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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卡特尔性质的行动有时需要政府来强制执行，因此瑞士在宪法上的限制无疑也减少了由卡特尔化而产生的损失。另一方面，卡特尔行动也可以不依靠政府的支持，因此作者设想在瑞士也应该积聚起一定数量的卡特尔组织。鉴于瑞士在相当长时期内非常依靠外国的客籍工人从事生产，这表明该国的卡特尔化与其他国家不同，主要不包括非熟练或半熟练体力劳动工人，卡特尔化仅仅在商业企业和专业人员中存在。本书的理论还指出，长期稳定的瑞士目前在其社会结构内至少已有一些僵化的部分。私人的卡特尔组织及某种相应的阶级分化至少在较小程度上抵消了它由限制院外活动及政府支持卡特尔化而得到的增长势头。另一个原因是：瑞士不仅由于稳定得到吸引长期投资的利益，而且也由历史所造成的作为动荡的欧洲大陆中一个稳定的避难所及其宽松的银行法规而获得特殊利益。正如由于别处禁赌而使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和摩纳哥从赌博中获得特殊利益那样，瑞士也由于其他地区的动乱和限制而从其稳定和自由的金融立法中获得更多的利润。如果欧洲其他国家未曾出现过资金的外流和担心社会稳定及经济受控制，瑞士就不会得到这么多的资金输入，或者在国际金融界起着如此显赫的作用。当然，不应当过分夸大这一因素：由于同样的原因，英国曾经充当过国际金融中心从而获得巨大收益。然而，当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和后面各章将提到的其他因素时，就很难确定本书理论对瑞士的经验是否合适。作者希望莱恩纳在上述研究中所提出的例子会促使其他专家进一步研究这一问题。
（九）
如果我们对瑞典的经济增长率也加上一个足够大的附加值，以便对它相当高的人均收入进行调整，初看之下这个国家的经验似乎与本书的理论相矛盾。虽然瑞典工业化的时间很晚，但它享有组织自由和长期未受入侵之害，但它却没有瑞士那种宪法上的阻碍通过特殊利益法律的障碍。在瑞典，特别利益集团的力量和范围与我们的模型所预言的相同。那么，为什么瑞典尽管生活水平很高，仍能取得相当快的经济增长率？（至少在战后某一阶段）特别是为什么尽管瑞典的特殊利益集团非常强大，但它的经济发展情况要比英国好得多？（尽管近来也有某些严重的逆转。）同样，为什么与瑞典相邻的挪威也发展得一样快？虽然挪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纳粹占领从而其社会稳定遭受到严重的破坏，但它仍有较强大的特殊利益集团。难道这两个国家的经验与本书的理论不相符合吗？
完全不然，本书的理论使我们能用新的眼光来看待这一经验。由第三章可知，这一理论的基本逻辑指出：综合性的组织所拥有的各种刺激手段比狭隘的特殊利益集团要多得多（推论5）。包括范围足够广泛的兼容性的组织可以在内部消化由于低效率政策而付出的成本，从而更倾向于尽可能以最小的社会成本来进行收入的再分配，并确实对经济增长及全社会利润作出一定贡献。与英国和美国相比较，瑞典和挪威的主要特殊利益集团都是高度综合性的，与其他所有西方发达国家的集团相比也可能是范围更广的。例如，在战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这些国家中所有的体力劳动工人都组织在一个庞大的工会中。雇主的组织也是兼容性的。正如我们的理论所预言那样，瑞典的劳工领袖至少有时与很多其他国家的劳工领袖观点不同，他们主张各种加速经济增长的政策、对工人流动进行补贴、通过重新训练而不是采用发放补贴来保证干预公司中的工人就业，以及承认劳动力的市场力量，等等。在瑞典和挪威，组织起来的企业已经争取到、并肯定已获得比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中同行们更少的税种。甚至可以看到，挪威和瑞典劳工组织在战后一段时间内与更具广泛性的劳工党派部分地联合起来（与英国的情况相反），不时强调要鼓励保护高效率和增长率的政策，虽然对此要作出准确的说明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为什么瑞典和挪威会有特别广泛的组织也需要加以说明。该任务的一部分将由另一著作来完成，但根据本书的基本理论可以立即得出一个假设：即较小的集团比大集团更可能自发地组织起来（推论3）。这就说明，很多比较小的特殊利益组织（如英国和美国的同业工会）可能都是工业化初期遗留下来的产物，而成立较晚的特殊利益集团，部分地汲取了较早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就可能建成如资助者或发起者所希望的那种规模。由于交通和通讯以及组织大型团体所需其他技术的进步，使得近代比过去更有可能组成这种团体。显然，小的及比较单一的社会比起大的和花样多的社会更有可能组织起综合性的团体。
初看起来似乎由于综合性组织可能获得比范围狭小的特殊利益集团更多的利益，从而在每一社会中都会出现这种综合性组织，正像由于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效益较好，所以大公司总是要逐步控制任何工业那样。但情况并不都是如此。当有规模经济存在时，小公司的主人通常可以将公司出卖或与较大的公司合并而从提高生产效率中赚到更多的钱。反之，一个特殊利益集团的领导人却不能通过 “ 出卖 ” 自己的组织从创立更加广泛的组织的吞并者那儿得到任何利益；事实上这些吞并者更可能是将原来小组织的领导人裁减或降职。因此，并不一定存在以综合性组织取代范围狭窄组织的趋势。
