更广大的选区中选出一事有关。同样也可以发现，一些由企业或职业团体支持的保守党，有时也支持旨在促进全国繁荣的院外游说活动。
全部或部分地由许多小党组成的脆弱的联合政府，或者由于其他原因而招致不稳固的政府，都可以说明以下的逻辑：特殊利益集团的力量并不单纯取决于其组织本身的坚强性，而且取决于它们的权力大小之比。也许在多数情况下这种微妙的区别均可忽略不计，但对于理解某些国家中脆弱政府的行为可能十分重要。
然而，即使具有广泛性的组织和机构本身倾向于采取有利于社会的集体行动，但也不能轻率地得出如下结论，即广泛性愈大的机构愈好。正如前一章内所指出：有关集体商品的信息本身也是一种集体商品，从而这类信息一般也是短缺的。由于选民一般对政治都比较冷漠，特殊利益集团领导人或政治领袖非常可能不按照选民的利益行事。如果某一政治体系全部都是由高度广泛性的组织和机构所组成，则易于形成比较统一的舆论和政策，而较难于发现其主张和政策中的错误。因此，广泛性的组织和机构有时也会产生很坏的作用，而在另一些场合下，其活动又异常有效。这样，在社会改革中，广泛性组织和机构的主张不一定代表正确方向，但这些主张对于较透彻地理解许多重要的组织和机构的行为却是极其重要的。
毫无疑问，我们的第五条推论是有关广泛性组织的行为动力的，但并非它们在具体情况下的行动路线。因此：
5．广泛性组织一般都倾向于促使其所在的社会更加繁荣昌盛，并力图在为其成员增加收入份额的同时，尽可能地减轻其额外负担，从而只有当国民收入再分配中所产生的利益与由此引起的全社会损失相比较大时，才支持这种再分配行动。
（六）
现在必须再讨论一个原先似乎并不重要的问题，即决策的时间滞后问题，这对于曾经参加过马拉松式的长会进行决策、甚至毫无结果而散的人说来，其意义是十分明显的。这一推论就是：特殊利益组织和集团进行决策所需的时间远大于组成该集团的企业或个人的决策周期。以后将证明，这一特点对于理解诸如经济循环以及新技术的采用等一类极其重要的现象是非常关键的；同时，这种决策滞后的原因也是十分值得重视的。特殊利益集团进行决策比个人或企业决策时间迟缓得多的两个主要原因是：前者进行决策时必须通过协商一致或法律程序，或两者兼用。
协商一致的原则意味着：在没有选择性刺激的情况下，小型集团的成员必须通过协商才能决定集体行动的进程以及所需费用的分摊方式。正如前一章业已阐明那样，除非集团中每个享用此种商品者都支付了该商品的边际生产成本，否则该集团就不可能依靠其成员的自愿行动在集体最优水平上生产该种商品。因此，只有通过全体一致同意才能达到生产集体商品的最优化，这一过程即我们所称的协商一致过程。
在市场中要进行集体行动时，即使不能达到集体最优水平，也必须取得一致的意见。在寡头垄断市场内，为了抬高商品价格，必须先达成一个减少销售量的协议。如果该项工业中的某几个企业，或者除了一个企业之外的其余所有企业，同意限制自己的销售量以便抬高价格，则显然在此协议以外的所有其他企业都会乘机尽可能增加自己的销售量以赚取额外利润，直到市场价格重新下降到竞争价格水平为止。这样，原来参加限产协议的那一部分企业就会发现自己白白地减少了产量并损失了利润。当然也会有例外的情况，即协议之外的企业没有足够的生产能力，在短期内不可能填补上全部的减产份额，从而提高了的价格得以保持。但一般说来，这种限产提价的做法必须得到大部分生产者的同意。
由于参加协商的各方在如何分担集体行动所需的费用方面有着直接的利害冲突，因此取得全体一致意见就更加困难。在企业达成限产提价的协议之前，必须协商决定每一企业减产的数量。要达成这样的协议，还意味着参加协商的每一方都很自然地会提出过高的分利要求来补偿自己参加合作而付出的代价，而这种合作是达成协议所必不可少的。以退出协商相威胁是一种手段，虽然有时不一定真成事实。但有时也会付诸行动；无论如何，这意味着要达成一致意见需要花费极大量的时间。由于在各种决策方式中都会同样遇到如何解决分担集体行动所需代价的问题，因此我们将在讨论了 “ 按法律程序决策 ” 的方法之后再对此详加研究。
当集体行动的参加者为数很多，以致无法采用协商手段时，就必须依靠某种规则或法律进行决策，这称为 “ 按法律程序决策 ” 。如果有可能进行协商的小型集团的成员认为不宜使用各自的否决权以节省协商的成本，并且有利于以后的集体行动，有时会也同意按法律程序决策。按法律程序决策也需要花费很多时间，特别是对大型集团尤其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最终决策需要等待每一成员都讲出了自己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