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各种争论的理论中，本章内拟加以讨论的几种是：凯恩斯理论、货币主义理论、“非均衡”理论、与理性预期“均衡”理论。有时也将货币主义与理性预期或均衡模型看作是同一种理论，或许是同一理论的不同部分：因为支持两者之一的人，大多数也赞同另一种理论。同样，非均衡理论往往也被看作是凯恩斯经济学的较现代形态。然而，为了某种目的，指出这些模型之间的差异以及它们各种非典型的组合是非常重要的；本章的情况正是如此。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经济理论或派别，在报纸上或政治性的辩论中，时常有人提到它们，但它们在学术刊物中并未受到重视。在此，我们将不讨论这些理论或派别，因为它们过于空洞或肤浅，无助于研究我们的问题。
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之间的辩论，绝大部分都集中在下述方面：对应于某种经济总产出水平，何种因素决定支出水平，何种因素决定货币需求或名义货币需求（即未对通货膨胀率进行修正的）。货币主义者认为：货币数量的变化是引起名义收入水平变化的唯一重要的和本质的根源；而凯恩斯理论还认为政府预算的赤字或盈余以及财政政策一般也对决定经济的总需求水平起重要作用。
虽然凯恩斯理论像货币主义模型那样，主要集中于回答何种因素决定总需求水平，但绝对必须牢记的是，凯恩斯那本划时代的巨著是以下述思想为其出发点的（他的理论的实质部分建立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即很大而且相当重要的一组价格受到需求变化，而实际上是供求变化之外的某些因素的影响。
凯恩斯从抨击下述古典（或正统）假设入手提出自己的论点，这种假设是：“雇佣一定数量劳动力所付工资的效用等于此种劳动力雇佣量的边际负效用。”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曾经支持过如下的论点：即如果一批工人通过工会商定达不到规定的工资水平就不去上班，于是这一工资水平就造成了失业，而这种失业不属于非自愿失业，相反它是工人们自己的集体选择。而凯恩斯正好假设了这样一种情况：
“降低现行的货币工资水平将导致目前受雇劳动力数目的下降（由于罢工或其他原因）。但这是否意味着现行的实际工资水平准确地反映了劳动力的边际负效用呢？不一定如此。这是由于：虽然现行货币工资的减少将会导致就业劳动力的减少，但并不意味着由于物介上升（即生活费用的提高）而引起的货币工资贬值也会导致就业劳动力的减少。换句话说，在一定范围内，劳动力的需求取决于某种最低的货币工资额，而非最低的实际工资量……。而日常的经验也告诉我们，毫无疑问，在一定的限度内，劳动力的价格是以货币工资而非实际工资来规定的，这种状况是现实存在的正常情况，而绝非只是一种可能性。
“但我认为，在工资的总额发生变化时，可以发现，实际工资与货币工资两者往往同时变化，而且通常向相反方向变化。这就是说，当货币工资提高时，往往可以发现实际工资反而下降；或当货币工资下降时，实际工资却提高了……。
“为提高货币工资而进行斗争的结果主要影响不同的劳动集团之间实际总工资的重新分配，而并不影响每一劳动力平均的实际工资……。一群工人组织起来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保护他们实际工资的相对份额。”
在凯恩斯的著作“货币工资的变化”一章中，他强调指出了“黏性”（变化很慢的）工资的主要作用，以及引起这种“黏性”的一种制度：
“由于没有任何方法能同时按比例减少所有工业部门中的货币工资，因此所有工人都力图抵制他们自己部门工资的下降以保障自身的利益……
“实际上，每当处在没有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工人总是采取集体行动自动地减低其工资要求，从而使货币需求量下降并使利率也降低以便达到充分就业。这无异于工会实际上代替了银行支配着货币供应，假使如此，则货币管理乃以维持充分就业为目标，实施管理者是工会，而不是银行体系。”
当然，凯恩斯对于不充分就业下的均衡的解释并不限于黏性工资这一假设；在凯恩斯以前的经济理论已将不充分就业的原因归之于超过现实许可的工资水平，而凯恩斯则企图使自己的理论有别于前已存在的理论。事实上，凯恩斯解释了为何降低货币工资不一定导致充分就业；而且证明，如果导致充分就业，就无异于“工会支配了货币供应”。如所周知，凯恩斯对货币需求理论还有许多新概念，它们在凯恩斯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但事实上，凯恩斯的理论虽然强调有效总需求的变化，特别是通过政府预算的盈亏进行调节，并宣称完全能由需求方面来解释经济衰退与通货膨胀的根源，但它仍然基于如下的假设：即存在多种影响工资的力量，在一定范围以及至少在某一时期内它们以各种方式起作用，对此不能由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减或个人对劳动与休息时间的抉择来加以解释的。
不幸的是，凯恩斯并未解释工资为何呈黏性的真正原因，也未说明工资为何停留在这一水平而非另一水平上，及其停留时间的长短。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这种黏性正好与经济学家在研究个人行为时通常观察的有意识或优化的行为不一致。凯恩斯理论的这种缺陷——即其理论建筑在一种与其他经济理论相违背的特定的假设上——曾经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使主流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以及反凯恩斯学派）束手无策。作者还认为，这种缺陷也是70年代某些宏观经济政策失误的原因之一。
