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训还有许多值得一提。像其他大多数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一样，作者也应当指出，从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特别清晰、新颖和深刻的专论中学到了大量的东西。同时作者也对弗里德曼立论的深刻表示极大的敬佩。
在这种比较中，尽管存在着不尽合乎科学的意识形态成份，然而也存在着富于启发性的成份。弗里德曼在谈到他们的比较工作时写道：“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通常不可能在可控制的条件下进行物理科学中那种重要的试验。然而，此处却发生了某种非常接近于一种受控制的试验，在其中两个国家采用了不同的经济组织方法，由此可以检验其对经济后果的重要程度。两国在时间上相差约80年，但在其他所有方面的情况都非常相似。”
没有80年时间的差异，甚至有可能更加接近于可控制的那种物理科学实验。但人们过于容易遗忘的是，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曾被誉为是一个最好的自由放任政策的典型。在印度曾经执行过一种最彻底的、举世瞩目的自由放任政策，而且由于行政管理上有最好的英国文官制度的传统，也有相当水平的经济和效率。来自全世界的企业家和资本家可以像印度人一样自由地在印度进行买卖和兴办企业。无疑地，肯定存在看偏袒英国公司的情况；然而，在人类的历史上，还没有过比这里更加自由放任与公平交易的国度。当时在印度的政府干预比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更少。关税通常只用来增加国家收入，甚至在部分时期内连这种财政关税也没有。那些不正确地把经济发展主要归功于国家干预的人也许认为，印度经济之不能增长是由于它没有一个能够进行经济计划和推动经济发展的独立政府。然而，这种论点又是违反自由放任思想的，因为后者并不要求要有一个积极进行活动的独立政府；而且，不管怎样，香港的经济证明，殖民地也能够获得极其迅速的增长。
半个世纪或更多一些时间的自由放任确也引起印度的某些增长，但跟日本所发生的情况相比，这算不了什么。自由放任导致了某些变化和印度种姓等级制度的削弱，但同时却出现了一些新的特殊利益集团。据作者推测，如果印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继续追随英国曾经执行过的政策，它将会有比现在更好的处境，然而，事实仍然是：半个多世纪的自由放任政策没有给印度带来应有的发展，甚至还未能使它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主要针对政府干预弊端的自由放任主张显然是遗漏了某种重要因素，作者认为这就是分利集团，后者正是在印度几千年的历史中已经僵化的种姓等级制度。
另一个自由放任的伟大试验是在英国的本土上进行的。大约从19世纪中叶起直到两次大战之间，一般地说，英国既在其本土上又在海外推行自由放任政策。（同一时期，美国实行着高度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在这方面和在铁路补贴等其他方面，基本上放弃自由放任的政策。）作为自由放任思想的热情支持者，作者在本书中已经证明，英国所奉行的自由贸易政策限制了那里分利集团的扩张。如果英国也执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所采取的那种高度保护主义政策，那么英国的情况将更坏。然而，正如本书理论在此处所证明那样，自由放任主义不是一经采用之后就固定不变的——例如英国后来就放弃了它。英国和印度两国的自由放任政策都不足以防止许多部门的卡特尔化。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正值到处谈论自由放任政策达到高潮，英国的绝大部分狭隘的分利集团也正在此期间建立起来，“英国病”开始出现，英国的经济增长率和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开始放慢。
《国家兴衰探源》
曼库尔。奥尔著
第七章
滞胀、失业与经济周期：宏观经济学的进化论方法
（一）
作者在本书中始终强调前人与当代作家在本领域内的贡献，注明本理论中哪些部分取自前人的著作，并阐明无论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均有积累性或继承性。作者这样做的理由可能部分地是根据自己的观察：凡过分自夸本人研究成果的新颖性与完全否定前人成就的作家，其作品往往是最缺乏独创性的。如果这种看法是普遍成立的，就必须批评与此相反的态度。作者宁愿在一座宏伟的大教堂建筑上添上一座尖塔、一个洪门、甚至一点儿装饰，以期与之共同流芳千古，而不愿单枪匹马在平地上建造一所茅舍，当时代风尚一转之际就化为乌有。因此，作者在本章内将继续奉行这一方针，继续引用与推荐前人的某些贡献；但这种方法在本章内产生了两个困难。
