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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企图获取国民收入中更大份额的分利集团愈来愈多，院外集团的活动使法律复杂化及政府职能扩大，卡特尔则加剧讨价还价并使协议复杂化，这些都影响到社会发展动力的分布和发展方向。增加生产的动力减退了，而企图多占有一些产品的动力则增加了。销售商品和出卖劳动力的报酬减少了，而逃避或利用法律、政治和官僚主义以及通过讨价还价和复杂协议而获利的报酬则增加了。
这种社会动力分布的变化又反映到社会演化的方向上。有些观察家可能会设想：分刊集团的增加会使社会朝着更有利于天赋较低的人、弱者和贫者的方向发展；但这种估计是错误的。在任何环境下，最能适应于该种环境的人才可能生存、发展和增殖。在动物园内的演化与在丛林内的演化原则并无两样：最能适应笼子和饲养员的动物能够生存和发展，而不适应者则被淘汰。人类社会的演化和文化的进步也完全一样。每一种社会，不论其体制及统治的意识形态如何，在其中的适者生存而不适者被淘汰 —— 最能适应该社会的，发展最快。多种社会中的爱与憎虽然各不相同，但决不会让最不能适应这种环境的人兴旺发达起来。
如果某一社会主要奖励物质生产或自由贸易的本领，则它将致力于发展从事生产的本领。为实现这一点，特别需要进行生产技能的培训或实现所谓 “ 拉马克 ” 式的演化，即将获得的技能遗传给后代。反之，如果分利集团的增多促使加剧了利益分配斗争、增加了法律的繁文缛节、强化了政治统治、激化了讨价还价、造成了协议的复杂性，这样就会激励另一种气质和才能的发展。这就要鼓励一般所谓的智力或接受教育的天资：因为只有受过教育的人才能更胜任地处理法律、政治及复杂的协议，这又反过来使知识分子并不反对一定程度的复杂化。
在这种情况下，竞争并未减弱，而是表现为另一种形式。现代帮派的斗争与过去的双人决斗同样残暴，而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也并不更为仁慈或宽宏大量。在收入分配方面的竞争激烈程度不亚于生产上或商业上的竞争。不过新的竞争形式很少带有个人色彩，因此在某些领域内对个人努力所给予的奖励减少了，而休闲的吸引力却相对增加了。但无论如何，实力较弱的集团总是要吃亏的。穷人和失业者也没有任何刺激性手段可以帮助他们自己组织起来，反之，少数大企业或富豪建立自己的组织却易如反掌。因此，特殊利益集团的出现并没有使生活变得更加容易，但社会生产效率则因此而降低，特别是从长远来看尤其如此。
这样，在我们进入下一章讨论如何应用这些推论之前，可以把本章最后一条即第九条推论表达如下：
9．分利集团的扩大将增加法律的繁文缛节，强化政府的作用，造成协议的复杂性，并改变社会演化的方向。
为便于以后查考，现将九条推论复述如下：
1．不存在这样的国家：其中所有具有共同利益的人群都可能组成平等的集团并通过全面协商而获得最优的结果。
2．凡边界不变的稳定社会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出现愈来愈多的集团和组织。
3． “ 小型 ” 集团的成员具有较强的组织集体行动的能力，而这种优势随着社会稳定时间的延长而递减。
4。
总的说来，社会中的特殊利益组织或集团会降低社会效率和总收入，并使政治生活中的分歧加剧。
5。
广泛性组织一般都倾向于促使其所在的社会更加繁荣昌盛，并力图在为其成员增加收入份额的同时，尽可能地减轻其额外负担，从而只有当国民收入再分配中所产生的利益与由此引起的全社会损失相比较大时，才支持这种再分配行动。
6．分利集团进行决策较其中的个人与企业决策迟缓，从而使议事及协商日程拥挤；其决策多半倾向于固定价格而不固定数量。
7。
分利集团使全社会采用新技术延缓以及在生产情况变化时阻碍重新分配资源，从而降低了经济增长率。
8．当分利集团发展到足以取得成功的规模时，它必然采取排他性的政策，并力图使其成员限制在收入相近与贡献相近的范围之内。
9．分利集团的扩大将增加法律的繁文缛节，强化政府的作用，造成协议的复杂性，并改变社会演化的方向。
《国家兴衰探源》
曼库尔。奥尔著
第四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发达国家
（一）
在前面几章里论述其他问题时已经讲过，由于某些最基本的原因，要组织谋求集体福利的集团是很困难的，即使是最有可能组织起来的集团，通常也只有在环境顺利时才能建立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更多的人群获得这种有利的环境而克服困难并组织集体行动。在稳定的社会中，各集团领导人的利益保证了绝大多数组织集体行动的集团会生存下来，因此这种社会内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数目与日俱增（见推论2）。这些团体，至少是其中的小型团体，对提高社会的生产力缺乏兴趣，却致力于从国民收入中攫取更大的份额，即使这样的活动会极大地破坏社会生产力也在所不计（见谁论4）。由分利集团筑起的对自由流通的障碍以及由于决策的缓慢和相互扯皮大大削弱了经济的活力和增长率（见推论2）。分利集团还增添了种种清规戒律，官僚主义，以及对市场进行政治干预（见推论9）。
