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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我非类兮褫我光荣”
；凡是不得给予邦内名位的人就像是一些外邦的居留民。 把某些人摈除于城邦官职之外，［未必全无理由，但］有些统治者却运用隐蔽的方式，来欺蒙国内的居民。关于善人和好公民的品德是否相同也可以由以上的论证得出结论：（一）
在有些城邦中善人和好公民的品德两者相同，在另一些城邦，却两者有别。（二）在前一类的城邦中并不是所有的好公民都是善人，只有其中单独或共同领导——正在领导或才德足以领导——并执行公务的人们、即政治家们，才必须既为好公民而又是善人。
章六 确定了公民的性质以后，我们接着就应该研究政体这个主题。 政体只有一种类型，还是有好几种？如果有好几种，是否应当明确它们的数目而且列举其类型，并分述各类型的差别何在？
政体（宪法）
为城邦一切政治组织的依据，其中尤其着重于政治所以决定的“最高治权”的组织。 城邦无论是哪种类型，它的最高治权必定寄托于“公民团体”
，公民团体实际上就是城邦制度。 如平民政体的治权寄托于平民（德谟）
，而寡头政体的治权则寄托于少数；治权所在的团体，两者既有这样的差别，我们就举两种政体的差别——其它各种类型的政体我们也靠同样的理由加以区分。让我们先来研究城邦所以存在的目的，而后及于人类和人类各种社会所接受的各种统治。 关于第一个论旨我们在前篇内“有关家务管理和主奴体系”的卷章中已涉及，“人类自然地应该是趋向于城市生活的动物”
（“人在本性上应该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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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政治动物“）。
人类虽然在生活上有不用互相依赖的时候，也有乐于社会共同生活的自然情性；为了共同利益，当然能够合群，［各以其本分参加一个政治团体，］各如其本分而享受优良的生活。 就我们各人说来以及就社会全体说来，主要的目的就在于谋取优良的生活。但是人类仅仅为了求得生存，就已有合群而组成并维持政治团体的必要了；世间的苦难如果不太重，生存的实际也许早已包含了一些良好的因素。 这是一个很显然的现象，许多人忍受着无量忧患，总不肯舍弃自己的生存，以此为例，可知人世虽单纯地为生存而生存，其中也未必没有完全幸福的日子和天然的乐趣。关于通常所说的各种统治，大家不难分别；我们在公开课程所授的各篇中，曾对统治的各个种类屡屡加以说明。 主人对奴仆的统治就是其中的一类；这里自由主人和天然奴隶两者的结合的确可以互利，但是主人执掌统治权力时，总是尽多地注意着自己的利益，即使有时也考虑到奴隶的利益，那是因为奴隶如果死亡，主人的利益就跟着消失了。 就我们所谓家务管理来说，家长对于妻子和子女以及一般家属的统治是第二种类；这种统治主要是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同时也为了统治和被统治两方面的利益。这里的情况，比如医药、体育锻炼及其它种种非政治的技术，他们都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操持其技术，如果说技术家们也曾因此而自己获得利益，那只能说是附带的。 体育教师未尝不可间或同自己所教的生徒一起操练，有如航船的舵师原来也可以当一名水手。 体育教师或者舵师主要总是致力于他所统领的全班生徒或全船水手的利益；但当教师偶或作为生徒之一面时，他本身仍旧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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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位教师，或舵师作为众水手之一时，他同时也获得全班或全船的利益。这个比喻也可以适用于第三种类的统治——即城邦宪政统治。 当一个城邦依据平等原则，由相同身分的人组成政治体系时，公民（城邦组成分子）们自然地认为他们大家应该轮流执掌治理的职司［治理的职司主要是致力于被统治者的利益，因此这些义务应由大众轮流分担，而统治者作为公民团体中的一员，也附带地获得共同的利益］。
这本来是一个合乎自然的制度，当初，人们各自设想，在我担当这种义务的时期，既然照顾到他人的利益，那么在轮着他人执政时期，也肯定会照顾到我的利益。 如今，情况已经不是这样。 动心于当官所得的便宜以及从管理公共财物中所获的残余或侵蚀，人们就希冀久据要津。 这类公职人员像被病魔所缠，必须于官职求救［一旦失官，便憔悴不堪］；总之，看到这些人争权干禄的狂热，就不能不想起这些情况实际是病态。 由此所可导致的结论是明显的：按照绝对公正的原则来评断，凡是照顾到公共利益的各种政体就都是正当或正宗的政体；而那些只照顾统治者们的利益的政体就都是错误的政体或者正宗政体的变态（偏离）。这类变态政体都是专制的［他们以主人管理其奴仆那种方式施行统治］，然而城邦却恰是自由人所组成的团体。
