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rdechai
Kreinen）的研究中，虽然他们仍然认为：共同市场对贸易的促进超过了对贸易的阻碍，但研究结果表明，共同市场使欧洲经济共同体制造业消费增加了不到2％。此外，贝拉·巴拉萨（Bela
Balassa）的研究结果认为，如果把由于共同市场所产生的规模经济及其他有利于收入增长的因素都考虑在内，年贸易额增加和国民生产总值增加的比值，也只不过上升0．3％；经济增长率由此而可能只提高0．1％。到1965年为止，共同市场建立以来对于欧共体成员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所产生的累计效果，也只不过才达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0．5％。由其他有经验的经济学家所进行的认真研究也表明，那种认为大范围的关税同盟能为经济带来巨大增长率的直观判断，得不到经济学家们典型的静态对比计算结果的支持。
（二）
在第一章讨论过的历史上取得显著经济增长的例子中，除了所分析过的问题以外，似乎还有更多的启示。我们知道，美国在实行宪法一个多世纪之后就变成了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力量。与此相似，德国在19世纪前半叶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地区，后来取得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就已超过了英国；而这也正好发生在大部分说德语地区建立关税同盟和德意志民族的政治统一以后。我在后面将要证明，上述两个情况与共同市场有相似之处，因为它们都具有下面将要谈到的三个重要特点。由于传统的观念，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建立政府和形成关税同盟之间的区别上，从而有时就忽略了以下三个共同特点。
共同市场创造了一个广大的区域，在其中近乎实行自由贸易：它允许劳动、资本和企业相对无限制地自由流动；它还把确定关税和其他事务的决策当局由六个成员国各自的首都合并到欧洲经济共同体之内成为一个整体。当考虑这些特点的时候，我们立即会认识到，由许多原来较小的管辖区统一成为一个新的大国时也具有上述三个基本特点。
在十三个独立的前殖民地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美利坚合众国，也创造了一个实行自由贸易和允许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新区域，同时某些政府决策机构也发生了转移。事实上，由于实行了宪法，纽约州原来针对从康涅狄格和新泽西州进口某些产品的关税就自然地取消了。同样，不仅是关税同盟而且德意志帝国建立的本身也具有类似的基本特点。直到19世纪中，欧洲大部分说德语的地区仍然是相互独立的公国、城市或其他形式的小管辖区。它们各有自己的一套限制商品与生产要素流动的关税、关卡及经济政策；但是，由于关税同盟的形成，更重要的是由于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创造了一个广大的共同市场，某些政府的权力也发生了转移。
在欧洲的其他地方，甚至更早就创造了更加广大的市场，形成了各种生产要素流动的更广阔区域，政府决策中心也发生了转移。15世纪末和16世纪中，在英格兰和法兰西，权力日益集中的君主试图把当时存在的各个分散狭小的封建领地统一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在这之前，虽然一直存在一个名义上的统一王国，但是实际的权力通常掌握在各个领地的领主手中；有时为实际上自治的城堡统治者所掌握。每一个小政府往往都有其自己的通行税和关税。若乘船沿莱茵河旅行，有时每隔一公里就可以看到一个征收通行税的城堡。这很容易使人回想起地方税多如牛毛的中世纪欧洲景象。这些统一起来的君主国家，依靠它们的贸易政策，努力削弱地方领主的权力以及它们对贸易往来的限制；同时却在统一起来的国家层次上，实行高度保护主义的政策。在法国，对贸易和生产要素流动征收的各种封建性的地方通行税和限制，直到大革命时期才被取消；但在英国，全国范围市场的形成则要快得多。不管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必然的联系，我们知道在西欧建立有效的国家统一国家管辖权之后发生了商业革命；而在英国则最终导致了工业革命。
就许多方面、而且可能是最重要的方面而言，建立一个实际上统一的政府，完全不同于建立一个关税同盟，不管后者是多么有效。但无论如何，在以上讨论的各个例子中，都形成了一个广阔的区域，在其中实行了比较自由的贸易，并允许生产要素相对自由地流动，而且至少有一部分重要经济政策决策的权力转移到了在新地点建立起来的新机构手中。在上述的每一情况下，都在相当大程度上实行了作者称之为“管辖权统一”的措施。如果能够避免创造一个新的名词，特别是像“管辖权统一”这种生硬的术语，也许更好一些；可惜在此处采用众所周知的旧名词往往会掩盖我们所关心的共同特点。
既然上述几个管辖权统一的事例随后都相继发生了相当高速的经济增长，那么考察其中的内在联系就更富有诱惑力了。但是，要作出任何存在内在联系的结论仍然为时过早。一方面，因为我们首先应该对管辖权统一如何引起高速经济增长有一些概念，而前述对共同市场的统计研究却表明，由贸易更加自由化所引起的收益增加并不大，尚不足以解释经济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管辖权统一的事例为数不多，也不足以令人信服地将此规律推广。因此，我们还必须研究在管辖区以内及跨管辖区的经济增长具体模式，看看它们能否提供有力的证明。此外，我们还必须提出一个理论模型，以便解释为什么管辖权统一就能够产生以上观察到的结果。
