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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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第3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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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而在数量上均衡地分配于全体公民。 平民主义者要是依从这样的观念,人们当可以相信平等和自由的确将实现在他们的政治体系之中。

    章三  接着的问题是:如何能实际导致这样的平等?是否把全体公民估定的财产编成两个相等的部分,俾其中的一方为共有五百份大财产的公民,另一方是共有一千份小财产的公民,两个区分应该都持有相等的政治权力?还是应该用另一种计算制度,比如财产总额编成两个区分以后,即由那五百人和一千人两个区分各选出人数相等的代表,这些代表合在一起进行执政人员的选举并组织公众法庭?试问,依据这样的原则所组成的政体是否最合适于平民政体所持的正义?

    抑或完全依据数量原则才真正合乎正义?

    平民主义者答复,正义在于大多数人的意志。 寡头主义者答复说,正义在于大多数财产所有者的意志,政事的裁决应凭资产的数额。 双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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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复都违背正义而失却平等的真谛,如果以少数人们的意志为正义,则某人的财富要是超过其他富室各家财产的总和,就该要求让他一人单独为政了,扩充这种寡头性质的正义观念,势必导向僭政。 相反,如果以大多数人的意志为正义,我们前面曾说过,这个多数就会施行不义,没收少数富室的财产。从两方所作关于正义的解释着想,我们现在应考察“怎样的平等才可取得两方的同意”?

    两方都主张最高权力应寄托于公民团体中的多数部分。 我们接受这个原则,但不能不有所修正。 组成城邦必须有两个部分——富室和穷人。 我们当然可以把最高权力归属于两部分的共同意志或两者的大多数人的意志。 但是这两方对某一政事也许意见相异,都想作出相反的裁决。 那么,我们就把最高权力归属于既是人数多又兼财产多的这种多数的意志。 我们可举出一个实例来如果说明:如果富有阶级以十计,贫穷阶级以二十计,现在十中的六与二十中的十五意见相反。 这里的情况表明富有阶级中的少数和贫穷阶级中的多数意见相合。 因此,两方之一要是其所代表的贫富公民所有的产额胜过对方,就应该获得最后的裁决权力。计算的结果自然有时两方恰好相等而成为僵局;这样的僵局,在当今两方势均力敌的公民大会和公众法庭中常可以碰到。 但这不难凭拈阄或者其它相似的办法来解决。关于平等和正义这些问题,要在理论上弄明白谁抱有的见解是正确的,这实在是很困难的。 然而这类困难,比之更加困难的劝人遵守正义,那就微不足道了;人们要是其权力足以攫取私利,往往就不惜违反正义。 弱者往往渴求平等和正义。 强者对于这些便都无所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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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四  在平民政体的四个品种中,照我们前篇专著说明的,应以最先叙述的第一个品种为最好。 这也是各品种中最早的一种。 但我之所以把它列于第一,并非因为它创制在先,而是依照人民的级类作为次序的。 组成城邦的人民以农民为最优良的级类;也应是第一级类;若境内都是以农牧为生的人民,就不难组成一个平民政体。 这类人民的财产都不大,终年忙于耕耘,就没出席公民大会的闲暇。一家衣食并没余裕,所以终岁辛勤,早晚不舍耒耜;他们习于知足,不贪图他人的财物,也不作非分之想;总之,他们乐于田亩之间的作息,参政和服务公共事务既然没有实际的收获,他们就不想染指。群众都爱好实利而不重名位。 对古代僭主政体的容忍,可为农民知足的明证,寡头政体倘使对于他们的农事不加扰害,对于他们的收益不去侵掠,他们也会继续容忍的。 让他们安于耕耘,他们不久就能自脱于穷乏,或竟然仓廪充盈,达到小康。 这些群众有时即使感到政治地位和权力的需要,若给予他们以选举行政人员和听取并审查这些行政人员的政绩和财务报告的权利就会感到满足了。 实际上,有些例子显示群众对更小的权利也可能感到满足。 比如在曼底涅亚,群众就无选举行政人员的权利——这些选举由从全体公民中轮番推定的选举团体进行——但,他们仍赋有议事的权利。 这样一个政治体系仍应当认为是平民政体,在曼底涅亚所施行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平民政体。由于这些情况,在我们前面所涉及的第一种平民政体就适于采取这样的安排,让群众获得惯常应有的政治地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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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面全体公民应一律享有选举行政人员、听取他们的报告而予以审查以及出席公众法庭这三项权利;另一方面,重要的职司必须由选举拔擢,而被选任者当限于具备某一财产资格的人们。 各种职司,凡所负责任越重,则财产资格应该相应地订得越高。 或设立另一类条例,使任何职司都无需财产条件,而实际上却只有具备相应才能的人们才能当选。 具有这样的制度的城邦该可以有修明的政治——全邦的职司往往委任给最优良的公民,大众对于高尚的才德之士本无嫌忌,也乐于他们按民意为依归的行政——;而高尚人士和贵要阶级在这个体系中,既然常常担任公职,也就不致于被他人或被比他们低劣的人所统治,他们也可引以自慰了;又由于民众持有审查行政工作的权利,这又保证了执政人员的一切措施必遵循法度并合乎正义。 人们互相依赖而又互为限制,谁都不得任性行事,这在实际上对各人都属有利。 人类若由他任性行事,总是难保不施展他内在的恶性。 事情的有利于任何政体者莫善于责任分明:把政务托付给有才德的人,然而群众都赋有应具的权力,就尽够限制官吏的任何过错了。显然,平民政体以这一品种为最优良;理由就在于组成这种政体的人民具有某些明确的品质。 古代盛行的某些法规都力图使人民从事耕作安于农业——比如,绝对禁止人家占有逾量的土地,至少在城区附近或离城市中心若干距离以内,份地都有限额,这种限制就是重农法规的一个例子。 在好多城邦中还通常有这样的法规:禁止各家出售其原来配给的份地;还有一条出于奥克须卢所手订的禁令,任何人不许以其地产的某一部分作为抵押,进行借贷。 类似亚菲底人的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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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用来作为补救,这种法规也可使农民安心耕作,谨守田园。 亚菲底虽然壤地狭小,人口众多,却向来全都务农。 这由于他们田产的册籍不把每家的土地作单一的整块估值。 各家田产分成若干块,注明册籍;较穷的人家只要能够保持或获得最小的一块,就尽够保持或获得财产资格。次于农业人口者,应以牛羊畜群为生的牧业人口最为优良。 牧民的许多情操都类似农民;而体格尤为健壮;旷野露营的生活习惯使人人都锻炼得特别适于战争。 为其它品种的平民政体作基础的它类人民,几乎无例外地都比农牧为卑下。工匠、商贩和佣工这些市廛群众,各操贱业以糊口,他们的种种劳作都无可称尚。 聚集而徘徊于市区与商场之间,这类人民不同于农家的散处村落,鸡犬相闻,互相很少往来,也不亟于社会政治的集合,而他们就乐于并便于参加公民大会。要是城邦的乡郊离市区辽远,也有利于建成一种优良的平民政体或共和政体。 这样,国内大部分人口就必须定居于郊野的农田间,市内即使还住有一部分民众,民主性质的政体也可以作这样的规定,凡是郊区居民未能入市出席时,就不能召开公民大会。现在我们已经说明了第一种最优良的平民政体应该怎样建立的情形。 由这些说明,也显示了其它各品种应怎样加以建置。 它们挨次包揽了比较卑下的阶级,因此逐级地偏离。把各类人民一律吸收在内的最后一个品种,要是没有适当的法度和习俗为之维系,就不会持久,这不是所有城邦都可施行的。 这种政体及其它各种政体所以毁灭的原因业已大体讲过。 民主派的领袖们在建立一种政体时,总力图尽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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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增多人数以加强平民势力。公民资格不仅授给合法子嗣;对双亲只有父系或母系一方为公民的非自由正裔,也一块让他们入籍;在这种平民政体内,这些人物恰好供应了“平民”的数量。 但是这只是“平民英雄”们所常常应用的策略。 正当的办法不应该如此无限制地增加数量;放宽公民的名籍仅在使平民人数能够超过贵要与中等阶级的联合势力,超过这种程度是绝不相宜的。 任何较强的平民比例就会打破政体的平衡,贵要阶级将因此不安于心而抱憾这种平民统治——在息勒尼,这种不安情绪竟然激发了内战。人们每每忽视小患,但祸害既然这样大了,大家必然触目惊心。 在建立这种最为极端的平民政体时还有其它一些措施,比如雅典克勒斯叙尼所用以促进平民势力的各种措施,以及息勒尼平民统治创业先辈所采取的各项政策,也是有益的:新兴的部族和宗社要让它们依傍于先在的旧族而得以共存;各族特殊的教仪要在公开的场院奉行而减少一邦内的祠坛;总之,应该施行各种方法使全体公民解除狭隘的关系和传统的信仰,尽可能地互相混合。 又,僭主们所用的一些策略,对于平民政体也相适应。我们可举出一些实例,比如:对奴隶们的放纵,对妇女和儿童的放纵——这种放纵,如果不超越某一阶段,合于权宜,也事属有利。 又,默许大家“任情行事,逞意生活”也是同样有效的策略;很多人会拥护该政体;克己复礼为人类所难能,群众大多数喜欢没有纪律为之节制的生活。

