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六经（《易》《诗》《书》《礼》《乐》《春秋》）是我国古代先贤所著的六种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书籍。古人织布时，竖的长线称为经，横的短线叫做纬。经是布匹中重要的基本线，被称为“经”的书籍，表明这些书的内容历久不变，可以长期应用、学习。
《诗》《书》《礼》《乐》和《春秋》这五种书籍，都是以政治、经济等人事活动为主要内容， 只有《易经》以描绘天地人物的自然景象为主。这本书经过孔子的整理，进一步将自然法则和人文法则结合起来，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行为准则。
如果说中国人是《易经》民族，因而我们的管理行为主要的依据即为易理，那么有史以来，我们所奉行的便是“大易管理”。不过由于行之日久，人们对之已经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弄不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到底是依据什么道理。
20世纪初期，美国人发展出一套现代化的管理，风靡全球。我们眼见为真，不得不跟着学习，也依样学样。虽然说效果不如预期，但除此之外，玩不出其他的花样。
然而，曾几何时，全世界都在吶喊：“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我们听到了，也搞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一句“管理离不开自己的文化”，果然是至理名言，它唤醒了中国人去热心寻找自己的那一套。
既然《易经》是群经之首，中华民族又以《易经》作为处世的准则，我们为什么不循着这条路，来寻找我们自己的管理根本？看看大易管理的思维，是不是符合我们的实际情况？也试着把大易管理应用在管理实务上面，测试它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需求？
大易管理，说起来就是运用《易经》的道理来管理。大易泛指《易经》和《易传》，主要有象、数、理、占四大功能。象就是现代所说的现象，数便是现代所重视的数据。管理最好依据实际发生的现象，计算出正确的数据，然后寻找出现象和数据所代表的道理，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而据以实施。如果现象不明显、数据也不够准确，那么用占卜来帮助，做好相关的预测，作为决策的参考，当然也是可行的途径。依易理为主干，用现象和数据来佐证，以占卜来预测，实际上十分符合现代化管理的要求。
管理这一门学问，毕竟易学难精。说来说去就那么几句话，但用来用去，总觉得老是差那么一点。
对中国人来说，我们的一言一行既然都源自《易经》，那么，我们的管理，实际上也要依据易理而行。由于《易经》难读、易理难明，加上许多人日用不知，以致不明白自己的管理体系、不了解自己的管理行为。但愿这本书能够使我们更加了解自己的管理，不必再口是心非地说出一大堆空洞的门面话，进而充分掌握中国人的管理哲学，促使现代化管理更易于落实在中国人的事业上，提升管理的功效。
尚祈各界先进朋友，不吝赐教为幸。
曾仕强
序于台北市明道阁
第2节：前言（1）
前言
现代人对于 “0 和1间的相互转化，构成浩瀚无穷的网络”这一说，并无异议。一旦听到“一阴一阳之谓道”，却又如坠云雾，觉得相当玄妙。实际上，0代表阴（），1代表阳（）。阴阳变化，可以产生万物，说起来也相当简单明了，并没有什么晦涩难懂的地方。所不同的地方，不过是我们心理上的接纳或抗拒罢了。
科技的发展，带给我们很多的方便和很大的好处。但是它也愈来愈像一匹脱了缰的野马，反过来为人类带来极大的威胁。我们如果不能从“0 和1的变化”，提升到“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境界，便是只能片面发展科学和技术，其负面影响及其无法加以控制的危机，终将让人类自作自受。
管理科学的情况也是如此，管理者受到管理科学的陶冶，脑筋不是越来越灵活，而是越来越僵化。特别是制度化、数量化、全球化的刻板印象，使得管理日趋违反人性的需求。我们当然不可能反对制度化、数量化和全球化，但是我们更希望管理能够合理化，适度地尊重例外、模糊和本土色彩，这样才是真正的人性化。人性是一样的，习惯却各地方略有不同。因此必须加以调和，才显得具有权宜应变的弹性。
大易管理哲学，正是满足这种需求的良好途径。下面我们分别说明“为什么要研究大易管理”，以及“怎样研究大易管理”，以供参考。
第3节：前言（2）
一、为什么要研究大易管理
中国人可以说是大易民族。因为如果你仔细观察、用心比对，就不难发现我们的所思所为，大多本自《易经》，依循易理。
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逐渐丧失了民族自信心。反传统的浪潮、西式的教科书、“现代化”的号召、“国际化”的借口，处心积虑地想把中国人推向西方世界。似乎中国人的现代化便是西方化，而国际化即是全盘接受西方的文化。
从表面上看，中国人改变了。有人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有人抱怨：“好的不学，坏的全学会了。”也有人指责：“现在数典忘祖的人，越来越多，简直忘记了自己还是个中国人。”