章七 既然已经说明了这些问题，我们就可以挨次研究政体究竟有哪几种类型，并考察各种类型的性质。 我们首先论述正宗一类的政体；正宗政体说明以后，相应的各种变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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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也就显而易见了。“政体”（波里德亚）这个名词的意义相当于“公务团体”（波里德俄马）
，而公务团体即是每一城邦“最高治权的执行者”
，最高治权的执行者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少数人，又可以是多数人。 这样，我们也就可以说，这一人或少数人或多数人的统治要是旨在照顾全邦共同的利益，那么由他或他们所执掌的公务团体就是正宗政体。反之，如果他或他们所执掌的公务团体只能照顾自己一人或少数人或平民群众的私利，那就必然会是变态政体。 在这些偏离了正宗的政体中，普通公民的公共利益既然不受照顾，那么他们也就不必称为“公民”了；如果说他们必须称之为“公民”
，那么他们所在的公务团体或政体就应照顾到全城邦人民的利益。 政体（政府）以一人为统治者，凡能照顾全邦人民利益的，通常就称为“王制（君主政体）”。凡是政体以少数人，虽不止一人而又不是多数人，为统治者，则称“贵族（贤能）
政体“——这种政体拥有这样的名称或是由于这些统治者都是”贤良“
，或者由于这种政体对于城邦及其人民怀抱着“最好的宗旨”。末了一种，以群众为统治者而能够照顾到全邦人民公益的，人们称它为“共和政体”——这个名称实际上就是一般政体的通称，这里却把一个科属名称用作了品种名称。 引用这一名称是有缘由的。 一人或少数人而为统治者，这些人可能具有特殊才德；待到人数逐渐增加时，当然难于找出这么多各方面的品德都是完善的人，只有军事性质的品德可以期望于多数的人们，武德特别显著于群众。 所以在共和政体中，最高治权操于卫国的战士手中，这里必须是家有武备而且又力能持盾的人才能称之为公民而享有政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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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相对于以各类型的变态政体，僭主政体为王制的变态；寡头政体为贵族政体的变态；平民政体为共和政体的变态。 僭主政体以一人为治，凡所设施也以他个人的利益为依托；寡头（少数）政体以富户的利益为依托；平民政体则以穷人的利益为依托。 三者都不考虑城邦全体公民的利益。
章八 关于这些政体的性质，我们必须逐一进行比较周详的研究。 其中有某些疑难；我们对于任何一门学术论题进行学术研究时，不能仅仅以现实概况为满足，应该阐明每一个别事例的真相而无所遗漏。刚才讲到，僭主政体是一人统治，依据专制的原则［以主人对待奴隶的方式］处理其城邦的公务；若有产者们执掌这个政治体制的最高治权，就成为寡头（少数）政体；反之，由无产的贫民（群众）们执掌最高治权，则是平民政体。 这里所举［平民和寡头政体］的定义中就存在着第一个疑难。 平民（穷人）政体原先已解释为多数人的统治；但有时一个城邦中代表最高治权的多数人竟然都是有产者。 类似地，寡头（财阀）政体原先已解释为少数人的转治；但是有时一个城邦中穷人少于富户，然而他们却富有才能，竟然掌握了治权。 这样，两者都同方才叙述的定义相违背。 我们合并以上两类定义，以解除这个疑难——财富联系于少数，然而多数则同贫穷结合；于是修订寡头政体的定义为人数较少的富人控制了城邦的治权，相似地修订平民政体的定义为人数多的贫民控制着治权；这儿又遗留了另一疑难。我们的新定义要是就已可以包括一切寡头和平民政体，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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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偶尔可能发生的情况——那些城邦富户数多而穷人数少，要是其中竟在某一城邦，多数富户控制了政权，在又一城邦则穷人少数控制了政权，对于这些政体，我们将怎样取名？这一论辩表示了人数这个因素应该为次要的属性，一般的城邦既然常是富户少而穷人多，那上述的特殊例子只是偶然的事件而已：寡头和平民政体的主要分别不在人数的为少为多。 两者在原则上的分别应为贫富的区别。 任何政体，其统治者无论人数多少，如果以财富为凭，则一定是寡头政体；同样地，如以穷人为主体，则一定是平民政体。恰像我们方才所说，世上常常是富户少而穷人多。 一个城邦组织内，全部都是自由的公民，而富于资财的人则只限于其中的较小部分；其一以自由为标帜，另一则按财富为依据，这些就是寡头和平民两派所各各据以争取统治权力的实际基础。
章九 其次我们必须先确定主张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者各人所持有的原则，并辨明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