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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由此，我们必定要识别清楚：新企业或者完全消灭老企业，或者迫使他们限制他们的业务活动。为了抵消由此而引起的失业，可以肯定，就会有新的对劳动的需求，以继续经营新的企业。这种需求常常超过所引起的失业人数究竟有多少，可以用铁路与公共马车的例子来说明。但是并非必然如此；即使是如此，也可能会存在一些困难和摩擦，而这些困难和摩擦，加上劳动市场上的不完全运行，总的说来倒占有不相称的偏重的势头。
（ｃ）上面提到的产生于繁荣到来时对劳动的新的需求，由于曾经引起新投资的企业家对劳动的需求的最终停止，因而也失去了重要性。
（ｄ）通常繁荣最终意味着迈向使生产过程机械化，从而使单位产品所需劳动量必然减少；它也常常，虽然不一定必然，包含着我们所讨论的工业所需求的劳动量的减少，尽管出现了生产的扩张。技术失业因此而表现为周期失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不应与后者相对立，以致似乎它与这个周期循环无关一样。
实际上每一次不景气这种要素，都表现为巨大的和使人感到痛苦的，但却又主要是暂时的困难。这是由于对劳动的总的实际需求一般不可能永久性地下降。因为，不管所有补偿以及所有次要因素如何，企业利润中未被价格下跌所消除的那一部分支出，必然要高到足以阻止任何永久性的收缩而有余。即使它仅仅是支出在消费上，它也必定要分解为工资 ——和地租，因为我反复说过，这里谈到的每一个问题，在理论上对它们也是适用的。一旦只要它是被投资时，对劳动的实际需求便会开始增加。
（ｅ）繁荣不论是直接地，或是以其影响，只能以一种方式永久地降低对劳动的实际需求：如果在新的组合（指生产要素的组合 ——校者）中，它能够改变在对劳动极为不利的老生产组合中所得到的土地与劳动的相对的边际重要性。于是，不仅社会产品中劳动所占的份额，而且劳动的实际收入的绝对数量，都可能永远下降。实际上比这种情况更为重要的——但也不一定属于永久性质——是一种有利于对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手段的需求的转变。
基于这种限制条件，于是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的结论上来：不景气的经济特征，在于通过力求均衡的机制，把繁荣所带来的成就扩散到整个经济体系；而那种对于这个体系仅仅是部分必需的暂时反应，却掩盖了这个基本特征，产生了以不景气这个名词所表达的气氛，同时也产生了甚至为那些指数所呈现的不属于（或不完全属于）货币、信贷及价格的范畴，并且不单单反映不景气时期所特有的自动通货紧缩的特性的那种反响。
６．危机的爆发开始了事件的非正常过程，或者开始了在事件的发展进程中那些不正常的事物。正如已经谈到的，它并未提出新的理论问题。我们的分析表明，恐慌、破产、信贷制度的崩溃等等，不一定，然而却可能易于在繁荣转变为不景气的转折处出现。这种危险会持续一段时间，然而只要不景气过程更加充分地发挥其作用，危险就会变得更小。如果出现恐慌，那么一些差错和失误，而它们大都首先产生于这样一种情况里或者只是被它投入到待救援的地步，以及公众舆论等等，这些在正常过程中本来不会发生的各项事物，便成为独立的原因；从而它们就成为具有各种不同特征的并且导致偏离正常过程的各种最终结果的不景气的原因。在这里最终建立起来的均衡，不同于那些在相反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均衡。这些巨大的错误和破坏，一般不能被改正或重新修复，并且它们将依次构成进一步产生影响的局面，而这一举动最终必定会自寻出路；它们意味着新的干扰，并且将强迫施行，否则就成为多余的那种适应性的过程。事件的正常与非正常过程的这种区别极为重要，这不仅是为了便于理解事物的性质，而且也是为了理解与这种事物有关的理论上和实际上的问题。
我们已经看到 ——这与那种学说不同，那种学说在经济周期中主要是看到货币现象，或者它以银行信用为其产生根源，并且它在今天特别是同凯恩斯、费希尔、霍特里的名字以及联邦储备局的政策相联系的——不论是繁荣时期的利润，或是不景气时期的损失，都不是没有意义的和不产生作用的。相反，在与对手竞争的私营企业家仍然发生作用的地方，它们是经济发展机制的基本要素，并且它们是不能被消除的，否则就会使经济发展机制受到损伤。这种经济体系，如果不进行把那些同没有希望改变的事物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的实体加以完全破坏的最后斗争，那就不能发生作用。但是伴随非正常过程的损失和破坏，确实没有意义，并且不发生作用。关于预防与治疗危机的各种建议的论证，主要就依靠它们了。其它关于治疗方案的正确起点是这个事实，那就是即使是正常的——尤其是非正常的——不景气，也涉及到那些与周期的原因和意义没有什么关系的个人，首先是工人。
