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豆种植量的56％，转基因棉花占到全球棉花种植量的28％，而且这一比重还在上升。尽管没有足够证据表明转基因作物绝对安全，但转基因农作物已在美国和全球蔓延扩散，逐渐控制了美国的食物链。
近年来，国际粮价不断创出新高，甚至造成国际范围内的恐慌。中国由于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已经稳定地解决了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这是对国际社会解决粮食问题做出的宝贵贡献。
粮食问题是关系各国和世界发展、安全的重大问题，只有在保障粮食安全并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切实实现各国和世界的持续发展。中国实行改革开放30年来，国家始终高度重视解决好农业、农民、农村问题，大力推进农村改革和发展，使我国农业和农村建设取得了历史性巨大成就。今后，我们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乃至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仍然必须始终把解决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为此，要大力推进改革创新，搞好统筹城乡发展，坚持把加强“三农”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认真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要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实现农业全面稳定发展，努力增加农民收入，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是事关中国整个现代化事业进程的重大战略抉择。
这本书基于地缘政治的角度，深入分析了美国权势集团操作全球粮食生产和贸易的许多内幕，这对于我们加深对粮食安全重要性的认识，坚持立足国内解决粮食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我国，粮食生产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粮食安全必须常抓不懈。要大力发展粮食生产，保障农产品供给，这就必须切实稳定粮食种植面积，提高单产水平。既要增加总量，又要优化品种结构。同时，要采取综合性措施，加快构建供给稳定、储备充足、调控有力、运转高效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必须坚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的方针，切实加大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稳定增加粮食生产，积极搞活粮食流通，增强国家对粮食生产和流通的调控能力；同时，加强粮食国际合作。这样，才能可靠、持久、有效地解决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成功地应对国际粮食市场风险，避免某些国家权势集团设下的陷阱，保证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这艘巨轮不出现粮食安全问题，长期持续安全运行。
魏礼群
2008年8月
第4节：序二（1）
序二
2007年9月，我在美国中北部的农场进行实地调查时，在艾奥瓦州的农民盖瑞家里住了一晚上。盖瑞家只有2英亩（约0。8公顷）土地，算是一个小型农场。晚餐中，我们谈起了食品收益的分配结构。盖瑞深有感触地从柜子里拿出了一盒早餐燕麦片，问我：“你说，这盒燕麦片我们农民能得到多少钱？”我当时刚读过一些研究机构的报告，知道美国农民得到的收入大概相当于食品价格的5％。盖瑞见我给出了一个比例，就拿起计算器算了起来，结果是——1。43％！他告诉我，这盒在美国人餐桌上最常见的早餐燕麦片，在超市中的价格至少为3。5美元，而出售燕麦的农民只能从中得到5美分！我早就对食品收益分配结构的不合理感到惊异，听到这一结果，更是大吃一惊：是什么原因，让食品的生产者——农民，只能从世界人民每天购买食品的巨额支出中得到极其微小的一部分？我们用于食物的支出在不断增长，为什么提供食物的农民的收入却在相对减少？如果在号称世界现代农业样板的美国都是这种情况，那么多年来在生存边缘苦苦挣扎的中国农民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情况岂不更加糟糕？！
美国的一些研究表明，农民在食品收益分配中所占的份额，在不断减少。1910年至今，美国的食品收益中，作为食品生产者代表的农民所获得的部分，从1910年的近40％下降到2006年的5％左右，大部分收益被控制了农业投入品和农产品收购、加工、储运和营销的粮食集团拿走。资本化粮食体系对农民的挤压，由此可见一斑。与此同时，美国政府通过专门面向工业化大农场和商品化农产品的高额补贴，进一步恶化了小农场的生存环境，于是，在美国耕地面积大体稳定的背景下，农场数量却由1935年最高峰的681万家，下降到2006年的209万家。这样，美国的小型家庭农场，在政府和商业资本的双重挤压下，在商品化的种植业中已经无法生存，要么破产兼并，要么转而种植其他非商品化农作物。
美国的主流农业研究者认为，在强大的市场压力下，只有大农场才能提高效率。但许多研究者已经证明，大农场排挤小农场的原因在于能够以更低的价格销售生产出来的粮食。但由此产生的好处，全都被食品加工企业拿走了。而农民、农村社区和生态环境并没有从消费者增加的食品开销中得到任何好处。
在美国，由于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的驱使，农业走上了转基因农业、石油农业、化学农业的发展道路，不可挽回地破坏了生物多样性，带来了资本投入与能源消耗的增加和环境破坏的加剧等负面影响。原本可持续的农业模式，也慢慢变成了以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为特征的自杀式农业模式。这种模式带来的低廉的粮食价格，以及附着于其上的廉价食品体系，在农产品自由贸易体系下，以其咄咄逼人的竞争力，将全球其他地区的农业逼进了一条死胡同。美国式的大农场成为全球现代农业的样板，被其他国家不断地模仿和复制。世界各国的农业生产模式和粮食体系，也从此走上了不可持续发展的不归之路。
