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就开始了。布兰斯在季德的文章发表后立即致信季德，这些信发表在1881年12月《经济学杂志》上。布兰斯略过了季德对边际效用的解释和对价值论的应用，甚至认为季德的解释是最明确的。他说，季德指出，杰文斯用效用决定价值，瓦尔拉斯用稀少性，他们都只有一半真理。季德所说确实如此，但所幸的是他还说了一些别的话。季德很恰当地答复了布兰斯，他说，物品数量对价值的影响只能通过它对物品边际效用的影响。这两封信的交换是无用的，因为布兰斯不可能理解边际效用思想。季德理解得非常明确，但影响不了布兰斯，甚至李德本人似乎也还需要坚定信心。
蒙基在大约1年后发表了一篇关于价值问题的文章。此人于1877年进入第戎法学院，此时季德到了蒙特利埃。蒙基只把季德的文章作为出发点。他希望建立一种可以接受的价值理论，因为他认为季德已经指明杰文斯的理论经不起深究。这里有意义的是，1882年即杰文斯去世之年，在法国仍然缺乏对边际效用价值论的理解，而不在于提出什么（像蒙基所主张的那样）特别的答案。蒙基的文章并没有表明作者对下述情况有任何暗示，即杰文斯的创新在于利用边际（用后来的说法）思想，而不在于把效用用于价值分析。
这篇文章引起马蒂诺和蒙基之间交换意见，这些同边际效用价值论并无直接关系，但他们讨论的是价值论；这再次表明当时倾向于杰文斯或瓦尔拉斯理论的经济学多么少。
达鲍斯在这一时期发表小册子对价值论提出了长篇说明。他想比较详细地审视一下季德1881年文章发表后掀起的那场争论的各个方面，指出其中的错误，为说明他自己的观点准备条件。详细论列这些辩驳会使今天的读者感到厌烦（1886年大多数读者可能也是这样），而且会使我们滞留于达鲍斯关于杰文斯的看法。达鲍斯得出如下犹豫不决的结论：“在经济学领域内，杰文斯的理论对价值问题没有带来新真理或部分真理，它只是增加了已有的混乱”。他的这个结论显然是通过阅读季德关于杰文斯的文章而得出的，而不是读了杰文斯的《理论》而得出的。由于某种理由，达鲍斯没有触及杰文斯关于效用是物品数量的函数这个观点。他说：“效用随数量变化这个命题是绝对错误的，物品效用同其数量无关，它并不因数量大而减少，也不会因数量少而更有用；无论数量多寡，其营养价值和抵御风寒的效力没有变化。在两种情况下，效用是一样的。”这完全是误解。由于缺乏把效用作为数量的基本思想，特别是没有关于总效用应依存于数量的思想，他显然不可能理解更困难的思想，即边际效用会随物品增加而减少。达鲍斯的小册子又一次激起了争论，但没有比以前更富有启发性的成果。霍达德评论了达鲍斯的小册子，达鲍斯作答，霍达德再答；玛涅金站在达鲍斯一边，达鲍斯回答了他的建议。
花这么多时间叙述经济学中久被遗忘的作者之间关于价值问题的无成果的争论，对边际效用理论的历史有何意义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难得提及边际效用，即使在一开始季德想向法国人介绍杰文斯时也不例外。介绍这场争论，与其说是想让人们注意到季德对杰文斯的关注，不如说是想再次强调指出，法国经济学家不仅在整个1870年代，而且在1880年代，离接受和理解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的理论还很遥远。上述最后两封发表在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杂志》上的信是写于1888年，即1871年后17年。参与争论的众人之中，只有一人读过杰文斯的书，而且似乎在拒绝和接受杰文斯理论之间还犹豫不决。只有季德和达鲍斯检验过杰文斯的理论，但他们谁也没有谈起过瓦尔拉斯的观点，或是把他同杰文斯联系起来，即使他以法文写了大量有关论著。瓦尔拉斯完全可以抱怨，认为这种沉默是反对他的一种阴谋、争论者中无一人以任何一点理解的态度读过瓦尔拉斯的书；只有季德提到过他的名字。他们之中更没有人听说过门格尔或其他的后继者了。除了季德最初的解说以外，再没有谁对边际效用思想哪怕只有一点模模糊糊的了解，也没有任何人在经济学的这个方面提出过什么更先进的思想。法国人在1889年还缺乏类似于现代经济学的任何东西。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
理查德。豪伊著
第二十二章 拉韦利
Ⅰ
除了季德（当然还有瓦尔拉斯）之外，1870年后的一代讲法语的经济学家中，只有埃米尔·路易斯·维克多·德·拉韦利表现出利用边际效用思想的能力和愿望。拉韦利是列日的一位教授，他在1881年的《当代社会主义》一书中用类似于边际效用的思想反驳马克思，又在1882年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重申了这一思想。不过他在这两本书中提出的思想只是大致近似于边际效用观点。
拉韦利的《当代社会主义》多次再版，拥有广泛的读者，该书在国外也获得了成功。拉韦利把效用作为摆脱马克思剩余价值论证的工具。他在总结对马克思论证的评论时说：“当我们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感到我们被关在他的逻辑的铁栏杆中时，我们像过去一样会经受恶魔的折磨。如果承认他的前提（都是从权威那里借用来的），就很难避开他的结论……自我解脱是不容易的。如果我们认可斯密、李嘉图、巴斯夏和格雷的价值理论，我们就不能不自相矛盾。
