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现代的标准看，中世纪的城镇和城市规模是很小的。它们的边界通常用城墙很精确地标定；而且，它们常常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独立于较大的政府之外）。在这些小管辖区内，任何一种商业中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商人；在任何一种专门的手工业中，只有为数有限的一些技术工人；即使在具有几千人口的城市中也是如此。原始的运输方法，缺乏安全的与能通行的全国性道路网，这一切往往导致市场的分割。在这种条件下，少数商人或熟练工匠就可以很容易地把当地的生产联合起来而形成垄断。某一行业中的商人一般比普通居民享有更多财富；他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比他们和较贫穷的普通居民更为密切。在某种程度上，熟练工匠之间也是如此。
根据第二章中提出的逻辑，小集团比大集团具有更大的机会组织集体行动；这一逻辑还认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相对来说，小管辖区比大管辖区将出现更多的组织。同样根据这一逻辑，具有社交联系的社会地位相同的人群还具有更大的优点，即可以通过社交的选择性刺激帮助他们组织集体行动。由以上考虑得出了第三条推论，即小集团比大集团能更好与更快地组成。如果前面提出的逻辑是正确的，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中世纪的城市内，特定行业中的少数商人和具有专业手艺的工匠特别容易组织起来开展集体行动。然而，即使一个城市只有几千人口，这些居民要作为一个整体组织起来去反对少数商人和手艺师傅的联合也是不可能的；虽然这可能发生在小村庄内，因为那里的人口少得足以组织起来去反对商人或工匠的联合。
（五）
这种组织卡特尔集体行动的有利条件当然会导致形成行会，这些行会自然会利用其人数较少且社会地位相同的优势来扩大其在城市中的权力；如果无人控制，许多行会确实对他们所在的城市有极大的影响。中世纪的英国很可能就是这种情况。在行会的压力下，国王允许城镇实行高度的自治。在现在是德国的地区，行会经常遇到小公国君主们对其权力的嫉妒，它们需要寻求和领土统治者及贵族的共存关系。特别是在法国，经常给行会一些特权，作为对它们缴纳特种税的补偿；其部分原因是由于需要筹集战争费用和由于政府行政管理上的缺陷所引起收税的困难。意大利北部的一些城堡国家，政府的统治范围往往扩大到城墙之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行会分享政府的权力，则它们就有了更大的控制范围；但在同时，它们也遭受意大利北部地区动乱之害，结果有时影响了它们的发展或缩小它们的势力范围。尽管各地区之间存在差别，但是，从东部的拜占庭到西部的英国，从北欧结成汉萨同盟的城市到南方的意大利，商人和工匠师傅的行会，有时还有雇工的行会，变得司空见惯。
虽然行会组织为其会员提供了保险和社会福利，但它们主要是分利集团，通过这种联合运用垄断权力，有时还用政治权力，去为它们自己的利益服务。正如第三章内推论4和推论7所表明的那样，它们这样做的结果也就降低了经济效率和减缓了技术进步。通过学徒制度限制进入行会可由以下规定得到很好的证明：根据某些行会的规定，雇工需要付给足够的钱才能转为师傅；学徒或雇工不许结婚；而根据另一些行会的规定，师傅的儿子可以不必经过学徒阶段而直接成为师傅，而普通人则必须首先当学徒。这无数的清规戒律目的在于使任何一个师傅都不可能利用其他师傅的经验取得重大技术进步；而其他人的技术进步无疑也是极其有限的。（由于工匠师傅拥有资本，雇佣短工及学徒，因此，把师傅行会或商人行会与工会区别开来是十分重要的；通常应把工会看作是企业卡特尔组织。）
（六）
在许多行会密集而又有相对自治权的城市环境中，当实行管辖权统一的时候，预计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推论2表明，在一个边界固定的稳定社会中，具有特殊利益的组织将会逐渐增多。如果不征通行税和不受限制的贸易区域扩大，这些行会或任何较小的卡特尔组织将会发现，它们只控制着整个市场的很小一部分。当然，统一的市场内如果只能垄断其中很小一部分就根本不成其为垄断：这时，如果人们能够从卡特尔控制的市场以外以较低的价格购买商品，他们就不必向行会成员付出垄断价格。在统一了的管辖区内，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这就促使卖者进入那些卡特尔提高价格的地区。管辖权统一还意味着，政治决策现在由另外的人在距市场很远的另外的机构中作出。此外，为了改变统一管辖区的政策所需要的政治影响力量，将远大于先前在相对狭小的管辖区内所需要的政治影响力量。有时候国王迫于财政的压力也会把垄断权出卖给行会以换取它们缴纳特种税；这时，由统一管辖权而得到的好处就部分地被抵消了。但是，一般地说，当经济上统一的全国性管辖区取代了地方分割的管辖区时，行会既失去了垄断权力也失去了政治影响。
运输费用的大小也是很重要的。如果运输费用太高，不值得把某种产品从一个城市运到另一个城市，即使富于竞争性的商人想迁往统一管辖区内已形成卡特尔地区也无计可施，因而这种管辖权的统一也没有多大意义。商业革命发生的时代也正是运输条件改善的时期；特别是海运，它开辟了通向亚洲的新航线和导致了新大陆的发现。中央政府权力的增强，也减少了由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旅行中的危险，因为中央政府逐渐平息了封建领主之间的冲突与农村地区的盗匪；政府修建了公路并最终开凿了运河。如果在农村地区消灭了抢劫而旅途安全，那么，不仅运输费用会降低，而且可以在成本最低的农村地区进行生产。
