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还有一些似乎与上述经济兴衰无关的问题，也可以用同样的逻辑推导出答案。其中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会产生“非自愿失业”，而且有时（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时期）波及到大部分劳动人口之中？经济界之外的专家们可能认为这一问题早已有了答案，但绝大多数第一流的经济学家都认为迄今尚无令人满意的解释。在30年代，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Keynes）对失业与衰退提出过脍炙人口的理论，但时至今日，甚至最著名的支持凯恩斯主义与反对凯恩斯理论的经济学家们都认为：他的理论无论看上去如何引人入胜，实际上却包含了一些与事实不尽相符的个人或企业行为的假设。换句话说，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即有关总体经济行为的理论）并无坚实的微观经济理论（即关于特定市场或范畴内个体决策者的行为理论）的基础。非凯恩斯主义的“货币学派”与“理性预期均衡学派”对于个体行为的假设是合理的，但却无法解释非自愿失业的存在——实际上许多经济学家不接受这种理论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怀疑该理论所作的“自愿失业”假设能否成立。本书将首次阐明：即使在某种经济中的所有决策人均按其最大利益进行决策，仍然会发生非自愿失业或严重经济衰退。只要我们懂得了由深思熟虑的个人行为如何会导致非自愿失业，显然就可以解释过去难于设想的情况，即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存——即近年来所谓的“滞胀”现象。
大致与经济学家中流传“滞胀”这个不吉祥词汇的同时，许多政治学家开始使用另一个令人烦恼的字眼“失控”来描述当前社会的某种行为。“失控”一词是在英国希思政府试图以政府权威干预矿工罢工并遭到失败之后，由不少英国政治家首次使用的。在美国也用同一名词描述导致纽约市破产的政治局面。“失控”还用于政府当局无法使用其权力推行既定计划的情况。甚至像卡特政府那样，执政党在众参两院内均占大多数席位，也难逃噩运。在美国对“失控”问题的关注往往表现为处理政治问题上的片面性以及美国政党纪律性缺乏与影响力的减弱。因此，本书的次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某些现代社会带有一定程度的失控性？为什么有些国家的政府控制其社会的能力远远不如过去那样有效？
还有一些问题必须等待我们作出了大部分的分析之后才能解释清楚，因而此处只能简单地提及。其中之一可称为“头重脚轻”的社会，这是由于大城市内经济巨头与名门望族的权力过大所造成的。这种情况最容易发生在经济不发达而政治也不稳定的国家内，同时由此引起收入的极端不平等分配。
最后一个主要问题与前述问题有所不同。由于它涉及充满矛盾与含混不清的概念，因此要花费较长的篇幅才能把问题解释清楚。简而言之，似乎可以直截了当地这样提出问题：为什么某一国家内或某一时期内阶级结构比另一国家与另一时期内更加明显与固定？但这种提问方式有含糊不清的地方：因为“阶级”一词有时用来指收入水平或教育水平不同的人群，几乎与“等收入阶层’与“教育水准”成为同义语，而此处所强调的问题则与此不同，它至少涉及社会各阶层间的对立性与排他性，或不同人群中机遇的不同与价值观念上的对抗。在英国，对阶级的理解往往就是如此，因而本书内提出的模型可以很好地阐明英国阶级结构演变的主要原因。如果有人不相信社会阶级划分会僵化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他们最好想一想印度的种姓制度是如何根深蒂固，它剥夺了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参加某些活动的权利。这种对比肯定会使他们改变自己不相信社会阶级划分会达到僵化程度的观点。如上述阶级理论一样，本书用于阐明其他问题的一些理论，恰好也能用来很好地解释印度的种姓制度问题。
（五）
对于本书提出的上述许多问题，曾经有过种种答案，其中有些甚至在民间传说中早已出现过。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国家飞速成长的问题，情况更是如此。例如，日本与西德战后经济的突飞猛进，一般往往归因于战争对原有工厂及设备的破坏，从而重建过程中普遍采用了最新的技术。同样，有时将其归因于该两国人民的秉性特别勤奋，而将英国的滞后归因于其人民特别贪图“英国式”的安逸。
也许是由于英国过去很长时期内经济发展速率特别高，对其经济得失的这类肤浅的解释特别流行。近年来英国经济增长的迟缓往往归因于其工会力量过于强大及固执，或归因于其工人阶级拒绝变革及不合作的态度，或归因于其社会主义色彩的经济政策。另外一些学者则指责英国的企业家缺乏进取心理和革新精神；保守思想和轻商风气使最优秀和最博学的人才脱离企业界；以及英国统治阶级盲目追求国家“荣誉”而将财富浪费在发展“协和式”飞机这类愚蠢事务上的癖好等等。大多数这样肤浅的解释都来自对英国某一阶级的所谓特殊气质以及其僵化的阶级制度的不恰当的夸张。
这些肤浅的解释并不像稻草人那样容易推翻。与此相反，作者认为其中有一些解释是部分正确的，从而应当努力为某些肤浅的答案找出理论上的根据。在此必须首先明确一点，即上述解释仅仅是主观的臆想，而肤浅的解释不可能是理由充分的。