拉韦利驱赶马克思主义“恶魔”的办法，就是抛弃斯密、李嘉图、巴斯夏和格雷等人的价值论。他坚持认为：“马克思的基本错误在于他的这个观点：价值总是同劳动成比例”。他认为同价值最有关系的不是劳动，而是效用。这个置换是重要的；为使其有效，拉韦利把通常的价值观念加工改造成为某种非常类似于边际效用的东西。
拉韦利解释并深入研究了水的例子，此例曾被用于反驳效用价值论。值得注意的是，他没有求助于杰文斯或瓦尔拉斯的权威来支持他的观点，因此，当他说通常“以水为例”来反驳效用价值论是基于语言的模糊不清，而“这一点从未被指明”时，他对此说法要求首创权。还应注意到，虽然拉韦利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以边际效用解释效用，但他的用语是非常粗糙的。
拉韦利解释说，人们在两个意义上使用“效用”一词，即一般的意义和特殊的意义。尽管他没有这样说，但这些说法大体上同总效用和边际效用是吻合的。也就是说，在拉韦利看来，当某人说，水有很大效用时，他是指一般的或总的效用，而当某人说，水的效用很小甚或全无时，他是指特殊的或边际的效用。请看拉韦利对物品价值的特殊效用的解释：他说：“说水没有价值系指某一特定部分的水；在此意义上它的效用很小。河岸上一桶水的价值是多少呢？不会超过提取它的麻烦……（然而）在萨哈拉的腹地，对于一个无论以什么价格都无法得到水的旅行者来说，水也许值世界上的全部货币。”对这段话当然可以改进，使之作为对边际效用的解释，但应当承认他在此表述了该思想的根本点。拉韦利对马克思的反驳，不像稍后几年威斯蒂德、肖伯纳和英国其他费边社分子反驳得那么彻底和熟练，但同法国当时其他经济学家相比，他对边际效用的理解是突出的。
拉韦利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像他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著作一样获得了成功。该书出了多版和多种译本，包括美国人的译本。在价值问题上他重申了《当代社会主义》已经提出的论证，还是以水为例。作者在序言中说，杰文斯和M．P．马歇尔的著作是富有教益的。尽管他没有明说，但他显然是指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初级读本》（该书法文译本1878年问世），而不是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及阿尔弗雷德和玛丽·帕利·马歇尔的《工业经济学》。在效用价值论方面，这些著作当然不会对拉韦利有很大帮助。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
理查德。豪伊著
第二十三章 勒瓦瑟和奥托：法国人对边际效用的批判
Ⅰ
法国人显然没有忽视边际效用，他们对它持有一种特殊的异议。只是在两种场合（1870到1889年间），法国经济学著作家才强烈地和公开地拒绝在经济分析中运用边际效用。较早的拒绝来自埃米尔·勒瓦瑟，较晚的来自奥古斯特·奥托。
勒瓦瑟的异议是在瓦尔拉斯首次正式陈述他的边际效用理论，即1873年8月16日向道德和政治科学院宣读他的论文时提出来的。我们在此只论及瓦尔拉斯论文中被学院接受的部分。杰文斯知道他的论文是被当作耳旁风了，而瓦尔拉斯知道他有一名听众，因为在他宣读论文后，勒瓦瑟声明他在下次会议上要发表不同看法。他在8月30日的会上果然这样做了。学院的另外两位成员也发表了评论，他们是奥古斯特·瓦莱和路易斯·弗朗索瓦·米契尔·雷蒙德·沃龙斯基。瓦尔拉斯可能没有参加会议，因为《道德和政治科学院工作会议汇报》中没有记载任何答复。上述三人的评论显示了科学院成员对瓦尔拉斯论文的效用方面内容的直接反应。一般来说他们的反应对瓦尔拉斯是不利的，虽然瓦莱试图给予一定的支持，但勒瓦瑟接着很快就放弃了。
Ⅱ
勒瓦瑟的批评确实不能归功于他对瓦尔拉斯刚宣读的论文的理解，或者对数学和经济学性质的理解。他一开始提出并多次重申的批评意见是：数学同人的需求和欲望无关，因为需求和欲望本身不能衡量。在这个批评背后显然是一种过分简单的数学观点或衡量观点。勒瓦瑟总的结论是：“他的曲线是没有根据的……不可靠的，有的是错误和危险……”。他显然认为危险在于通过数学工具传达给读者的是谬误的精确性。
勒瓦瑟的批评不止如此。他的第二点异议显示出他并不理解瓦尔拉斯效用函数的性质。勒瓦瑟说，“欲望”并不按照瓦尔拉斯所说的法则增减，“需求”的高低波动会受到许多不同条件的制约。对所有这一切，瓦尔拉斯不会不同意的，除非勒瓦瑟想传达这样一种观点：对所有实际的目的来说，效用函数的形状变动得十分频繁和反常，以致于在分析中无法加以使用。但是勒瓦瑟所举的例证表明，他对瓦尔拉斯关于效用和需求的合理稳定性这个暗含的假定并不持有异议。作为需求波动的例证，勒瓦瑟指出，饥荒时期人们对小麦的欲望强度比丰收时要高出许多倍。这个例证与其说是对瓦尔拉斯效用函数思想的批评，不如说是对它的说明。
勒瓦瑟还暗示瓦尔拉斯的理论过分简单，但他没有举出进一步的例证。他和批评瓦尔拉斯从其父亲那里借用来的“稀少性”观点。这表明他从瓦尔拉斯宣读的论文中并没有把握住瓦尔拉斯这个术语的不同寻常的含义。这也许只能责怪瓦尔拉斯本人，因为他未加预告就使用了一个具有非常普通含义的术语，但给了它一个同样不寻常的解释。勒瓦瑟的结论是，经济学家可以用几何方法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