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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棉纱可能在印度再赊卖出去。以此在印度赊购产品，作为回头货运回英国，或把一张金额相当的汇票汇回英国。只要这种状态延续下去，就会对印度的货币市场造成一种压力。这种压力是由于信用制度造成的，而不是由贸易造成的，特别是在有回头货运回英国的场合下。它的反作用可能在英国引起一次危机。这种危机，即使在它伴随着向印度输出贵金属的情况下，也会在印度引起一次新的危机，因为曾经从印度的银行取得贷款的英国商行和它们的印度分行会陷于破产。因此，出现贸易逆差的市场和出现贸易顺差的市场会同时发生危机。这种现象还可以更加复杂化。例如，英国把银块送往印度，但是，印度的英国债权人现在会在印度索债，于是印度随后不久又要把它的银块送回英国。
向印度的出口贸易和从印度的进口贸易大致平衡是可能的，虽然后者（除了棉花涨价这一类特殊情况）的规模是由前者决定的，并受前者刺激的。英国和印度之间的贸易差额，可以看起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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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的，或者只是显出偏向这方或那方的微小的摆动。但是，危机一旦在英国爆发，就可以看到没有卖出去的棉纺织品堆积在印度（就是商品资本没有转化为货币资本，从这方面说，也就是生产过剩）；另一方面，在英国，不仅堆积着没有卖出去的印度产品的存货，而且大部分已经卖出、已经消费的存货还丝毫没有得到货款。因此，在货币市场上作为危机表现出来的，实际上不过是表现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本身的失常。
第三，至于所使用的流动资本本身（可变流动资本和不变流动资本），由劳动期间的长短引起的周转期间的长短，会产生这种区别：在一年周转多次的场合，可变流动资本或不变流动资本的一个要素可以由它本身的产品供给，例如煤炭生产，服装业等等。在不是这样的场合，就不能这样，至少在一年内不能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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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剩余价值的流通
以上我们知道，即使一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量相等，周转期间的差别也会引起年剩余价值率的差别。
但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积累，必然又会有差别，而且只要剩余价值率不变，一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也必然会有差别。
我们首先要指出，资本A（用前一章的例子）有一个经常的周期的收入，因此，除了企业开始的那一个周转期间以外，它自己一年内的消费，是靠它的剩余价值的生产偿付的，而不是由自己的基金预付的。相反，在B的场合，却由自己的基金预付。虽然B在同一期间生产的剩余价值和A相等，但是，这个剩余价值还没有实现，因此，既不能用于个人消费，也不能用于生产消费。就个人消费来说，已预期到靠剩余价值来偿付。这方面的基金必须预付。
不容易分类的那部分生产资本，即为固定资本的维修所必需的追加资本，现在也可以得到新的说明。
对A来说，这部分资本——全部或大部分——不是在生产开始时预付的。它无需资本家拥有，甚至不存在也行。它通过剩余价值直接转化为资本，即直接作为资本来使用，而由企业本身产生。在一年之内不仅周期产生而且周期实现的剩余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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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可以偿付维修等等必要的支出。因此，按原有规模经营企业所必需的一部分资本，就在营业中，通过一部分剩余价值的资本化，由企业本身产生出来。这对资本家B来说是不可能的。对他来说，上述资本部分必须是原预付资本的一部分。在A和B两个场合，这部分资本在资本家的账簿上都作为预付资本出现。它确实也是预付资本，因为按照我们的假定，它本来是按一定规模经营企业所必需的一部分生产资本。但是，这部分资本究竟用什么样的基金预付，会有巨大的区别。对B来说，它实际上是原预付资本或者所支配的资本的一部分。而对A来说，它却是作为资本使用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这后一种情况告诉我们，不仅积累的资本，而且连一部分原预付资本，也可以仅仅是资本化的剩余价值。
一旦信用发展起来，原预付资本和资本化的剩余价值的关系就更加复杂。例如，A向银行家C借贷开办企业或者在一年内经营企业所需要的一部分生产资本。他一开始就没有充足的资本来经营企业。银行家C借给他一笔款子，这笔款子不过是产业家D、E、F等等储蓄在他的银行里的剩余价值。从A的观点看，这还不是积累的资本。但对D、E、F等等来说，A无非是一个把他们占有的剩余价值资本化的代理人罢了。
我们已经在第一卷第二十二章看到，积累，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按其实际内容来说，就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过程，而不论这种扩大是从外延方面表现为在旧工厂之外添设新工厂，还是从内含方面表现为扩充原有的生产规模。
