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传统的过程本身。它们不能通过对循环流转的任何分析去理解，虽然它们是纯粹经济的，虽然对它们的解释显然是属于纯粹理论的任务。现在这类变化，以及随之而发生的现象，就是我们研究的对象。但是我们并不去问：是哪一些这样的变化实际上使得现代经济制度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也不去问：这种变化的条件是什么？我们只问，的确象理论经常要问的那样：这种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它们又将会引起什么经济现象？
同一件事情，可以作稍为不同的说明。第一章的理论是从经济体系走向一个均衡位置的趋势这种观点去描述经济生活，这种趋势给我们提供了决定货物价格和数量的手段，可以描述为对任何时候存在的数据的适应。与循环流转的情况相比，它本身并不意味着年复一年地发生 “同样的”事情；因为它只是意味着，我们把经济体系中的几种过程看作是走向一个均衡位置的趋势的部分现象，但不一定是走向同一种的均衡位置。经济体系中理想的均衡状态的位置——从来未达到过的，继续不断地“被追求的”（当然不是自觉地）——是变化着的，因为数据在改变。而在数据的这种改变面前，理论也不是没有武装的。理论正是构造得能够应付这种变化的后果的；它有用于这一目的的特殊工具（例如称为‘准地租”一类的工具）。如果变化发生在非社会的数据（自然条件）中，或发生在非经济的社会数据（这里有战争的影响，商业的、社会的或经济的政策的改变）中，或发生在消费者的嗜好中，那么在这个限度内对于理论工具似乎无须作根本的检修。这些工具，只有在经济生活本身时起时落地改变它自己的数据时，才不起作用——在这里，这一论点同前一论点连接在一起了。铁路的建设可以作为一个例子。连续的变化——它们可能通过由无数的小步骤所形成的连续不断的适应，到头来使一家大百货公司从一家小零售商店成长起来——属于“静态的”分析。但是，“静态的”分析不仅不能预测传统的行事方式中的非连续性变化的后果；它还既不能说明这种生产性革命的出现，又不能说明伴随它们的现象。它只能在变化发生以后去研究新的均衡位置。而恰恰就是这种“革命性”变化的发生，才是我们要涉及的问题，也就是在一种非常狭窄和正式的意义上的经济发展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来陈述问题并离开传统理论，与其说是由于经济变化（特别是，如果不完全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是实际上这样发生的，而不是由于连续不断的适应，倒不如说是由于这种变化的富有成效。
因此，我们所指的 “发展”只是经济生活中并非从外部强加于它的，而是从内部自行发生的变化。如果情况是，在经济领域本身中没有这样的变化发生，而我们所称的经济发展现象在实际上只不过是建立在这一事实之上，即数据在变化而经济则继续不断地使自己适应于这种数据，那么我们应当说，并没有经济发展。我们这样说的意思应当是：经济发展不是可以从经济方面来加以解释的现象；而经济——在其本身中没有发展——是被周围世界中的变化在拖着走；为此，发展的原因，从而它的解释，必须在经济理论所描述的一类事实之外去寻找。
仅仅是经济的增长，如人口和财富的增长所表明的，在这里也不能称作是发展过程。因为它没有产生在质上是新的现象，而只有同一种适应过程，象在自然数据中的变化一样。因为我们想要使我们的注意力转向别的现象，我们将把这种增长看作是数据的变化。
每一个具体的发展过程，最后都依存于以前的发展。但是为了看清事物的本质，我们将把这一点抽象掉，而是让发展从一种没有发展的地位上产生。每一个发展过程为下一个发展过程创造先决条件。从而后者的形式被改变了，事情将变得与在每一具体发展阶段不得不首先创造它自己的条件时可能发生的事情不同。可是，如果我们想要找到事情的根源，我们可以不把所要解释的要素包括在我们的解释的数据之中。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作，我们将会在事实与理论之间造成一个明显的脱节，这可能给读者造成重大的困难。
如果我比在第一版中能够更加成功地集中注意于本质性的东西的说明并防止误解，那么进一步特别解释 “静态”和“动态”二词，连同它们的数不清的含义，就是不必要的了。我们所意指的发展是一种特殊的现象，同我们在循环流转中或走向均衡的趋势中可能观察到的完全不同。它是流转渠道中的自发的和间断的变化，是对均衡的干扰，它永远在改变和代替以前存在的均衡状态。我们的发展理论，只不过是对这种现象和伴随它的过程的论述。
Ⅱ
循环流转渠道的这些自发的和间断的变化，均衡中心的这些干扰，是在工业和商业生活领域中发生的，而不是在消费者对最终产品的需要的领域中发生的。凡是在消费者嗜好中出现自发的和间断的变化的地方，那是工商业家必须应付的数据突然发生变化的问题，因而可能是他的行为的逐渐适应以外的动机和机会的问题，但不是这种其它行为本身的问题。所以，这种情况并没有提出除自然数据的变化以外的任何其它问题，也不要求任何新的处理方法；为此，我们将不考虑可能实际存在的消费者需要中的任何自发性，并假定嗜好是 “给定的”。由于需要的自发性一般很小，这就使得我们易于这样去作。诚然，我们必须永远从需要的满足出发，因为需要是一切生产的终点，而且任何时候的一定经济形势都必须从这一方面去理解。不过经济体系中的创新一般并不是按下面这种方式发生的，那就是，首先新的需要在消费者方面自发地产生，然后生产工具通过它们的压力转动起来。我们并不否认存在这种联系方式。可是，一般是生产者发动经济的变化，而消费者只是在必要时受到生产者的启发；消费者好象是被教导去需要新的东西，或者在某些方面不同于，或甚至完全不是他所习惯使用的东西。因此，尽管可以容许甚至有必要把消费者的需要看作是循环流转理论中的一种独立的和确实是基本的力量，但是一当我们分析变化时，我们就必须立即采取不同的态度。
