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就包括大批医生护士在内。1933年1 月底，在德国全部52000 名获准开业的医生中，有2786名是民族社会主义医生联盟的正式成员。以后，同希特勒站在一条战壕中的德国医生日见增多。纳粹统治后期，大约有 45 ％的德国医生，参加了纳粹党；10％左右的医生是党卫军的成员；三分之二的女护士加入纳粹党或其妇女组织——全德少女同盟。那么，究竟有多少德国医务人员堕落成为战犯呢？大致看来，有1000多名医生（其中350 多人曾在集中营或灭绝营参与了“挑选”、死亡注射与活人试验；600 多人参与了“种族卫生”与“无痛死亡‘）和2000多名护士。从犯罪行为看，他们大都参与了与”种族卫生“有关的各种罪恶活动。种族理论是纳粹主义的理论基础：由于以德意志民族为主体的雅利安民族具有非凡的能力和才华，他们具有领导全世界的神圣职责，是不容置疑的统治民族。而犹太民族是世界上最为卑劣、无耻、恶毒。贪婪、淫荡的民族，他们只能给世界带来灾难，是必须立即加以根除的败类。吉普赛民族对人类的危害只比犹太人稍好一些，可以缓期执行死刑；斯拉夫民族不具备任何创造力，只有在雅利安人管理下，才不会对世界发生负面影响，他们中的大多数只配当奴隶。世界上最危险、最可怕的事情就是种族间的不负责任的混交，德国妇女只要同犹太男子发生一次性关系，她的后代就会全部退化为杂种。因此，纳粹的理论家告诉德国的医生护士，他们的首要任务还不是为病人解除病痛，而是维护德意志民族血统的纯洁。因此医务人员中的忠实党员应当不遗余力地从事以下四大任务：一是确保种族卫生，限制和缩小犹太人和其他各种劣等民族的生存空间和活动能力，最终使用医药手段从肉体上消灭他们；二是研究各种科学高效的杀人手段，尽快推进”最后解决“；三是对那些暂时还需要他们的劳动能力的犹太人和苏军战俘、异族劳工，必须对他们实施强制绝育，确保他们不致玷污德意志民族血统的纯洁。四是利用犹太人、茨冈人和斯拉夫人进行新技术、新疗法、新手术、新药品的实验，哪怕这些劣等种族在试验中死去。上述3000多名医生护士，就是以上4 类非人道活动的策划者、组织者、执行者、参加者。”种族卫生“科学研究的全国性总负责人是党卫军帝国司令官希姆莱，他对雅利安民族的极端盲目崇拜，促使他于1935年创立了遗传研究基金会，作为全国各个相关研究单位的领导和协调机关。希姆莱自任基金会主席，秘书长则始终由党卫军上校沃尔弗洛姆·希维尔斯担任；最关键部门一科研部，由忠实的纳粹党徒、党卫军准将瓦尔特·乌斯特担任，他也是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慕尼黑大学校长。他们依靠一个由相关学术领域内第一流学者、专家组成的顾问班子提供咨询和参谋。以研究种族卫生为主旨，立时使该基金会在党卫军内部处于中心地位，该基金会也是党卫军内部最机密的机构，进入其本部和下属各个研究所工作的成员均须经过特殊审查，并进行忠诚宣誓。即使到了21世纪之初，该系统究竞从事过多少罪恶勾当，世人也未必全部知晓。
遗传研究基金会成立不久，又建立了“人种研究中心”，它拥有50个分支研究机构，在其学术研究骨于中，大学教授和讲师占了很大比重，该中心的医学部由沙尔勃鲁赫教授领导，它在各大学有214 名男性和179 名女性研究人员，在各研究所有81名男性和141 名女性研究人员。这还不包括党卫军武装部队、三军以及私人工业企业部门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战争爆发后，遗传基金研究会进一步扩大了规模，又成为进行军事科学特别是军事医学科学的研究中心。它与武装党卫军卫生保健学院合伙，成为党卫军内部最恐怖的一个部门，其基本任务就是经常性地使用并非自愿的活人（主要是集中营囚犯和战俘）进行罪恶的非人道医学试验，而完全不考虑接受试验者的基本权利。纳粹的研究人员甚至设计出许多“终极试验”，即这些试验的最终结果必然导致试验对象死亡。纳粹医生与科学家进行的活人试验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服务于种族卫生的医学试验。绝育即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30年代以来，纳粹政权将绝育作为一种国策加以推行，实施于那些被认为患有难以治愈的重病人群身上。而在战争期间，被纳粹政权认为不允许繁殖的种族——犹太人、吉普赛人和斯拉夫人，在被其占领的领土上为数众多，使用传统的绝育方法对付他们，变得既昂贵又无效率。因此，党卫军帝国司令官希姆莱下令大力开展这方面的科学研究，以求发现一种快速进行绝育同时又使受害者难以觉察的方法。国际知名的妇产科专家、党卫军少将卡尔·克劳贝格致信希姆莱，称他可以通过将一种名叫贝母制剂的化学物质注人子宫的手段达到使大批妇女简便地被进行绝育的目的。由于宫内注射往往是常规妇科检查的必要组成部分，即使偷换注射液的种类，受害妇女也不易感觉。