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经济学家无视这样严重的非自愿失业与长期萧条事实，而宁愿将其理论建立在如“以太”学说一般空想的“均衡状态”假设之上呢？为什么这些理论家一面大声诅咒那种由于迅速扩大的政府干预与工会势力膨胀所造成的恶果，一面却又将其宏观经济模型建立在基本摆脱了政府或卡特尔规定的价格体系、甚至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之上呢？
作者希望对凯恩斯的争论最好尽早留给经济思想史学家去研究，从而使所有经济学派的天才巨匠们解放出来，集中精力于博采各家之长，以发展更完善的宏观模型：继承货币主义与均衡理论家所坚持的宏观经济理论的宏观模型，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之上，同时继承凯恩斯所承认的非自愿失业的可能性，但同时又承认，在稳定的社会内一种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不可能在持久地、自动地维持充分就业水平下的生产。也许有人认为：本书作者之所以坚持宏观经济学必须满足上述条件，只不过是由于自己的理论恰好能够符合这些要求的缘故；但作者却愿意听取有哪一位博学多才的经济学家能够说明：为什么宏观经济理论不应当满足上述条件？（或者，更确切地说，为什么这种理论不应当满足本章一开始就提出的所有那些条件？）
（十九）
在本书的大部分章节内作者并未充分论述本理论对于经济政策的涵义。这一问题相当复杂，需要另写一本专著来探讨本理论与众所周知的微观经济理论以及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所能得出的各种推论。另外，作者认为最重要的还在于首先应致力于使本理论更加正确，而将探讨其政策上涵义的工作留待以后进行。除了别的理由之外，这样做至少可以避免先入为主地将理论自封为“正确”就急于应用，而掩盖了理论本身的缺陷。然而，在本章结束之前，可能仍有必要在本理论的推论方面略述几点初步的意见。
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最重要的推论就是：最好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应当同时是良好的微观经济政策。一种开放的与自由竞争的环境对于经济的重要性是不可替代的，如果各种组织控制了市场而且政府经常按照特殊利益集团的要求进行干预，则不可能找出一种能将经济理顺的宏观经济政策。用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爱德蒙·费尔泼斯的极有价值的但容易被误解的语言说：就是“自然失业率”必然是很高的——即预期的价格水平或通货膨胀率等于实际发生的价格水平或通货膨胀率时的失业率必然很高。至于具备较好的微观经济政策与体制的必要性，可以用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的一句最令人信服的话表示出来，他说：“自然失业率必定高得出奇。”这句话不仅适用于英国，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其他国家，至少可以适用于美国。
第二条政策推论也不是由作者首先提出的，这就是：目前在许多国家内必须推行的制止通货膨胀的政策，在大多数情况下，应当是稳重的与渐进的政策，同时必须是坚定的与有信用的政策。一些经济学家特别强调“预期”的作用，有时提出这样的建议；如果能使公众确信政府或中央银行有决心执行一项真正能制止通货膨胀的政策，并且能长期坚持下去，那么只要实施一项短期的激烈的紧缩政策就可以解决问题。这种政策只能在特殊利益集团很少的社会中奏效，而不适用于布满了这种集团的社会。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决策迟缓，这就使它们不能迅速地进行调整以适应形势变化；无论它们如何深信政府的决心，也无论短期措施如何有力，它们都无法及时作出响应。试再以第三章所述丹麦的卡特尔为例，虽然它属于一种极端情况，但这个卡特尔终究花费了十年时间才调整了它过了时的政策，尽管这种政策对该卡特尔早已无利益可言。与此同时，大量事实也表明，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在发现实际情况变化后，最终也会调整自己的政策使之适应改变了的环境。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当企业濒临破产时，工会有时也会接受削减工资的条件。
在此处要提到的第三条（也是最后一条）有关宏观政策的推论就是：如果为了降低自然失业率而设置的税收及补贴与有效的货币及财政政策结合起来，虽然可能只有短期的影响，在某些社会中也会发生重大作用。当自然失业率非常高时，可以通过征收特别税的手段来减少失业，即对那些工资提高的幅度大于整个经济劳动生产率提高幅度的企业课以附加税。反之，也可以采用政治上可能更容易接受的另一种方法，即对一般企业实行补贴，而取消那些提高了工资的企业的补贴。这两种政策都将鼓励企业与工人通过谈判降低工资增长的速度，并在实现了这一目的之后，促使企业雇佣更多的工人，使失业人数减少。这种政策的一个缺点是：它可能阻碍企业不断提高工人的素质以达到最优的技术结构，因而损失一些经济效率。这正是我们认为此类政策一般都是短期有效的原因，而不像有些人认为它是理想的手段或万能的良药。作者推荐此种政策至少已有十年之久，”而亨利·沃利希（Henry