第一个困难在于作者将要讨论先前各个方面的贡献以及该议题的固有的困难。本章的叙述不可能太简单也不可能跟先前各章那样很少采用术语。因此，过去没有学过经济学的读者可能阅读起来比较困难；但作者竭诚希望每位读者都能坚持阅读到底。作者很自然地把他认为最精彩的部分留在最后这一章内阐述：其中含有对本书理论的最有力证明，以及它在现行公共政策问题上的可能最为重要的应用。不仅如此，作者还认为：那些并非经济学家的读者既然已能够坚持读完前面几章，必定聪明过人，能够由阅读全书最高潮的这一章得到极大的乐趣。作者承认这种用词未免有奉承部分读者之嫌，同时也不适当地间接地抬高了本书的身价。但作者真诚地认为，无论根据学术上或政治上的理由，已读过前几章的非经济学家的读者坚持把本书读完是非常重要的。为此，作者花费了相当多时间尽可能使本章的论点易于为所有聪明的读者所理解。作者自信，本章内所讨论的这些问题，在其他著作中还没有这样简单而明了地阐述过。
第二个困难是：本章内所涉及与加以推崇的许多著名经济学家之间往往持不同见解，甚至相互指责。在前几章内这个问题并不如此严重。虽然从经济学界以外的人看来，经济学家之间总是意见分歧的，但在微观经济学领域内（即单个的企业或市场行为）多少还有一致之处，从而有助于作者发展前面几章的理论。绝大多数严肃认真而且学识渊博的经济学家，无论持右翼或左翼观点，也无论属于何种学派，基本上接受同样的微观经济理论。他们对于许多实际的微观经济政策的看法也往往令人惊讶地一致；例如在前面两章内讨论过的关税与保护贸易问题等等。不幸的是，许多赞成并采用同样微观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在宏观经济问题上却激烈地相互争辩，例如对于滞胀、失业和整个经济的起伏的研究等就是如此。
这种相互矛盾的局面可能意味着，作者必须放弃将自己的理论建立在前人基础之上的方针。如果不同的经济学家相互攻讦、莫衷一是，那么读者又怎会认为作者所引用并推崇的前人著作是可信的呢？然而，作者从各种派别争论中学到了不少东西。经济学就像一座建造了几百年的大教堂，还要在众说纷坛中继续施工。在建造其中某一部分时，石匠们可能各持己见，但作者深信，他们在争吵的同时也开凿好了建造这幢大厦所需的各式各样的花岗石块。
（二）
对宏观经济理论的意见特别分歧的原因何在呢？有些经济学家认为，这是由于一方或双方在逻辑上有错误的缘故。尽管存在着许多逻辑上的错误，但可以用双方均能接受的逻辑法则来证明这些错误。不仅如此，指出此种逻辑错误还具有巨大的学术上的吸引力，而且也不致于使这种错误延续如此长的时间。从各种派别的一些代表人物在辩论中所显示的机智程度，以及从他们使用微观经济理论的技巧看，都表明逻辑上的错误决非这种意见分歧的主要根源。当然，某些理论的卫士们固执己见，甚至达到狂热的程度，可能会使他们不能冷静地推理；但即使如此，仍然难以说明为什么这种狂热性在经济学的某一领域内所引起的错误与分歧会比另一领域多？
当对经验推理产生争议时，问题就不是那样易于辨明了。有时不同学派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对不确定性经验论据的不同判断。当主要以经验为依据时，对那些能指出哪一派最有可能是正确的经验主义研究者的回报将是很大的。如果只需要进行某项调查就可以判明争论双方的是非，则肯定会进行此种调查。然而，正如作者在其他著作内所指出那样，与公共品相似，宏观经济学及货币政策至少对于整个国家的影响是不可分割的。在许多领域内，公共品与贡献之间的因果关系或其“社会生产函数”特别难于估计；因为进行大单位实验的代价极高，而少量的大单位又意味着历史的过程仅能提供少数几个客观实验。因此，货币、财政及工资一价格政策在不同条件下各种组合的实际效果在获得附加证据以前往往是难以确定的。这可能是引起宏观经济学意见特别分歧的部分原因。
意见分歧的另一原因在于：每一种参与论争的理论虽然会包含某种正确甚至是精确的见解，但它也只是一种适用于特殊环境的特殊理论。每种经济理论所适用的范围是不同的。不幸的是，即使像作者一样非常尊重经济学这一职业的人说来，也不得不承认每种理论的支持者之中不免有些教条主义者。各种理论中教条主义的代表性人物显然认为他所拥护的理论中凡有价值的深刻思想都是绝对真理，而把其他理论在同样条件下所暴露出的缺点说成一无是处。这些教条主义者的错误在于不自觉地以偏盖全，即抓住一点就否定对方的一切。当然，具体的或不完整的理论也可能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事实上各种理论无一不是复杂现实中的简单抽象，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各种有用的理论都必然是不完整的。甚至每种理论中的教条主义代表人物也承认，他们的理论比之于其他所说明的现实材料完全是随机选取的、次要的、例外的、或不属于经济学范围的。
就某些应用而言——例如现时美国等国选择宏观经济与货币政策——，有些理论的不完整性成了致命的弱点。如果一种理论它是由有待解决的问题的非常本质的部分抽象出来，那么这种理论的致命弱点就是它的不全面性。本章将着重阐述：虽然所有为人熟知的宏观经济理论都各有其深刻与重要的含义，但由上述观点看来，都嫌过于简单——或者说，每种理论的核心部分都存在着较大的漏洞。
那么宏观经济理论特别分歧的最后一个根源是每种熟知的宏观经济理论的应用都达不到现时目的。即使其中某一理论具有像达尔文的“进化论”或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那样强大的说服力，也仍然有人要加以反对。但各种为人所熟知的宏观经济理论都没有被该领域内的第一流科学家所排斥。当科学上末能取得一致意见时，一般都是由于尚未找到正确的方法。在经济学发展史中，现代的宏观经济学可以说是处于空前兴旺的百花齐放的时代。
（三）
在各种争论的理论中，本章内拟加以讨论的几种是：凯恩斯理论、货币主义理论、“非均衡”理论、与理性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