当实行管辖区统一的时候，还不会立即产生适应更大管辖区的特殊利益集团。正如我们从推论2所知，在稳定环境下适应这种变化的联盟是逐渐产生的。然而，正如推论3所指出的，组织小团体所需要的时间，不会像组织大团体所需要的时间那样长。由于经营大规模贸易的商人经常在较大的范围内活动，他们将首先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或串联起来，从而形成第一批团体。在这一方面他们往往是特别成功的。正如亚当·斯密所指出的，商人的影响导致欧洲的强大政府都采取了“重商主义”政策。这种政府有利于大商人及其联盟而牺牲了国内其他人的利益。这种政策通常包括严厉的保护主义政策，它保护大商人使其免受外来的竞争－－在当时重商主义和保护主义几乎是同义词。
既然紧随城市中行会日益衰落之后出现了重商主义政策，那么似乎可以认为，在现代欧洲的初期，由管辖权统一所产生的好处就是短暂与微不足道的。但情况并非如此。原因在于：大国周围的关税和贸易限制比城市或封地周围的关税或贸易限制要轻得多。由于运输成本低及大国经济上天然具有的多样性，无论这个国家在其边境上是否征收关税，国际贸易将是大量的。国家边境上的限制对这种国际贸易没有任何直接影响，而围绕城市和封地所形成的贸易限制却减少或取消了大部分的贸易。此外，正如亚当·斯密所指出那样：“劳动的分工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因此，在管辖权统一的时期，市场的拓宽也使得利用规模经济和专业化分工成为可能。换一种说法，可以设想贸易限制从社区层次转移到国家层次上的时候，关税壁垒的长度会减少许许多多倍。我认为，有史以来贸易限制最大的减少不在于降低贸易限制的幅度，而在于缩短了关税壁垒的长度。
（七）
既然商业和工业革命发生在贸易壁垒与其他行会限制大量减少时期与大量减少之后；并且主要发生在行会组织比较少的城市和郊区，这似乎表明其中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然而，也可以设想上述经济增长与行会限制减少的时间顺序，以及在经济受阻的地方总是很有规律地发现行会的组织，这些都可能是一种巧合。所幸的是，经济增长模式还有另外一些方面，可以说明情况并非巧合。
这种情况的例子之一就是纺织工业的“包活制”；而纺织工业在当时是最重要的制造工业。在这种特异的制度下，商人们跑遍所有的农村，把需要组织的原材料分包给各个家庭。过一段时间之后，各个家庭再把纺好的棉纱或织成的布匹交给商人。显然，这样一种制度需要花费很多时间，还需要旅行和运输费用。并且还有一些不确定性：应该给每个家庭多少原材料？用这些原材料可以生产出多少棉纱或布匹？这些不确定性往往引起争吵和纠纷。在包活制中，商人们还要冒一些风险，因为分包出去的原材料有可能被盗窃。包活制既然存在这些缺点，人们不禁要问：这种制度为什么还会盛行呢？由会计核算数据可以解释这一问题。尽管包活制有许多缺点，但是它比城里由行会控制的生产成本要低。分散于农村的生产可能具有某些优点，例如工人吃的食品可能比较便宜。但是这些优点不能解释为何在行会控制的城市周围的郊区生产也同时呈扩大的趋势。（亚当·斯密说过：“如果你对你的工作没有太严格的要求，你一定要到城市郊区去完成这项任务；因为那里的工人没有排斥别人的权利，也没有其他要求，只有可以信赖的性格。你必定会把他们这种性格的优点尽可能地私下带回到城内。”）分散于农村地区的制造业的种种潜在优点也无法解释城市中的行会为何要排斥农村中的生产。例如，佛兰芒人的行会甚至派出密探到农村去毁坏承包加工原材料的家庭的机器设备。
一般说来，在现代欧洲的早期阶段，实行管辖权统一的地区比实行地方性限制的地区有较快的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增长发生在既进行政治变革又实行管辖权统一的地区。英国实现中央集权政府比较早，它是第一个成功地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市场的国家；在这个统一的市场中，地方性的贸易限制相对来说是极少的。虽然还缺乏充分的定量证明，但是根据大多数报道，英国的商业革命比荷兰以外的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加彻底。在17世纪，甚至可以推延到18世纪早期，英国陷入了国内战争和政治动乱。毫无疑问，政治动乱会带来某些破坏及浪费，而且不利于长期投资；但是，在此后的几十年内，稳定的、统一的中央政府在英国形成了；工业革命蓬勃发展起来。下述观点也是普遍接受的：在18世纪中叶的英国，对贸易企业的限制比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少得多；而且在大部分地区都有较好的运输条件。
同样，正好在荷兰联合省经过斗争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之后，荷兰经济也享受了它的黄金时代；并且达到了17世纪欧洲发展的最高水平。至少某些在西班牙统治时期一直很强大的行会势力被削弱了；而且在对于荷兰的国际贸易至关重要的大多数部门中，行会的势力并不那么强大。此外，作为一个地势较低、运河及天然河流纵横交错的海岸国家，荷兰又享有非常便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