Wallich）与西德尼·文特劳布（Sidney Weintraub）（首先提出此方案者）则呼吁的时间更长。近年来愈来愈多的著名经济学家参加了这一行列，但迄今在政治上仍未获得起码的成功。然而，作者坚信这种政策在政治上是可以实现的。如果将它与补偿由此而受到损害的那些集团利益的政策结合起来（例如，对高级工人实行更好的职业保险税），则它将为更多的人所乐于接受。这种税法也可以用作抑制大企业提高价格的手段，虽然这样做会在管理与实施过程中出现一些困难。根据同样原则提出的另一项政策就是工资补贴，即向那些从失业最严重的阶层中扩大招收工人的企业发放补贴。但这些政策都不可以强调过分；因为它们都不是包治百病的万能药，也不能取代良好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和健全的微观经济政策与制度。
（二十）
正如作者在本章开如时所述，如果某种宏观经济理论只能解释宏观经济现象本身，而不能解释任何别种现象，则宏观经济学家未免感到遗憾；反之，如果该理论不仅适用于特定的宏观经济情况，而且可以解释其他现象，则经济学家对其正确性信心更强。当然，这一条件是与第一章内所提出的要求相呼应的，即该理论应能解释广大范围内的各种不同现象，而同时又应当十分简洁。这样，我们又回到一开始提出的“令人满意的答案应切合的标准”问题上来了。
作者希望，仍然主张对某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或社会结构变化应用不同的宏观经济概念和理论进行解释的研究者，检查一下，那些理论能在保持其简单的形式下解释多少种不同的问题。本书所提出的理论是相当简单的，至少用作者所专长的领域内的标准来衡量确实是如此。
本书提出的理论与西德及日本在战后的迅速成长事实相符合，与英国近年来增长缓慢与失控的现象也相符合，而同时又能说明英国在早些时候为何曾居于最迅速发展的国家之列。本理论还与美国国内的情况相一致，用它可以说明为何美国的东北部及古老的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迟缓，而南部与西部则发展迅速——而且对整个48州的经济发展状况提供了具有统计学意义的解释。
本书理论也与以下的事实相符合，其中包括组成西欧共同体市场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美国在19世纪整个一百年间的迅速发展，以及德国与日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高速增长等等。本理论能够解释近代史初期英国、荷兰及法国（较不明显）的经济增长以及它们在西方基督教国家由一度落后走向兴盛过程中的作用。它还能解释这些迅速发展中国家内的古老城市为何衰落，以及分散的、交易活跃的生产体系的兴起。本理论还可阐明南朝鲜、台湾地区、香港及新加坡在二次大战后的高速发展，以及中国在开始受到欧洲压迫时由于行会控制所表现的长期社会停滞，更不说印度的类似的停滞状况了。最后，本理论还能说明许多不稳定的发展中国家内的不平等状况及其贸易政策，以及许多其他的现象。
当然，目前的证据还不足以表明，本理论在解释英国的阶级结构、印度的种姓制度、以及南非强烈的种族歧视的特点与发展过程等方面可能成功到什么程度。当许多问题没有足够完整的定量数据或历史资料时，最好还是对理论的应用持谨慎态度。然而，本理论对上述诸问题的解释显然优于其他任何理论。
以简练形式解释了上述诸问题的本理论，只稍加补充，同样适用于阐明非自愿失业、经济衰退、滞胀以及其他宏观经济现象，丝毫不借助于任何主观臆测的或违背个人行为常理的特殊假设。而且表明本理论正确性的更有力证据是：它能够解释宏观经济行为随时间而发展变化的过程，而其他任何宏观理论均不能。当我们考虑了所有上述特点之后，可以认为，这一理论是强有力的、首尾一致的与简洁的。如果它完全错误或基本上不正确，很难设想它能如此简洁地解释这么多性质上差别很大的现象。
然而，即使本理论出乎意外地完全正确，它也仍然只考虑了作者试图解释的、对现象产生影响的许多因素之一。其他因素有时也可能是极端重要，这一点也许可以由以下推想中看出：假定在未来的研究工作中的发现与本理论的预言相符，所有有关专家也适时地信服作者的论点，那么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再进一步设想，本书的论点通过教育系统与宣传工具传播给公众，使大多数人相信本书理论是正确的。只有这种情况下，才会有足够的政治上的支持来解决本书提出的问题。
只有按如上推想统一了认识的社会，才有可能采取最明确与有远见的补救措施：它可能简单地废除所有反映特殊利益的立法或法规，同时对各种卡特尔或特殊利益集团实施反托拉斯法，以制止这些集团利用权力制订高于竞争水平的价格与工资。通过这种手段，社会才可能免受特殊利益集团之害。采取这一补救措施不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聪明而坚决的公共政策本身就能大大增进经济繁荣与社会效益，因此不需要在观念与政策上采取激烈手段进行变革。但这一情景也恰好足以表明：如果本书的论断与其他具有类似重要性的论断，竟有如此意想不到的影响，那么由本书理论推出的预言就会是错误的了。
显然，在事实上，特殊利益集团将反抗废止代表其利益的立法与阻止实施反托拉斯政策，因为这样做就会使他们丧失其垄断的利益。过去经济教育的效果极为有限，甚至对于专家们早有一致意见的问题也难于实施，从这些情况看来，恰恰能说明特殊利益集团在斗争中往往是胜利者。当凯恩斯写下“世界是被观念而不是由其他因素所统治的”这句名言时，他似乎是走得太远了。但由他的著作对公共政策的巨大影响，以及最近对他的批评所造成的冲击看，观念的作用确实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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