（三）
当考察近代初期西方经济发展的时候，可以发现一个最明显的普遍现象，即许多过去历史上的主要城市相对（有时是绝对）地衰落了。这种主要城市的衰落是一个十分矛盾的现象：因为把西方社会推上领先地位的唯一最重要因素无疑是工业革命，而且，今天的西方社会可能比历史上的任何社会都更加城市化。商业和工业革命创造了新的城市，或把过去的小村庄变成了新的大城市，而不是在原有的中世纪和近代初期大城市的基础上建立这些大城市。当然，像伦敦和巴黎这样的重要首都，是作为财富中心和新财富的消费者而发展起来的，但它们决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正如法国经济史学家弗南德·布劳德尔（Fernand Braudel）所指出的：“这些首都都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了高度不平等的、畸形的与不合理的非生产性投资的结果……。这些巨大城市的形成是同过去的历史、同进化的终结、同古代制度下社会和经济的弊病及缺点紧密相联；而不是为将来的发展开辟道路……。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各国首都在行将到来的工业革命中，只扮演旁观者的角色。决不是伦敦，而是曼彻斯特、里兹、格拉斯哥和无数无产者居住的小城镇创造了新的时代。”
M．J．唐顿（M．J．Daunton）证明，至少在英国的工业革命时期，布劳德尔的话是正确的。在1600年被认为是英国六个最大的城市中，到1801年只有在经济增长中获得好处的港口城市布里斯托和伦敦还保留在前六个最大的城市中；而曼彻斯特、利物浦、伯明翰和里兹则进入了前六名最大的城市之列。如表5．1所示，在1600年是第三大城市的约克，到1801年则退居第十七位；1600年是第五位的纽加塞尔到1801年则退居第十四位。
表5．1根据人口多少排列的英国城市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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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年 1801年
顺序 人口 顺序 人口
1 伦敦
250000 1 伦敦 960000
2 诺里奇 15000 2 曼彻斯特 84000
3 约克 12000 3 利物浦 78000
4 布里斯托 12000 4 伯明翰 74000
5 纽加塞尔 10000 5 布里斯托 64000
6 埃克塞特 9000 6 里兹 53000
8
诺里奇 37000
14 纽加塞尔 28000
17 约克 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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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1601年之前，也存在着对城市衰落问题的忧虑。查尔斯·派塞尼一亚当斯在他的论文《中世纪后期英国城市的衰落》中，通过引用大量详细广泛的数据和当时的评论，证明了早在黑死病爆发之前，许多英国城市的人口和收入就已经开始下降。虽然派塞尼…亚当斯发现某些城市的衰落被另一些城市的兴起所抵消，但是我们仍然要问，为什么在如此众多的城市衰落的同时，而另一些城市在兴起呢？派塞尼…亚当斯发现，在15世纪后期和16世纪早期，特别是在1520年和1570年之间，大多数比较重要的城市，如果不是处在一种“尖锐的城市危机”中，也是处在一种重压之下；它们的经济活动经常遭受重大损失，人口经常大幅度减少。
在欧洲大陆，城市不大可能成为真正自治的机构。这一方面是由于它位于相对稳定的国家之中；另一方面是由于欧洲大陆较晚才经历了工业革命的迅速变革；所以，形势并不完全像派塞尼－亚当斯所描述的那样突出。尽管如此，仍然存在许多类似的情况，不少老城市中心被新兴城市或农村工业所代替。例如，中世纪有一部分羊毛工业从法兰德斯地区的城市向勃拉巴恩特附近转移；佛兰芒人（比利时民族之一）的羊毛工业与意大利北部城市相比显著下降；以及后来意大利北部城市羊毛工业又落后于其他地区，都是上述情况的具体例证。另一个例子是那不勒斯的衰落，在法国革命前夕，它可算作欧洲第四大城市。多梅尼科·塞拉（Domenico
Sella）得出结论认为：“在整个欧洲，资本主义早期的老城市中心，不管是安特卫普还是威尼斯，是阿姆斯特丹还是热那亚，是波尔多还是佛罗伦萨，在现代工业化到来之际，没有一个曾经起过领导作用。塞拉极详细地研究了17世纪西班牙伦巴第时期的经济；他发现“当时的大城市几乎没有什么和现代工业化相联系的特征；事实上，它们的某些特征和现代工业化的要求完全相反……。因此，大城市既不可能成为大规模工业化的摇篮，也不可能充当现代经济发展的先锋；它们只能作为迅速消失的过去的时代错误的遗迹。为了寻找现代经济发展的先躯，我们必须把注意力转向农村。”郊区应该在牺牲中心城市的条件下成长起来，这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亚琛的中心城市的衰落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赫伯特·基什（Herbert
Kisch）已经把它的衰落过程按年份作出了详细的论述。
（四）
按照现代的标准看，中世纪的城镇和城市规模是很小的。它们的边界通常用城墙很精确地标定；而且，它们常常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独立于较大的政府之外）。在这些小管辖区内，任何一种商业中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