这种理由不充分的原因之一在于它们一般未能用范围充分宽广的数据或事实来校验其正确程度。实际上，每个国家、地区、历史时期与个人都在许多方面具有其各自的特殊性。因此，用某种特殊属性来解释异常高或异常低的增长率，就无法辨明隐含于其中的因果关系。只有英国有伦敦大钟而只有德国人吃泡菜，但决不能把英国的低速发展归因于大钟而德国的高速发展归因于泡菜。除非这种因果关系能解释大量现象的起源，或者它们由某种普遍适用理论的逻辑严格地推导而得到，否则用它们来解释历史事件就正像用英国的大钟和德国的泡菜来解释历史事件那样贻笑大方。有时甚至仅由一个样本的统计结果就归结到该国的某种特殊属性，然后用它来解释某一现象；这无异于掷出两枚骰子恰好出现两个幺点就下结论说掷出任何两枚骰子都必然出现一对“蛇眼”一样地可笑。在某些情况下，仅仅考虑某一国家的某种特殊属性时，还会产生另一种不公正性：这种属性在该国不同地区表现程度极不相同，而且其他属性的影响有时更为显著，从而使原来的论点缺乏说服力。这正是许多较好的历史学专著所作种种结论的通病。正因如此，只有能够确切地说明大量的各种历史现象的理论，才是真正令人信服的理论。
必须谨慎对待这类肤浅解释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当历史事件的结果为已知时，历史学家能够使用任意数量的材料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他总可以编造出别人难以驳倒的某种“解释”的。甚至当他找不到任何特殊属性来充当其解释的根据时，总可以从丰富多彩的复杂现实世界中找出不同结果的不同原因的。任何两个国家、两段历史时期或两次重大历史事件都会具有许许多多的不同点，从而可以找出几乎无数的材料来说明其中原因，由此得出令人眼花缭乱的解释。然而，除非构成这些解释的不同因素在其他情况下也能适用，否则又回到前面指出的只根据单一样本的数据就进行推理的老矛盾中。正因为很容易找出一种或几种属性来解释某一件人类或社会的现象，所以我们必须坚持一种判别真伪的原则，即对历史规律的任何解释必须适用于两个以上的事件才算成立。
对历史事件这种肤浅解释的缺点的严重性可以很形象地用作者幼年时看过的一本杂志中一组照片作比喻。在那本杂志的一篇论文中指出：照片中有几个是罪犯而另几人则为最可尊敬的名人，要求读者先进行猜测然后再翻阅书后的答案。结果，我和朋友们都没有猜对——我仿佛还记得，照片里有一个看上去最贼头贼脑的人，竟然是一位最有名的作家！然而，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查对了答案之后，就会使人恍然大悟：原来照片里看到的那对鬼鬼祟祟的眼神与狡猾的面容竟然是引导我们犯错误的一个陷阱！
让我们进一步设想，如果在这些照片的答案中，还列举了所有这些人的童年经历与家谱。那么，是否就更容易分析其中罪犯的犯罪原因呢？这一个罪犯是由于对他父亲严厉而冷漠态度的反抗，而另一个罪犯则因没有父亲而得不到管束，而第三个则由于受到母亲的溺爱。当然，另外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可能也正好有一位严厉而冷漠的父亲，但他却并不因此而产生仇恨；还可以发现，那一位成功的艺术家幼年丧父，却由母亲的溺爱获得了灵感，如此等等。只要一个人有了与众不同的表现，不论是犯罪或是有伟大的成就，总会有人根据他的这种或那种特点作出非常肯定的心理学解释。有时几个不同的专家会对同一事件在事后给出几种不同的解释；但很少有人能够在事前预言某人会有何种突出表现。因此，作者认为，对于历史事件的某些历史的及心理的解释，正如以上所述对已知罪犯的照片所作面貌特征解释同样地不可信。
鉴于这种肤浅解释方法的局限性，人们完全可以理解：为何每个国家或时代的历史往往过一段时间之后又要重写，而且每次都能编出不同的故事。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部分可以归因于发现了新的历史材料、对某些问题有了新的兴趣或发展了新的分析方法；但另一部分则应归因于：如果对历史的解释不限篇幅，同时对选择答案的原则又毫无规定，则历史学家尽可以编出无数逼真的故事，而按其偏好挑选他认为最合理的解释。这样，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可以写出一本又一本的绘声绘色的巨著，但其中哪一本都给不出最终的答案，同时也没有对历史的因果关系增添什么新的见解。
如果有一种解释能适用于许多历史现象——即这种解释具有“权威性”——而且简明扼要，则可以认为此种解释比较可信。由于目前取得信息与储存信息的代价高昂，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种解释愈简洁愈好；自中世纪以来，奥克汉“剃刀原则”——即在论据中应将所有不必要的假设与复杂性全部剔除－－对于哲学家、数学家与自然科学家都完全适用。不过当论据的简洁性与权威性同时成立时，该论据极可能也是真实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如果对历史事件的解释既有权威性又十分简明扼要，就不可能只根据一两个独特属性就能解释已知的结果。另一方面，如果这种简明的解释说明了许多历史事实——即其权威性很高——则此种解释的成功决不可能归因于偶然的巧合。正如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在他自己的《物种起源》第六版内所述：
“不能设想一种错误的理论能够像自然选择理论这样成功地解释上述几大类事实。最近有人反对说：这种推论是不可靠的；但这正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用以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