生产意味着把我们所能支配的原材料和力量组合起来（参阅前面第一章）。生产其它的东西，或者用不同的方法生产相同的东西，意味着以不同的方式把这些原材料和力量组合起来。只要是当 “新组合”最终可能通过小步骤的不断调整从旧组合中产生的时候，那就肯定有变化，可能也有增长，但是却既不产生新现象，也不产生我们所意味的发展。当情况不是如此，而新组合是间断地出现的时候，那么具有发展特点的现象就出现了。以后为了便于说明，当我们谈到生产手段的新组合时，我们指的只是后一种情况。因此，我们所说的发展，可以定义为执行新的组合。
这个概念包括下列五种情况：（１）采用一种新的产品 ——也就是消费者还不熟悉的产品——或一种产品的一种新的特性。（２）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也就是在有关的制造部门中尚未通过经验检定的方法，这种新的方法决不需要建立在科学上新的发现的基础之上；并且，也可以存在于商业上处理一种产品的新的方式之中。（３）开辟一个新的市场，也就是有关国家的某一制造部门以前不曾进入的市场，不管这个市场以前是否存在过。（４）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也不问这种来源是已经存在的，还是第一次创造出来的。（５）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比如造成一种垄断地位（例如通过“托拉斯化”），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
现在有两件事情，对于伴随实现这种新组合而来的现象，以及对于理解它所涉及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新组合并不一定要由控制被新过程所代替的生产或商业过程的同一批人去执行，虽然这样的情况也可能发生。相反，新组合通常可以说是体现在新的商号中，它们不是从旧商号里产生的，而是在旧商号旁边和它一起开始进行生产的。这里，还是用我们已经选用过的例子来说明，那就是，一般说来，并不是驿路马车的所有主去建造铁路。这个事实，不仅使我们想要描述的过程所具有的特点即间断性得到特别的说明，而且可以说是在上面提到的那种间断性之外，创造了另一种间断性，但它也说明了事态进程的重要特点。特别是在竞争性的经济里，新组合意味着对旧组合通过竞争而加以消灭，它一方面说明了个人和家庭在经济上和社会上上升和下降的过程（这是这种组织形式所特有的），同时也说明了一整个系列有关经济周期、私人财产形成的机制等等其它的现象。在非交换经济中，例如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新组合也常常在旧组合的旁边出现。但是这一事实的经济后果将会在某种程度上消失，而其社会后果则将会完全消失。如果竞争性的经济被巨大的联合组织的增长所打破，象今天在所有国家日益增多的情况那样，那么这在现实生活中必然会变得越来越真实，而新组合的实现必然会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变成同一经济实体的内部事情。这样造成的差别，已经大到足以成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中两个时代的分水岭。
第二，我们必须注意的，而又只同这一要素有部分关系的是，每当我们牵涉到根本原则时，我们决不应假定，新组合的实现是通过使用闲置的生产手段来进行的。在实际生活中，情况常常是这样。社会上总是存在有失业的工人，没有售出的原料，没有利用的生产能力，如此等等。这对于新组合的出现，肯定是一个有所帮助的环境，一个有利的条件，甚至是一种刺激；但是大量的失业却只是非经济事件 ——例如世界大战——的后果，或者恰好是我们正在研究的发展的后果。无论在这两种场合的那一种场合里，它的存在都不能在我们的解释中发挥根本的作用，并且它在我们由以开始的极度平衡的循环流转中是不可能发生的。正常的年度增加也不能应付这种情况，首先因为这种增加会很小，其次还因为它通常会被循环流转内部相应的生产扩大所吸收；如果我们承认这种增加，我们就必须把生产的相应扩大设想为已经调整到了这种增长速度的。一般说来，新组合必须从某些旧组合获得必要的生产手段——由于我们已经提到的理由，我们将假定，新组合总是这样作的，以便使我们所认为的主要轮廓线更加形象突出。因此，新组合的实现只是意味着对经济体系中现有生产手段的供应作不同的使用——这可能为我们所说的发展提供第二个定义。资本形成的传统理论中所包含的关于发展的纯粹经济理论的初步要点，总是只提到储蓄以及由于储蓄而产生的投资的小量年度增加额。在这一点上它所主张的没有什么错误，但是它完全忽视了更为主要的东西。全国关于生产资料和储蓄的缓慢的和在时间上不断增长的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