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支付工资……而这一切会通过所有这些人的支出而流回到他们手中。这些人｛为购买产品｝支付给他们的比他们｛资本家｝为生产这些产品在工资上所花费的要多。”（第240页）
这样一来，是资本家把100镑工资支付给工人，然后他们按120镑的价格把工人自己的产品卖给工人，以致流回他们手中的不仅是100镑，而且还有赚得的20镑？这是不可能的。工人只能用他们以工资形式得到的货币来支付。如果他们从资本家那里得到100镑工资，那末，他们就只能用100镑购买，而不能用120镑购买。这就是说，情况不是这样的。但是，还有另外的途径。工人用100镑向资本家购买商品，而实际只得到价值80镑的商品。因此，他们无疑被骗去了20镑。资本家也无疑增加了20镑财富，因为实际上他支付的劳动力报酬比它的价值低20％，或者说，是迂回地从名义工资中扣除了20％。
如果资本家阶级最初只付给工人80镑工资，然后，为交换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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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镑货币，实际向他们提供了价值80镑的商品，资本家阶级也会达到同样的目的。就整个阶级来说，这似乎是正常的途径，因为德斯杜特先生自己也说，工人阶级必须得到“足够的工资”（第219页），因为这个工资至少要足够维持他们的生存和劳动能力，要足够“维持最节俭的生活”（第180页）。如果工人不能得到足够的工资，用同一个德斯杜特的话来说，这就是“产业的死亡”（第208页），所以，看来这不象是资本家发财致富的手段。但是，不管资本家阶级支付给工人阶级的工资是多是少，它总有一定的价值，比如说，80镑。如果资本家阶级付给工人80镑，他们为交换这80镑，就要向工人提供价值80镑的商品。所以这80镑的回流并不能使资本家发财致富。如果资本家阶级付给工人100镑货币，但是为交换这100镑，却将价值80镑的商品卖给工人，那末，他们支付给工人的货币比工人的正常工资要多25％，但为交换这些货币而向工人提供的商品却少25％。
换句话说，资本家阶级从中取得自己的利润的基金，好象就是由于扣除正常工资，由于所支付的劳动力的报酬低于它的价值而形成的，也就是说，由于所支付的劳动力的报酬低于它作为雇佣工人的正常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而形成的。因此，只要支付正常工资（照德斯杜特看来，应该这样），那末，无论对产业资本家来说，还是对有闲资本家来说，就都不存在什么利润基金了。
这样，德斯杜特先生就必然把资本家阶级怎样发财致富的全部秘密归结为：由于扣除工资。在这种情况下，他在第一项和第三项说到的剩余价值的其他基金，也就不存在了。
因此，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把工人的货币工资降低到他们作为一个阶级生存所必需的消费资料的价值，那里也就不存在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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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从而也就不存在资本家阶级的生活基金，也就不存在资本家阶级了。而在德斯杜特看来，一切文化悠久而富裕发达的国家，情形正是这样，因为在这里，
“在我们的根深蒂固的古老的社会内，用来支付工资的基金……几乎是一个常数”（第202页）。
即使在工资削减的情况下，资本家的发财致富，也不是由于他们先付给工人100镑货币，然后为交换这100镑货币而向工人提供80镑的商品，——这实际上是多用25％的货币额即用100镑使80镑的商品流通，——而是由于资本家除了从工人的产品中攫取剩余价值即代表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外，还攫取了工人应当以工资形式得到的那部分产品的25％。按照德斯杜特设想的这种荒谬的方法，资本家阶级是绝对得不到任何利益的。他们支付100镑作为工资，然后为交换这100镑，从工人自己的产品中，还给工人80镑的商品价值。但是，在下一个交易中资本家阶级必须为同一程序再预付100镑。因此，他们只是做无益的游戏，即预付100镑货币，为交换这100镑却提供80镑的商品，而不是预付80镑货币，并为交换这80镑提供80镑的商品。这就是说，他们为了使自己的可变资本流通，不断地、无益地多预付25％的货币资本。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发财致富的方法。
3、最后，资本家阶级把产品卖给
“有闲资本家。这种资本家把还没有付给自己直接雇用的雇佣工人的那一部分收入支付给他们。他们每年付给这种资本家的全部租金，就是通过这种或那种途径，再流回到他们手里的”。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产业资本家
“用自己的一部分利润来支付用来满足他们需要的全部消费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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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假定他们的利润=200镑。他们把比如说100镑用于他们的个人消费。但是其余的一半=100镑，不属于他们，而属于有闲资本家，即地租所得者和放债取息的资本家。因此，他们必须把100镑货币支付给这一伙人。我们现在假定，这一伙人从这一笔钱中要用80镑供他们个人消费，用20镑来购买仆役等等。他们用这80镑向产业资本家购买消费资料。因此，当产业资本家有价值80镑的产品脱手时，这80镑货币，或他们以地租、利息等名义支付给有闲资本家的100镑的4/5，流回到他们手中。其次，仆役阶级，即有闲资本家直接雇用的雇佣工人，从他们的主人那里得到20镑。他们也用这些货币向产业资本家购买20镑的消费资料。因此，当产业资本家有价值20镑的产品脱手时，就有20镑货币，或他们作为地租、利息等等支付给有闲资本家的100镑货币的最后五分之一，流回到他们手中。