    章五  凡是有志于创制这种形式的政体而为之立法的人们将会知道自己的职责不仅仅在于创业,怎样维持所创立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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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使不致衰亡,才是真正的要图。 一个城邦,在任何品种的政体之下,总可存在两天或三天。 所以,立法家应慎重注意各政体所以保全和倾覆的种种原因——这一论题我们先前已经研究过了——他们应该按照那些要领尽心创制一个足以持久的基础。 他们应该对于一切破坏因素及早为之预防;他们必须为他们的城邦订定整部习惯或成文法律,垂之后世,在这部法典中,必须特别重视任何为之保全的方法;立法家们,不管其从事创制的是平民政体或寡头政体,都属相似,必须加以确信:只想包揽并尽可能地加强有利于自己一方面的势力,并非良好的政策,凡是能维护其所创政体于久远的,才可说是良好的政策。当代的平民英雄们热衷于取媚平民群众,往往凭借公众法庭没收私财以济公用。 但是真心实意爱护其政体的人们应该纠正这种恶习。 他们应该订定一条成例,凡经法庭判决的罚款或被没收的财物应完全交给神庙,为祠祭节庆用,不得转为平民公产或缴入府库。 这样一来,课罚照旧,犯罪的人同样保持警戒,而平民群众既然无可作为利己的私图,就不会亟亟于固入人罪了。政治告发宜力求减少;对诬告者应课以巨大的罚金,用以预防人们的轻率检举。 这类控诉平常都施之于贵要阶级,平民党人就不会被人告发;但这不能算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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