如果这一论点迄今为止还是正确的话，就可由此推论：极权主义政府或外来入侵者削弱或废除了分利集团的那些国家，在建立了自由和稳定的法律秩序后，其生产就会相当迅速地增长。由此可以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国，特别是日本和西德，在战后出现的 “ 经济奇迹 ” 。通常用 “ 奇迹 ” 一词来描述这些国家经济的迅速增长，表明了这种增长不仅是预想不到的，而且还超出了已往所有的经济规律。盟国的占领者取代了日本和西德极权主义政府，他们决心进行组织机构的改革并保证这些国家内的集体生活从头开始。在西德，希特勒解散了独立的工会以及其他的不同政见的团体，而盟国则通过采取各种措施，如 1947年解散卡特尔的法令以及消灭纳粹制度的各种计划等，清理了卡特尔和带有右翼背景的各种组织。在日本，军国主义独裁统治政权消灭了各种左翼组织，而盟军当局的最高司令官则在1947年强制实施反垄断法，并以战争罪名义清洗了大批财阀以及其他组织的官员。（在意大利，由于极权主义统治、战争与盟军占领对各种组织的打击较为轻微，从而战后的经济 “ 奇迹 ” 增长时间较短，但法国情况较为复杂，下面将另行讨论）该理论还预言在西德和日本出现的持续稳定局面将使该两国中聚集起更多的分利集团，从而对经济增长带来不利的影响。
不仅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西德和日本组成的特殊利益集团大多数都是综合性的。例如，战后的西德劳联组织机构就是这样，而日本的企业集团在制定经济政策中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国家的高增长率部分地应归功于这些集团的综合性（而这种组织上的综合性也是由盟军当局所促成的）。至少在战后的头20年间，日本和西德的国家管理还没有发展到繁琐的程度，而政府机构也没有那种稳定社会的特点。
这一理论也提出了对法国经济增长经验的一种新观点。当法国的投资环境经常处于劣境时，为什么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有较快的增长？（到70年代，法国国民收入可与其他先进国家媲美）外来侵略和政治的不稳定妨碍了资本积累，但这些因素也中断了特殊利益集团的发展。由于法国基本政治和经济制度中一次又一次的大变革，其意识形态生活中的鸿沟必然加深。这些意识形态分歧的深化又将进一步削弱该国特殊利益集团的发展，至少大的集团是如此。最明显的就是法国劳联的发展在纳粹占领期间受到压制，以后又受到思想意识分歧的影响而受到阻碍：这种分歧将法国的劳工运动分裂为相互竞争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天主教三种工会。这些发育不良的工会经常是在同一工厂内竞争，因此在多数情况下任何一种工会对工人也没有垄断性权威。因此法国工会对决定劳动法规或工资标准的影响非常有限（甚至无力强制工人入会，其结果就是大多数法国工会会员从不交纳会费），较小的团体如商业联合会和有名望学校的校友会（如推论3所预言那样）则能够较好地组织起来。但这类组织在最近20年来对法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将受到下一章内将讨论的一些因素的限制，在那里还将阐述另一个原因，说明法国经济为何在60年代发展得比其动乱历史所预兆的要好得多。以上关于法国的论述也部分适用于其他欧洲国家。或被入侵的国家，受到这些组织阻碍其经济增长的危害也更大。利用这一推论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大英帝国 —— 这样一个主要的国家在长期未受独裁统治、外国入侵及革命动乱的情况下，在本世纪内它的经济增长率却比其他西方发达的大国缓慢得多。英国拥有非常强大的特殊利益集团网，这一事实恰好与此处所述的论据相符，即在一个国防巩固和民主发达的稳定社会中所能预见到的情况，英国产业工会的数量及其势力已举世皆知而无须详述。该国各种专业团体的生命力和权威也是令人瞩目的。如果再考虑一下英国初级律师与高级律师之间的明显差别，这在没有英国那种职业协会或政府明文规定的其他国家自由市场上本来是不可能出现的，而在英国，初级律师垄断了个人转让房地产业务中的法律事务，而高级律师则垄断了在重要的诉讼案件中作为法律顾问的专门权利。在英国还有强大的农民组织以及大量的行业协会。总之，随着英国社会年龄的增长，在其中已形成了如此众多的强有力的各种组织和行会，从而使它患上了机构僵化症，以致适应环境和技术变化的步伐十分缓慢。
不可否认，在英国的院外游说活动不像在美国那么流行，但英国的游说往往更加广泛而且通过续密的安排来影响政府的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