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差距，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思路。为切实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共八大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政策：第一，削减国防和行政开支，增加文化教育费用，由“一五”计划的57％左右提高到60％~70％。第二，加强专门人才的培训和科学研究的发展，以便掌握世界各国的最高科研成就。第三，进一步密切国际间科学研究工作的联系和合作，收集和交换国内外科学和技术的资料。第四，及时解决必需的图书、资料、仪器和试验场所等问题，积极改善科研人员的工作条件。第五，确认毛泽东1956年4月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作为繁荣我国科学和文化艺术的方针，以充分发挥科学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1956年2月，毛泽东和桥梁专家茅以升（左二）、化学家侯德榜（左三）等交谈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中央又制定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科技发展战略。其基本精神是：
尽量瞄准当代世界的新兴科学和技术，尽量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加快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步伐，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在具体发展过程中，在选择和确定科技项目时，要根据我国国力有限的实际情况，突出重点，以免分散力量。正是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我国开始了“两弹一星”的研制历程。几十年之后，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郑重地要大家“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页。）
2．建设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
随着中国开始努力发展科学技术，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规模开展，知识分子在经济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日益凸现出来。党和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
第一，充分肯定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提出，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毛泽东对于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毛泽东在1956年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工作会议上提出，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一年后，他又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他强调，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宏大队伍（这个队伍中包含从旧社会过来的经过改造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队伍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
第二，改善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努力团结知识分子。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很少，而新的知识分子不可能在短期内大量培养出来。为此，中共中央提出，对旧知识分子不要排斥，应该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使他们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为新中国服务。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制定了科学技术发展的长远规划。周恩来指出：我国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他还提出，现代科学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向现代科学进军”。1962年，周恩来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知识分子问题，其基本思想是，要加强和改善党对知识分子和科学文化的领导工作，善于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充分信任他们，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以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为了克服党内一些同志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错误倾向，解决当时存在的对知识分子“估计不足，信任不够，安排不妥，使用不当，待遇不公，帮助不够”的问题，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单列一节阐述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充分肯定了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该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
第三，关心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为了充分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党和毛泽东十分重视和关心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确定了一系列的具体政策：改善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放手地吸收、任用和提拔他们，发挥他们对国家有用的专长；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应有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更好地解决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除去他们的后顾之忧，保证他们至少有六分之五的工作日用在自己的工作上，使他们能集中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科学理论研究；要迅速建立学位、学衔和发明创造的奖励制度，以鼓励知识分子上进和刺激科学文化的进步；改善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待遇，注意在他们中培养和发展党员，克服在这方面的关门主义倾向。
这些具体政策是党对知识分子基本政策的体现，是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与创造性的条件，有利于激励广大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聪明才智。令人遗憾的是，1957年夏季以后，毛泽东改变了对我国知识分子基本状况的估计，把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推到了阶级斗争的浪尖上，严重伤害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给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文化建设带来了很大的损失。
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在我国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中，由于受到苏联在学术批评中的粗暴作风的影响，加之我们自己的某些“左”倾思想的作用，存在着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倾向。其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在学术讨论中有人采取粗暴的非同志式的态度，把学术观点，包括自然科学中的学术观点，一律划分为无产阶级的和资产阶级的，贴上政治标签，从而只许发展一种学派，不许发展另一种学派（如在遗传学、生物学中强制推行苏联的李森科学派，禁止西方的摩尔根学派等），在学术、文艺问题上动不动打棍子，扣帽子。这种错误倾向如果任其发展，不加纠正，必将严重地阻碍社会主义科学和文化事业的发展。
有鉴如此，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说，艺术问题上要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要百家争鸣。同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又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百家争鸣，就是诸子百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作了更加系统的论述。
由此看来，所谓“百花齐放”，就是借自然界百花争艳来说明在艺术上鼓励不同艺术形式和风格的同时存在和多样性发展；而“百家争鸣”，则是援引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学术争鸣来提倡科学的不同学术流派之间的平等争论。这一方针（也被称之为“双百方针”）是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发展和繁荣的正确方针，具有非常丰富的思想内容：
第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主要含义是，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的不同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发展正确和先进的东西，纠正错误和落后的东西，用真善美克服假恶丑，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发挥科学家、艺术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第二，实行“双百”方针，马克思主义必须占统治地位。毛泽东指出，统一物的两个互相对立互相斗争的侧面，总有个主，有个次。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理论界、文化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
第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有阶级性的，辨别香花和毒草是有标准的。毛泽东根据我国宪法的原则，提出了在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判断言论和行动的是非的六条标准，即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毛泽东强调，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他说，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不赞成这些标准的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辩论。
第四，“双百”方针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方针。因为，这是在吸取了我国历史上学术、文化发展的经验，总结了我们党领导科学文化工作的经验和教训，以及观察和借鉴了外国党领导科学文化的经验和教训后，提出来的一条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文化发展客观规律的方针。它既符合知识分子劳动的特点，也符合精神生产的规律，具有科学性。
实践证明，“双百”方针的提出及实行，对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充分体现了科学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的社会主义民主精神，不仅促进了科学文化艺术事业的迅速发展，而且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各个领域的各项工作都有指导作用，在事实上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发展。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90~391页。） 这一方针对于我们今天建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