在非均衡理论或以研究某些市场不能结清为基础的宏观经济理论著作中，也由于无法解释一定工资与价格水平的黏性而处于类似的困境。所谓市场不能结清，系指市场上不能使所有愿意在现行价格下进行交易的人都可以自由交易，因而产生持续的短缺或过剩现象。在这一领域内，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及赫谢尔·格罗斯曼（Herschel Grossman）在他们的权威性著作中，曾以科学而直率的态度强调了这种困境：
“我们讨论中的另一个疏忽引起了特别的麻烦而应当引起直接的关注。虽然讨论中已强调了在市场不能结清的价格下进行交易的涵义，但却无法提出一种市场结清过程本身的理论分析。换句话说，我们没有从企业与家庭最优化行为的角度分析工资与价格的调整过程。因此，我们也不可能真正解释清楚市场为何不能结清，而且我们对工资与价格的动态分析也是建立在特定调节方程的基础上。”
也许正是由于这种理论是建立在无法自圆其说的主观臆想假设基础上的，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些一度被誉为凯恩斯非均衡反革命领袖的著作家们，在以后的著作中印联合从凯恩斯经济学撤退。
（四）
货币主义模型和理性预期均衡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优点，这就是它们完全避开了那种工资“黏性”或“难以下降”这类无法解释的假设。货币主义和均衡理论的专家们假设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将引起比例大体相同的名义收入变化，因为价格水平可以迅速地随之而调整，而实际产出则受到资源获取、技术、以及其他非货币或财政政策等因素的制约而变化缓慢。
工资与价格可以稳定在任何水平上的这种假设并不是货币主义与均衡理论所提出的，但这类理论却无法解释非自愿失业以及大量的长期性失业这一类问题。诚然，近年来有些货币主义者和其他学者曾经提出一些有启发性的论点，可以多少说明一些就业水平变化的问题。例如，他们发展了一种“寻职”模型，它能够解释在工人有时为了自身的利益需要用全部时间寻求更合适的职业时所发生的某些失业。还有货币主义的“加速”（或“减速”）模型可用于解释短期内的失业与衰退现象：如果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率低于预期值，则建立在原来不正确预测值基础上的各种决策就会由于种种滞后现象（它们未能很好地得到具体说明和解释）而带来暂时性的失业和实际产出的下降。
新接触宏观经济学的读者可能认为理性预期学派的均衡理论家所得出的结论完全是脱离实际的一派胡言。他们的结论就是根本不存在什么由需求不足引起的非自愿失业与经济衰退！虽然作者本人并不赞成这样的结论，但在此却要吁请读者们耐心读下去，因为这些均衡理论家很巧妙地由此发展出一种非常有用的极精确模型［例如，可参看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及尼尔·华莱士（Neil
Wallace）的名著］。不仅如此，作者还将在本章后面证明，可以在这种完全理论化的基础上得到十分深刻的推论，而且可将后者应用于别的理论上，它能使原来认为上述均衡理论简直莫名其妙的读者也为之叹服。这种深刻的推论之一就是均衡理论家最自我欣赏的“理性预期”概念。对理性预期所做的定义不完全相同，但在此处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即人们在决策时将考虑他自己认为值得考虑的全部可得信息：从经济上说，这种意义上的理性预期完全等同于微观经济理论中通常所隐含的假设。
均衡理论家主要根据人们自愿选择——在最有利时刻享受闲暇、受教育或放弃有收入的职业，以便能用全部时间去寻找更好的工作——来解释景气循环过程中失业率的明显变化。但这些论点都非常复杂，以致作者只能打破本书一直沿用的体例，不惜花费较多的篇幅在此作一扼要介绍。均衡理论的关键是非常清楚的：其假定的前提为经济体系内的各种集团对未来的信息或预期各不相同，单个的工人，尽管有自己的理性预期，在短期内完全可能得到错误的实际工资或实际利率的信息。假如该工人预期的通货膨胀率高于实际通货膨胀率。于是他可能认为与付给他的货币工资相当的实际工资比他应得的要少。由于工人同时衡量休息与货币收入两个因素，他可能由于上述错误的判断而决定呆在家中失业，直到他得到一个实际工资额与他预期相符的新工作为止。另一方面，如果工人对物价水平的变化方向判断有误，则根据这一理论，他也将保持失业状态直至发现自己对物价水平的估计的错误为止。另一种可能是工人对未来物价水平变化的预测导致其低估了实际利润率，以致他在这段时间内花费了过多的收入于教育及其他的人力投资上。这些论点的前提是雇主和决定继续受雇的工人对于未来价格水平变化的估计不同于失业的工人。如果用这些论点来解释有时发生的长期高失业率现象，则还需要假设实际工资的相对微小改变会引起劳动力供应的大幅度变化。
以上这类模型甚至不能为许多货币主义经济学家所接受，自然更不能令凯恩斯主义者信服了。例如，罗伯特·索洛（RobertSolow）发现：“这些假设很难令人信服，我不相信会有任何人在没有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