最为重要的长期治疗，并且是唯一不会引起反对意见的做法，是对经济周期预测方法的改进。工商业者对经济周期的了解日益增加，这一事实连同托拉斯组织逐渐形成的事实一道，成为为什么真实的危机现象 ——象世界大战这样的事件以及象战后时期这样的时间，都不属于此列——变得越来越弱的主要原由。由国营企业或者大联合企业进行的新的基本建设延迟到不景气时期，从我们的观点来看，似乎是对新联合体成群出现的结果的一种缓和，也似乎是繁荣时期的通货膨胀和不景气时期的通货紧缩的一种冲淡，因而似乎是减轻周期运动和危机危险的一种有效手段。不加区别的和一般的信贷便利的增加，简直就意味着通货膨胀，正如同政府纸币的统治作用一样。它可能完全阻碍正常的过程，也可能完全阻碍非正常的过程。它不仅遇到了反通货膨胀的一般论点，并且还遇到了如下的论点，那就是，它消毁了那种仍可归因于不景气的选择性措施，它使经济体系负担着那些不适应的和不适于生存的厂商。与此相对照，通常由银行无系统地并且没有多大远见地施行的信贷限制，却出现在至少值得公开讨论的政策面前，而这种医治弊病的政策却又听任其剧烈的后果自行蔓延。这种程序，本可以用那些将使个别生产者们难以抵制价格的必然下降的其它措施，来加以补充。但是也可以想象出另一种信贷政策——在那些个别银行本身方面，而更多的是在对私营银行界产生影响的中心银行方面——这种信贷政策将会区别那种具有经济功能的不景气的正常过程中的现象，与那种只破坏而无功能的非正常过程中的现象。可以肯定，这种政策将导致一特殊种类的经济计划，这种经济计划将无限地增加政治因素对个人和团体命运的影响。但是这又涉及政治判断，我们在这里将不予讨论。这种政策的技术性的先决条件，以及对经济和文化生活的若干事实和可能性的综合洞察，尽管在理论上可以如时得到，可是目前仍然毫无疑问地无从获取。但是在理论上，证实如下事实却是有兴趣的，那就是，这种政策并不是不可能的，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幻想，或者等同于那种本来就不适合于用作达到目的的一些措施，或者最后等同于那种反作用必然大于直接结果的报偿的一些措施。事件的正常过程的现象与非正常过程的现象，并不只是从概念上加以辨别的。事实上它们是不同的事物；随着足够深入的洞察，甚至今天遇到的具体情况也可以立即被普遍认出是属于其中的一种或另一种。在一群已受过任何不景气的灾害的威胁的工商企业中，这种政策应该将那些被繁荣弄得在技术上或商业上过时的企业，同那些被次要情况、反作用和偶然事件陷入危险境地的企业，区别开来；它将会对前者听之任之，而通过给予信贷以支持后者。这种政策也许可以成功，在同一意义上，正如同自觉制定的种族卫生政策好象也可能导致成功，而实际上只要事情是留待自动地去实行，那是不可能得到成功的。尽管如此，可是无论如何，作为资本主义产儿的危机，将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早地消亡。
但是，没有一种疗法能够永久地阻止大规模的经济和社会过程，在此过程中，工商企业、各个人的地位、生活方式、文化的价值和理想等等，将以整个社会的规模下沉，并最终消失。在一个存在私有财产和竞争的社会里，这一过程是对新的经济和社会形态的不断出世的必要补充，也是对所有社会阶层的不断增高的实际收入的必要补充。如果真的不存在周期变动，那么这个过程就要缓和一些；但是，这并不能整个地归因于前者，事实上这倒是独立于它们而被完成的。在理论上和实际上，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这些变化倒是比长期以来被集中了的所有的分析注意的经济稳定性，要重要得多。而且家庭和厂商的兴与衰，在它们变动的特殊方式中，较之在以固定速度进行反复的自我再生产过程的这种含意上的静态社会里所观察到的任何事物，更能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特征，包括它的文化和它的成果方面的特征。
《经济发展理论》
约瑟夫·熊彼特著
附录 经济变动的分析
自从上个世纪 60年代，克莱门·尤格拉确认了渗透到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经济生活里的波浪式运动的存在之后，收集、综合整理和衡量测度有关事实的这种工作，就开始不断地稳步前进。虽然，这种工作受到了很多不必要的争论和不完善的分析工具的阻障，但仍然取得了成果。我们相信，这项成果只需要适当地加以调整和发展，就可以使经济学能提供一个基本上令人满意并适当详尽的对现象的描绘，从而对人类的福利确实会做出最直接的实际贡献。调整对于历史的、统计的和分析的探讨方式特别必要，这种探讨方式，是受到各个工作者由于在训练、嗜好和眼界上的差异而不愿相互协作所阻挠的。这篇论文的目的，就是说明一种分析工具的主要特征，这种工具或许可用于整理我们所拥有的讯息资料，并制定出从事进一步研究的计划。
（一）外部因素
假如我们考察，举例来说，从 1792年“法国战争”开始的英国经济事件的过程，经过停止硬币支付，“亚眠和会”，同美洲的商业战争，直到1809－1810年的经济危机，显然我们就能够毫无差错地用政治“动乱”来解释我们在上述资料中所观察到的一切经济变动。或者，假如我们追随1931年春天经历的世界经济危机的过程，我们就可能探究出从当年初期发生的显著的上升运动的崩溃，是由于奥德同盟问题的重新提出，以及随之而来的短期收支平衡运动，所造成的焦急不安而引发出的一系列事件。常识立即使我们看到，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关于经济变动的一个显然很重要的源泉。从普遍存在的事件中，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