交易结束时，产业资本家为了支付地租、利息等等而转让给有闲资本家的100镑货币，流回到他们手中；而他们的剩余产品的一半=100镑，却从他们手中转移到有闲资本家的消费基金中去。
因此，设法把如何在有闲资本家和他们直接使用的雇佣工人之间分配这100镑的问题引进来，对于我们这里讨论的问题，显然是完全多余的。事情很简单：他们的地租和利息，总之，剩余价值=200镑中归他们所有的部分，是由产业资本家以100镑货币的形式支付给他们的。他们用这100镑直接地或间接地向产业资本家购买消费资料。因此，他们就把100镑货币还给产业资本家，并从产业资本家那里取走100镑的消费资料。
这样，产业资本家支付给有闲资本家的100镑货币，就又流回来。这种货币回流，真的象德斯杜特幻想的那样，是产业资本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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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致富的手段吗？在交易之前，他们有价值额200镑；其中100镑是货币形式，100镑是消费资料形式。在交易之后，他们只有原价值额的一半。他们又有了100镑货币，但却失去了100镑消费资料，这些消费资料已经转移到有闲资本家手中。所以，他们是失掉了100镑财富，而不是增加了100镑财富。如果他们不是迂回地先付出100镑货币，然后再把这100镑货币作为100镑消费资料的代价收回来，而是直接以他们产品的实物形式来支付地租、利息等等，那末，就不会有l00镑货币从流通中流回到他们手中，因为他们没有把100镑货币投入流通。如果是用实物支付，事情就简单地表现为：在价值200镑的剩余产品中，他们自己保留一半，其余一半则毫无代价地支付给有闲资本家。甚至德斯杜特恐怕也不想把这说成是发财致富的手段。
产业资本家向有闲资本家借用土地和资本，为此要把一部分剩余价值以地租、利息等形式支付给他们。这样借的土地和资本，对产业资本家自然是有利可图的，因为这是一般产品的生产条件之一，也是构成剩余产品或代表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的生产条件之一。这种利润所以产生，是由于对所借土地和资本的使用，而不是由于为使用而支付的价格。相反地，这种价格会使利润减少。否则，就必须断言，如果产业资本家能够把剩余价值的另一半为自己保留下来，不给别人，他们将不是变富了，而是变穷了。但是，如果把流通现象，如货币的回流，同仅仅以这种流通现象为媒介的产品分配混为一谈，那就会造成这样的混乱。
但是，同一个德斯杜特曾狡黠地指出：
“这些有闲者的收入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来自租金吗？而租金是由那些使有闲者的资本发挥作用的人，也就是由那些用有闲者的基金雇用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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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生产出比劳动本身的费用更多的产品的人，一句话，由产业家从自己的利润中支付给有闲者的。所以，要寻找一切财富的源泉，总是要追溯到这种人。实际上正是他们养活有闲者所雇用的雇佣工人。”（第246页）
所以，租金等等的支付，现在是对产业家利润的削减。而在前面，这却是产业家发财致富的手段。
但是，我们的德斯杜特总算还得到一种安慰。这些勇敢的产业家对待那些有闲产业家，也和他们彼此相待或对待工人一样。他们卖给有闲资本家的一切商品，都要贵比如说20％。在这里，有两种可能。有闲者除了每年从产业家那里得到的100镑，或者还有别的货币资金，或者没有。在前一个场合，产业家就会按比如说120镑的价格，把价值100镑的商品出售给他们。所以，当出售商品时，流回到产业家那里的，不仅有他们支付给有闲者的100镑，而且还有对他们来说实际上是新价值的20镑。这时，又怎样计算呢？他们白白付出100镑的商品，因为作为商品的一部分代价而支付给他们的100镑货币，本来就是他们自己的货币。所以，他们自己的商品，是用他们自己的货币来支付的。这样，100镑是损失。但是，由于价格高于价值，他们此外多得了20镑。这20镑是收益。在100镑的损失中，除去这20镑收益，仍然有80镑的损失，所以绝不是盈余，而总是亏损。对有闲者的欺骗减少了产业家的损失，但是并不能因此而使他们财富的损失变为他们发财致富的手段。而这个方法也不能长期使用，因为当有闲者每年只收入100镑货币时，他们不可能每年都付出120镑货币。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产业家出售价值80镑的商品，来换取他们支付给有闲者的100镑。在这个场合，他们象以前一样，仍然要以地租、利息等形式白白付出80镑。他们采取这种欺骗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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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了对有闲者的贡赋，但是贡赋依然存在。并且，按照价格取决于卖者的善良愿望这一理论，有闲者将来能为他们的土地和资本要求120镑的地租、利息等等，而不是象到目前为止那样只要求100镑。
这个光辉的阐述和这位深刻的思想家是十分相称的。他一方面抄袭亚·斯密，说：
“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第242页），
说产业资本家
“用他们的资本来支付劳动的报酬，而劳动把他们的资本再生产出来，同时带来利润”（第246页），
而另一方面，又得出结论说，这些产业资本家
“养活其他一切人，只有他们能够增加公共财富，创造我们的全部享受资料”（第242页）。
不是工人养活资本家，而是资本家养活工人，而这是由于下面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现代庸俗经济学“发明”了新的“理由”），即支付给工人的货币，没有留在工人手中，而是当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