美国的粮食补贴政策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的产业化农民，其收入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来自政府补贴，这样在农产品价格上，其他国家的农民根本无法与之竞争。况且，美国工业化农场的规模远远大于发展中国家的小型农户。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农民种什么，什么不赚钱；养什么，什么也不赚钱，不仅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如此，美国的家庭农场也面临同样的困境。这是世界贸易组织主张的农产品自由贸易在发展中国家扩张的一个必然结果。
由于大量针对商品化农产品的补贴直接压低了这些农产品的价格，于是，针对这些农产品的大量的食品行业新投资，在美国造就了一个强大的食品帝国。这个食品帝国主要由一些食品工业联合体组成，他们通过政治献金、向政府中安插自己的代言人、经济控制和大规模的广告宣传，已经将政府、市场和消费者牢牢握在自己的掌心。这些粮食寡头拥有无可匹敌的竞争力，他们以市场扩张、粮食援助和政治游说为基本手段，不断将全球农业生产和粮食经销体系纳入其版图，从而使得各国的农业生产和粮食经销体系都被其控制。这一强大的资本体系，不仅扭曲了粮食收益的分配结构，而且扭曲了粮食的加工结构和贸易体系。
他们要求农民只种植少数几种富含糖分或油脂的谷物，基本是转基因作物。而健康的农产品，如水果、蔬菜等，得不到一分钱的政府补贴，其生产规模相对于需求在逐渐萎缩，消费人群越来越集中于中高收入阶层，价格也在不断上涨。在过去的20年，美国的新鲜水果和蔬菜价格，已经上涨了40％，而软饮料、糖类、油脂类以及饲料等的价格，都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以软饮料为例，其价格下降了20％。
粮食寡头在不断扩大收入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扩大其政治影响力。他们的介入使得像美国农业部这样本应代表农民利益的机构，居然会参与开发种子绝育技术，而这种生物工艺，只能让农民们更加依赖这些粮食寡头。被资本绑架的政府也在国家利益和民主包装的掩护下，力图推动粮食的政治化，从而使得粮食的本来面貌，变得更加的模糊不清。最终，粮食作为一项关乎国计民生的生活必需品，其影响力已经不是一般人所熟知的征粮派款、租税分成那么简单，而是成为国际政治硬实力的一项标志。以粮食的人道主义援助为例，它已经成为打击、改变、控制受援国的农业生产体系，进而让这些国家形成对美国等援助国的经济依赖与政治依赖的绝佳武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报告说，第三世界国家缺粮“使美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一种力量……华盛顿对广大的缺粮者实际上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利”。这就是非洲和拉丁美洲许多国家沦为美国附庸的原因。可悲的是，多数被控制的国家既没有驱逐那些手持粮食武器的侵略者，也没有找到自己的应对办法，反而在刻意模仿富裕国家的粮食生产与供销体系。原本自给自足的粮食体系变成了昂贵的、由美国操控的产业化粮食体系。这是2007年以来三四十个发展中国家爆发粮食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5节：序二（2）
资本化的粮食寡头，当然不满足于只欺压本国和受援助国家的农民，它还要进一步扩张其疆界，将他们的触角伸向世界各国的政府，具体的途径则是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农业谈判。美国以及一些主要农产品大国为什么要鼓吹农业的全球自由贸易？因为站在这些国家政府背后的粮食寡头需要更大的市场，以便倾销其得到高额政府补贴的农产品。
粮食商品化和粮食政治化这两股力量相互作用，使得美国利用高额补贴低价倾销粮食成为一个长期现象。美国出售到世界市场上的农产品价格，均低于其生产成本价，而且在1996年新一轮粮食补贴政策后，形势更加严峻。倾销比例最低的大豆，达到了12％，而最高的棉花，则高达48％。世界其他国家不约而同地面对着这样一个两难处境：要么比拼财力，通过政府补贴生产粮食参与竞争；要么把农产品市场拱手相让，交给那些粮食寡头来操纵，由此形成对粮食出口大国的全面依赖。2006年底以来的全球粮食价格上涨，已经清楚表明了这种依赖性。
当前，中国面临的农业形势极其严峻。1998年之后，伴随种粮成本的提升和粮食价格的低迷，粮食价格已经多年低于生产成本，如果将农民投入的劳动力计入成本，农民的粮食生产大多是入不敷出。但即使如此，中国在1998～2006年间主要的粮食价格，还是要高于由美国所决定的国际价格。只是在2007年国际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而中国粮价一直受到政府调控的情况下，中国的主要粮食价格才低于国际价格。
面对粮食寡头的步步紧逼，我们该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如何才能做到不让别人攥着我们的饭碗？
诚请各位读者思考。
周立
2008年9月
第6节：译者序
译者序
纵观历史，粮食是封建帝王维护江山社稷的头等大事。2000多年前，我国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写道：“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前一时期，热播电视剧《天下粮仓》，向我们展示了乾隆时期，清政府把粮食生产和国粮储备当作“第一要紧大事”，围绕国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