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中国传统文化，人们总是觉得它很遥远，对它的看法也很偏颇。有些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孔子的学说，早已陈旧过时。也有些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其实是一些厚黑学，非常机智，但也极为丑陋。
什么厚黑学呢？厚，就是脸皮厚——在那些人眼里，什么道德修养、与人为善、公关礼仪……全都是脸皮上的学问。黑，就是心眼黑——什么战略战术、人生兵法、钩心斗角、克敌制胜……全都是心眼上的学问。民国时期，有一位名叫李宗吾的老先生，写下一部《厚黑学》，厚黑学一语便从那时起流传至今。老先生说：“我自读书识字以来，就想为英雄豪杰。求之四书五经，茫无所得。求之诸子百家，与二十四史，仍无所得……”某一日其大拍脑门，不觉恍然大悟曰：“得之矣，得之矣，古之为英雄豪杰者，不过脸皮厚心眼黑而已。”
近年来，有一位台湾的老先生，在宣扬一种所谓的“中国式管理”，并且被称为“中国式管理之父”。去年他出版了一套书，请我在封底上写几句推荐的话，做广告用。我当时觉得，这年头居然有人到处宣扬中国传统文化，也实在是难能可贵。于是，一时糊涂，竟然答应了。事后拜读了他老人家的书，就感觉很有些不对。
第一个不对的地方，他讲的是一些钩心斗角的权谋。这种权谋论会让人心变得更加险恶。如果你的老板学了这样的管理学，你会觉得老板居心叵测。如果你的员工学了这样的管理学，你会觉得员工居心叵测。人人都在钩心斗角，谁来对工作负责？
第二个不对的地方，他把权谋和“中国式管理”画等号。这种冠以“中国式管理”的权谋之术，会混淆人们的视听。人们觉得，难道这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吗？怎么这样黑暗呢？
第三个不对的地方，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史，怎么会在几千年之后的现代社会，忽然冒出一个“中国式管理之父”呢？真是奇怪得很。
经常有人问我：“成老师，我们都知道您是一个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那么，您的管理学理念与这种所谓的‘中国式管理’有什么区别吗？”我的回答是，这个所谓的“中国式管理”，其实就是李宗吾先生的厚黑学。无非是换了一个新的瓶子，但装的还是厚黑学的老酒。在我的理论体系中，把这些厚黑学也好、“中国式管理”也好，都看做是渔夫的管理学。
现代管理学其实也是一种渔夫的管理学。区别在于，现代管理学在强调人的行为规范，强调人的工具属性；“中国式管理”所鼓吹的厚黑之术、权谋之术则是为了更有效地使用这种叫做人的工具。
那么，中国传统文化的真相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在历史演变的过程中，这些文化对人们的管理理念和管理绩效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成君忆的管理学理念】
37。 中国历史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特征。不同的文化，对人们的管理理念和管理绩效也就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38。 对待中国的历史文化，我们需要有一种理性的态度去研究它，而不是像现在的某些学者那样不负责任地批评它、或者居心叵测地利用它。
现代学者总是否认中国传统文化中管理学的存在。他们习惯于从经济学的层面上去谈论管理学，但他们似乎并不知道，经济学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
第15节：中国历史上的分与合（2）
我忘了是谁说过，说：“纯粹的经济学是无耻的经济学。”纯粹的经济学其实就是一种唯利是图的文化主张，它把一切都理解成投资与回报。有很多人对当前主流的经济学家不满，骂他们是某些利益集团的狗腿子。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经济学并不涉及道德问题的讨论。但是，管理学却要面对大量的非经济学难题。那些非经济学的难题，只有在文化的层面上才能找到答案。
在任何文化中都有管理学的存在，这是我要说明的第一个问题。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文学被称为词章之学，科学被称为格致之学，管理学则被称为经世之学。社会、政治、经济、工业、商业、军事、乃至于农业等诸多方面的管理，都属于管理学的范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智慧博大精深，绝对不是仅靠经济学的头脑所能够理解的。
其次，智慧与权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几千年来，我们在人生方面信仰老庄之道，在管理方面信仰孔孟之道。所以，我们可以从老庄那里感悟到人生的大智慧，可以从孔孟那里感悟到管理的大智慧。所以，权谋不等于“中国式管理”，厚黑学不等于“中国式管理”，那位台湾老先生也不可以被称为“中国式管理之父”。我想，如果真有一位“中国式管理之父”，那似乎也应该是孔子吧？
第三个需要被说明的问题是，中国的历史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历史一样，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既有周、汉、唐、宋这样的盛世，也有春秋战国和三国时期这样的乱世。所谓盛世，其实是一种管理绩效。所谓乱世，也是一种管理绩效。为什么会出现两种全然不同的管理绩效呢？这与当时的社会文化和管理当局的管理理念有关。《三国演义》中有一句话：“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说的就是这两种管理绩效的动态变化。
所以，对待中国的历史文化，我们需要抱持一种理性的态度去研究它，需要有一套正确的教育体制去传播它，而不是像现在的某些学者那样不负责任地批评它、或者居心叵测地利用它。【成君忆的管理学理念】