实质上，中国人一直没有变。我们有一些基本观念，始终留存在脑海深处，挥洒不掉。许多人远离故国、居留异邦很多年，自认为已经不像中国人；一旦面临切身利害关系时，便会赤裸裸地呈现中国人的原本面目，丝毫没有两样。落叶归根，中国人最后总是回归自己的源头。不忘本，能够饮水思源，仍然是中国人的最大特质。
前言当然，以不变应万变的本质是变。中国人的民族性，论“稳定性”居世界第一，论“变动性”也是举世无双。这种话听起来相当矛盾，其实不然。
各民族都有其民族性，也都必然地随着时空而有所改变。世界上找不出哪一种民族，其民族性是亘古不变的。不过，变的速度，有快也有慢；变的幅度，有大也有小。相对而言，中国人的“稳定性”最强：一方面最不容易改变；一方面改变的幅度最小，而且改变的速度也最为缓慢。放眼看去，华侨遍布海外各地，不论其处境如何，都表现得很不容易完全被同化。世界各地区的“唐人街”或“中国城”，都颇有特色，好像很难加以改变。
但是，中国人的民族性，本来就是变动性很高、适应力很强的。以民族性而论，我们的“变动性”，可以说居世界之冠。中国人不但喜欢变来变去，而且擅长随机应变。我们自己应该心知肚明，不会因为外国人看不懂我们，便自以为不是这样。请看旅居世界各地的华裔人士，随遇而安，很容易适应当地的环境，这就证明中国人的“变动性”很高、适应力很强。中国人口口声声讨厌中国人，偏偏喜欢和“彼此讨厌”的中国人打交道：不是聚居成为中国城，就是在紧要关头，显现中国人的性格。可见中国人的本色，其“稳定性”也十分突出。
第4节：前言（3）
我们的社会，一方面反传统成为形式，一方面“传统”成为失去意义的口头禅。一般人喜欢将传统与现代相对并举，实际上却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分辨两者之间究竟有哪些差异。
有人说现代中国人比较开放，会直接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实际上，“口没遮拦”的人，历代都有很多。但写历史的人，已经把这么做的严重后果描述出来了。现代中国人一方面“只会死背历史，却不懂得历史”，一方面则尚未看到自己有话直说的恶劣结果，不假思索地认为有话直说是现代中国人的进步，以致“自己犯错竟然茫然不觉”。
其实，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主张“有话直说”。只是我们知道“适时、适地、适人、适事”而“适当调节有话直说的程度”。因此提出“逢人只说三分话”的原则，经由“交浅不言深”的标准来考量，做到“事无不可对人言”的地步。
如果说“传统”是“衡量彼此之间的关系和交情，审视事态的轻重、缓急、大小与切身利害性，考虑眼前的情境，从‘逢人只说三分话’与‘事无不可对人言’的上下限之间，寻找出有话直说的合理点”，如图1，而“现代”不过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反正有话就要直说”。那么，传统与现代的区别，几乎局限于“成熟” 与“浅薄”，根本和进步与否无关，我们怎么能够盲目地反传统、崇现代呢？
反过来说，“现代”的“有话直说”若是“也要适当地配合情境来掌握分寸”，请问与“传统”有什么不同？难道“由不懂得传统道理的人，将自己认为西方有的、我们没有的翻译过来，就成为现代”吗？偏偏现代社会，充满了“知东不知西”或“知西不知东”的人，又何以沟通东西两方的文化呢？
全世界的人，都希望有话直说。却由于各地的风土人情有所差异，因而产生不同的沟通方式，这是民族性的区别使然。
中国人喜欢自由自在、不受约束，当然也乐于有话直说。但是太多“先说先死”的案例，使得我们深切体会“祸从口出”的道理；因而主张“慎言”，做到“应该有话直说的时候，当然应该有话直说；不应该有话直说的时候，当然不应该有话直说”的“中道”境界，形成中国人的沟通功夫。
第5节：前言（4）
天下的事情，哪里是“有话直说”一条道理可以行得通的？现代中国人偏爱这种“偏道”式的主张，不过是不知不觉地“偏离中道”。我们应该关心他、教导他，让他明白道理而返回中道，怎么忍心看他拿“现代”做借口，继续盲目地偏离下去呢？
“朝闻道，夕死可矣”，并不是“朝闻道，夕必然要死”，而是“就算生命非常短促，能够把真正的道理弄明白、搞清楚，那也死而无憾了”，意思是：“中道”很不容易，值得一辈子去追求。可惜现代中国人目光浅短，不敢追求艰深的道理，宁可胡乱执一偏道、以偏概全，却沾沾自喜，认为“已经找到了真理”。
同样研究《易经》，许多人偏爱术数，导致迷信的气氛十分浓厚。术数也是易学的主要功能之一，对此我们不反对，但它毕竟属于“小用”的部分。义理的发扬，才是易学的“大用”。
古代民智未开，圣人不得不以神道设教，让易学披上一层神秘的外衣。加以君主专制，臣子不敢据理直言，只好假借占卜来谏阻。术数的功能，一直被重视，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如今科学昌明，如果事事依赖占卜、人人相信风水、时时不忘命相，请问“人的尊严”究竟置于何地？
人的尊严，应该表现在“明智的抉择”，也就是“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知道应该怎样做”、“我也明白如何做得一次比一次更合理”。因此，“讲究义理，按照推理来抉择，真正地掌握自己的命运”，便成为现代人必具的条件；而要达到这种地步，自非好好研究《易经》的道理不可。
孔子的学生子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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