生产规模的扩大可以小部分地进行，如使用一部分剩余价值来从事改良，这种改良或者只是提高所使用劳动的生产力，或者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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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更加强对劳动的剥削。或者，在工作日不受法律限制的地方，只要追加支出流动资本（在生产材料和工资上面），就足以扩大生产规模，而不需要增加固定资本；这样，固定资本每天使用的时间只是延长了，而它的周转期间则相应地缩短了。或者，在市场行情好的时候，有了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就可以在原料上进行投机，干各种靠原预付资本所干不了的事情，等等。
但是很清楚，在周转期间的数目增加，引起剩余价值在一年内更加频繁地实现的地方，就会出现这样的时期，这时既不能延长工作日，也不能进行个别改良；另一方面，整个企业的按比例的扩大，只有在一定的、相当有限的范围内才有可能，这部分地是由于需要增加企业的整个设备，如建筑物，部分地是由于需要扩大耕地，如农业；此外，还必须有大量的追加资本，而这种追加资本只有靠剩余价值的多年积累才能取得。
因此，除了实际的积累或者剩余价值向生产资本的转化（以及与此相适应的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以外，还进行着货币积累，即把一部分剩余价值作为潜在的货币资本积攒起来，这部分货币资本只有达到一定数量以后，才会作为追加的能动的资本执行职能。
从单个资本家的观点看来，情况就是如此。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信用制度也同时发展起来。资本家还不能在自己的企业中使用的货币资本，会被别人使用，而他从别人那里得到利息。对他来说，这种货币资本是作为特殊意义上的货币资本，也就是作为一种与生产资本不同的资本执行着职能。但是它在别人手里却作为资本起作用。很明显，当剩余价值的实现更加频繁，剩余价值生产的规模更加扩大时，新的货币资本即作为资本的货币投入货币市场的比例也会增加，其中至少有一大部分会重新被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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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扩大生产。大概是由于几乎可以将每一分钱存入银行获取利息，所以在现代庸俗经济学中不存在积累的问题，其生产函数是连续的，即生产规模可以一分一厘地扩大。
这种追加的潜在货币资本所能采取的最简单的形式，是货币贮藏的形式。这种货币贮藏可以是在与贵金属出产国直接或间接进行交换时得到的追加的金或银。只有用这种方法，一个国家的货币贮藏才可以绝对地增加。另一方面，这种货币贮藏可能只是——这是多数情况——从国内流通中取出的、在单个资本家手里已取得货币贮藏形式的货币。这种潜在的货币资本还可能只是价值符号，——这里我们还是撇开信用货币不说，——或者只是由法定证件确认的资本家对第三者的索取权（法律证书）。不管这种追加货币资本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在所有这些场合，只要它是未来的资本，它就是资本家对社会未来的追加的年生产所持有的追加的和备用的法律证书。
“实际积累的财富的总量，从它的数量来看……同它所属的社会的生产力比较，不管这种社会的文明程度如何，是完全微不足道的；甚至只是同这个社会的仅仅几年的实际消费来比较，也是如此，所以，立法者和政治经济学家的主要注意力应该放在生产力以及它们未来的自由发展方面，而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放在那种引入注目的单纯的积累的财富方面。在所谓的积累的财富中，有很大一部分只是名义上的财富，它不是实物，如船舶、房屋、棉制品、土壤改良设施，而只是法律证书，对社会未来的年生产力的索取权，即在不完全的措施或制度下产生并且永久化的法律证书……这些东西只是用作手段，让它们的所有者去占有那些要由社会未来的生产力去创造的财富，但由于分配的自然规律的作用，不用任何暴力，就会使他们逐渐不能利用这种手段。如果借助于合作劳动，那就会在几年内使他们不能利用这种手段。”（威廉·汤普逊《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1850年伦敦版第453页。——该书于1824年第一次出版。）
“社会的实际积累，同人类的生产力相比，甚至同一代人在仅仅几年内的日常消费相比，无论就数量或作用来说，都占极小的比例。人们很少注意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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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大多数人甚至从来没有想到这一点。理由很清楚，但是影响极为有害。每年耗费的财富，因使用而消失了；它只是暂时出现在我们眼前，只在人们享受它或者消费它的时候，才给人留下印象。只是慢慢地耗费掉的那部分财富，家具、机器、建筑物，却从我们的童年到我们的老年，一直出现在我们眼前，好象是人类努力的永久纪念碑。由于占有了公共财富中这个固定的、耐久的而只是慢慢地耗费的部分——土地和原料（人们在它上面劳动），工具（人们用它来劳动），房屋（人们劳动时可以有所遮蔽），——这些物品的所有者为了他们个人的利益，就控制了社会上所有实际参加生产的工人的年生产力，尽管这些物品，和这个劳动不断反复生产的产品相比，是这样微不足道。不列颠和爱尔兰的人口有2000万；男人、女人和儿童平均每人的消费额约为20镑。合计约有4亿镑的财富，这是每年消费的劳动产品。这些地方积累资本的总额，估计不超过12亿镑，或者不超过一年内劳动的产品的三倍；平均分配，每人有资本60镑。我们这里考察的，与其说是这些估计金额的相当准确的绝对数字，倒不如说是比例。这个总资本的利息，按照现在的生活水平，大约足够维持全部人口一年中的两个月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