39。 人类的文化可以分为渔夫文化和园丁文化两种。渔夫文化形成“分”，园丁文化形成“合”。
40。 中国历史上的“分”与“合”，其实是渔夫文化与园丁文化之间的变换。
我把人类的文化分为两种，渔夫文化和园丁文化。请各位注意，这种划分不论古今，也不论中外，没有历史的界限和国际的界限。如果说孔孟之道是一种园丁文化，那么在那些欧洲国家也依然有一些古老的文化传统，像孔孟之道一样闪烁出爱的光辉。
渔夫文化形成“分”，园丁文化形成“合”，中国历史上的“分”与“合”，其实是渔夫文化与园丁文化之间的变换。《三国演义》开篇就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描述的就是这种现象。
渔夫文化形成“分”。当渔夫文化出现的时候，道德就崩溃了，经济学就成了显学。人们只知道用一颗经济学的头脑去利用、去掠夺、去占有。你也要占有，我也要占有，他也要占有，于是就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分”。这么一“分”，就“分”出了春秋战国和三国时期这样的乱世。
园丁文化形成“合”。当园丁文化出现的时候，那就意味着人们在关注生命的意义。他们在用自己的心灵与大自然对话，他们在理解生命、理解自己的人生。于是，热爱生活、友爱互助的道德体系被建立起来了，经济学还原成一种理财的工具。这样就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合”，这么一“合”，就“合”出了周、汉、唐、宋这样的太平盛世。
在我们这个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一些无良的学者奉行的就是渔夫文化。他们认同暴力，崇尚厚黑和权谋。例如，在管理咨询这个圈子里，一部分专家在兜售各种管理技术，帮助老板们压榨员工；另一部分专家呢，在指导员工们如何对付老板。你说他们有多坏，唯恐天下不乱。他们怎么能够被称为管理专家呢？他们纯粹是一群捣乱专家。
第16节：中国历史上的分与合（3）
可是，真正的管理学是什么呢？是在职场上建立起一种热爱工作、友爱互助的道德体系。当这种道德体系被建立起来之后，老板和员工之间，主管和下属之间，就不再是一种互相利用的关系，而是一种友爱互助的关系。
爱，意味着我们对生命的理解和珍惜。因此，爱也成了园丁文化的主题思想。老子和庄子告诉我们怎样爱自己，释迦牟尼告诉我们怎样爱别人，孔子则告诉我们怎样去建立一个友爱互助、和谐美好的人类社会。中国历史上的主流文化，不是暴力，不是权谋，而是这种以爱为主题的园丁文化。
从管理学的层面上讲，爱也是唯一的管理智慧。孔子经常谈到“仁”的问题，所谓“仁”，就是上级对下级的爱。在我看来，记载孔子语录的《论语》其实就是一部管理学的笔记。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把上级对下级的爱称为“仁”，把下级对上级的爱称为“忠”，把父母对儿女的爱称为“慈”，把儿女对父母的爱称为“孝”。你们看，人与人之间的爱，还有这么多有意思的分类。
当一种热爱工作、友爱互助的道德体系被建立起来之后，我们就能创建一个像唐诗宋词那样美好的人间天堂。我把这样的国度称为天堂之国，我把这样的公司称为天堂公司。【成君忆的管理学理念】
41。 当占有的欲望出现，战争和权谋也随之出现，这样就会出现渔夫的管理学，出现一个群雄争霸的战国时代。
42。 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人们的历史观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渔夫文化赞美秦始皇，赞美曹操，赞美成吉思汗，也赞美暴力和权谋。园丁文化则相反，它赞美孔子，赞美耶稣，赞美天地之间的至爱。
当占有的欲望出现，战争和权谋也随之出现，这样就会出现渔夫的管理学，出现一个群雄争霸的战国时代。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好几次战国时代。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魏、赵、韩三家分晋到汉朝的建立，这是第一个战国时代（即历史教科书中的春秋战国）。从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到三国鼎立，再到唐朝的建立，这段时间是第二个战国时代。唐朝和宋朝之间的那个五代十国，可以看做第三个战国时代。
每一个战国时代我们都可以看到群雄逐鹿的景象。鹿与“福”、“禄”、“寿”的“禄”谐音，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当时最大的财富，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不动产——土地。谁拥有的土地最多，谁就能够当上大财主。人们在争夺那些不动产，就像猎人们在争夺一只肥美的鹿。
群雄的逐鹿，就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消灭了他的竞争对手，占有了一整只鹿，占有了整个中国。如今，还有人在赞美秦始皇，把秦始皇统一中国看做是一件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我却以为，秦始皇用暴力和权谋实现的统一，其实是一种独占，是一种“分”的形式。
姜子牙当年对周文王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所以，秦始皇的独占是不可能维持很长时间的。尽管他焚书坑儒，尽管他销毁天下的铁器，尽管他采用极端的暴政来镇压人们的反抗，但仅仅过了15年，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前206年，秦朝就灭亡了。所以，过去有很多历史学家认为，秦朝不应该被看做一个独立的朝代，因为它存在的时间太短，比之王莽时期的新朝还要短命。
秦朝不是一个独立的朝代，它应该属于战国时代的一部分。从实际的情形上看，它并没有真正地统一过中国。表面上统一了，可事实上人们依然在用不同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