然而，综合性组织有时也会分裂。在任何社会的任何大型集团内，利益的冲突都是非常激烈的。例如，在不同工业中的企业之间，或由于政府的政策对一些公司有损而却对某些公司有利，或当综合性工会争取普遍提高工资时，在居于关键地位或强大的工人组织与谈判地位较弱的组织之间都会发生激烈的斗争。
正如讨论推论5时所指出那样，一个特殊利益集团的广泛程度直接影响到它决定是否争取提高全社会经济效率还是主要为其成员争取更多利益的动力相对大小；但动力与政策之间的联系可能并不完善。特殊利益集团的领导人在决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才能最好地为其成员服务时可能犯错误；例如他们可能没有及时看到当经济增长更快时将会使成员得到更大利益，或在制定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时失误。正如第二章所指出的，因为，由于有关集体利益的信息本身就是集体商品，而这种信息的错误概率可能比公司或个人处理私人货物时的信息失误概率要大得多。而且即使市场内大多数公司可能作出错误的判断，但总有一个或几个公司会作出正确的判断，从而这些公司就能盈利、扩大并被人学去，因此这类错误很快就能纠正。相反，在有广泛性特殊利益集团的社会内，能做决定的实体并不多，而这些实体是没有直接竞争对手的自成一格的组织，因此，除了等待社会遭受挫折之后的反应外，没有其他改正的机制。这样一来，无法保证广泛性组织的行为总是与社会福利相符合，或是有这类组织的社会必然会繁荣起来。
虽然这样，具有广泛性组织的特殊利益集团总有某些机构有兴趣考虑社会利益，因此可以认为有这些机构实际上经常这样做。瑞典和挪威（有时也包括其他国家，如奥地利）有时就是这种机构作用的受惠者。但在某些其他国家所普遍存在的狭隘性特殊利益集团中，根本不可能找到考虑全社会利益的政策。
（十）
自美国独立以来，从未遭受过外来强国的侵犯。美国在同一部民主宪法的维护下已经生存了二百多年。不仅如此，与任何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的特殊利益集团相对其整个经济而言范围要狭窄得多。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也一直是西方发达国家中经济增长最缓慢的国家之一。
在回顾这些事实时，也可能急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美国的经验为本书的理论提供了另一证明。然而，这一结论还不够成熟，而且可能也过于简单化。美国人是在不同时期移居到不同地区的，从而有些地区组织特殊利益集团的时间比另一些地区长得多。有些地区几乎有二个世纪之久未遭入侵而享受到政治稳定和安全。相反，美国南方，不仅在南北战争中被击败和破坏，其后遭受联邦的占领和 “ 投机商人的牟利 ” ，而且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期内反对种族歧视政策的斗争毫无结果，虽然反种族歧视曾经是这场战争的终极原因。
还有更加复杂的原因，使得想用美国整体的经验来验证本书理论更加困难。美国与其他近代移民的社会一样，没有中世纪的直接遗产。封建的模式对动荡的欧洲大陆留下的烙印似乎比稳定的英国要少，但对美国或对中世纪之后移民建设的社会却毫无痕迹。早期从英国移居美国13个殖民地的移民几乎没有出身于社会地位显贵的人，因此不可能实行封建式的传统或者执行卖身的合同，在边远地区往往对逃离主人的奴隶给予生活上的优待。由于美国土地富饶广阔，使它在个人收入与财富的分配上比较平均（当然，实行奴隶制的地区除外），这就加强了它由于没有封建传统而形成的社会和文化特点。很多不同的外国观察家，其中最有名的为托克维尔（Tocqueville），验证过这种较大的平均分配制度，得出在美国殖民地内财富的不平等较之英国为小的定量证明。这一观点还没有被历史学家认真地讨论过（虽然关于19世纪某些时期财富不平等分配明显增加的时间和范围的问题以及关于20世纪20年代末期以来的估计表明不平等程度有某种程度的下降，曾经也有过许多不同意见）。对美国社会没有直接的封建传统以及具有一个财富异常平均分配的开端，根据本书理论模型的推论，美国（以及有相同经历的近代移民地区）的阶级意识应当较少，而且不那么鄙视商业，至少比直接继承封建传统的社会或带有封建传统并在历史上长期保持机构稳定的国家要少。
显然，美国以及类似的国家就能没有起源于中世纪的特殊利益集团或机构。本书理论预示，在中世纪以后移民并享受长期稳定和免遭入侵的国家中，其工会组织及现代院外活动集团更类似于英国而不像那些起源于中世纪的结构或文化特点。本书理论还提出，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近代移民社会的收入水平或经济增长率至少略高于其他在同样长时期内享有政治稳定和未遭入侵国家的相应水平。
正如本书理论很难确切地预示美国的经济增长率的幅度那样，它同样也难于准确地评价美国经济情况的好坏程度。但至少在战后的多半时期内，美国是各个主要国家内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这部分是由于（至少在本世纪初的几十年间）美国的技术水平高于其他国家。这就是说，至少在战后的部分时间里，其他国家有机会通过采用在美国已使用一段时间的先进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