这样，一个医生带领10名助手，在一日内即可给至少1000名妇女作完绝育手术。元首府办公厅负责人维克托·布拉克则向希姆莱推荐另一名研究绝育新方法的医生一霍斯特·舒曼。他使用爱克司光照射的办法对大批男性进行绝育，后来又把妇女也作为绝育对象。这两名专家均先后在奥斯维辛和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对数以千计的男女囚犯进行了反复试验，导致他们丧失生育能力、伤残甚至死亡。门格尔等纳粹医生也使用注射新制剂的办法，对女囚进行绝育试验。除上述两个集中营外，布亨瓦尔特、达豪、毛特豪森、弗洛森堡、纳茨维勒和贝尔森等集中营的纳粹医生和科学家也利用男女囚犯进行各种方法的绝育试验。尽管绝育试验造成男女囚犯大量伤亡，预期的目的也没有达到，舒曼的方法首先宣告受挫，但没有一个纳粹医生和科学家停止绝育试验，一直于到第三帝国覆灭。限制非优等种族的人口增长，是纳粹党征服欧洲庞大计划的核心组成部分。因而，如果第三帝国再延续几年，斯拉夫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希腊人等都将成为大规模绝育受害者。同时，纳粹医生们进行的绝育试验也是为纳粹德国化工与制药垄断财团服务的：直至二战爆发前夕，德国始终未能研制出具有广泛开发前景的避孕药剂，而全靠从英国进口。战争开始后，有眼光的德国垄断资本家发觉，开发研制国产避孕药的天赐良机已经到来。因此，他们不惜花费重金，委托许多纳粹医生和专家学者们积极进行开发。上述克劳贝格医生和门格尔医生都是直接的接受委托者。第二类医学试验的目的在于为纳粹德国的军事作战服务，并且是在武装部队或党卫军医学部门指导下由纳粹空军在达豪集中营进行的高压仓和人体忍受低温极值的试验；纳粹海军在达豪集中营进行活人饮用海水可能性的试验。武装党卫军在布亨瓦尔特和纳茨维勒集中营试验抗伤寒、霍乱、天花。白喉以及黄热病的疫苗，同时在萨克森豪森和纳茨维勒集中营试验抗传染性黄疽病疫苗。党卫军的医生在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利用女囚的身体试验治疗外伤的新手段，他们在试验对象身上故意制造创伤，再使用磺胺类药物进行治疗，从而测试药物的有效性；党卫军医生的试验还包括测试骨骼、肌肉、神经组织的再生能力以及接骨和骨骼移植；他们在萨克森豪森和纳茨维勒集中营测试人体抗御芥子气和碳酸氯气的方法，在布亨瓦尔特试验治疗黄磷烧灼人体和毒气弹损伤的新疗法。他们的试验当然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但数以千计的男女囚犯为此惨死，其中一些囚犯直至被烧成焦炭。
因此，党卫军的医务人员被称为“民族社会主义的生物学战士”。党卫军的医生大部分在武装党卫军各正规部队供职，只有350 名左右被分配到各集中营工作，统归党卫军上校厄诺·罗令调遣使用。上述研究直接置于希姆莱的严密控制之下。在柏林，负责指导全国“科研”工作的是帝国卫生部专员卡尔·勃兰特和党卫军卫生处主任医师卡尔·格布哈特；协助此二人工作的是武装党卫军柏林卫生研究所所长约阿西姆·姆鲁果弗斯基。
英美等盟国专司调查纳粹战犯罪行的机构提供的报告表明，参与纳粹集中营各种犯罪活动的医生共计350 人左右，他们进行“挑选”——把老、弱、病、残、孕等不适合劳动的囚犯挑出来，送往毒气室杀害；他们监督毒气室内的处决情况，发现有幸存者，则提醒有关党卫军把他们干掉；他们使用注射器直接杀害重病人和刚出世的犹太儿童；他们利用男女囚犯的身体，从事各种骇人听闻的残酷试验。在所有的供职于集中营中的党卫军医生中，只有威廉·明希是一个出于污泥而不染的难得好人，他宁可受到党卫军处分，也断然拒绝参加“挑选”、死亡注射和活人试验c 战后，几十个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的囚犯，听说他被美军占领当局列人战犯名单，急忙联名致信有关方面，坚决把他保释出来。而那另外的349 人，恐怕都是战犯或犯有罪责的人。除此之外，战犯还应包括那些虽不曾在集中营工作，但积极支持上述医生的各种犯罪活动的医生，例如门格尔的恩师一奥特马尔·弗许尔。
由于人们对白色工作服的传统理解，大致有半数左右的罪行达到战犯标准的纳粹医生逃脱了法网，至少是在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后才受到应有的惩罚。
下面几节就是几个比较典型的医学战犯事例。
第二节 死亡天使——尤塞夫·门格尔
在作为战犯的纳粹集中营医生中，尤塞夫·门格尔的知名度大概是最高的之一。他被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男女囚犯们称为：“死亡大使”。“死神医生”、“屠夫”，“一个杀人的行家，一个以杀人为乐的恶魔”。“门格尔进行医学试验的诊所，也就是那些被迫接受试验的人们的刑讯所。”一名深切了解其罪恶的囚犯，曾写下这样一首诗“赞颂”这位恶魔医生：“我从黑夜的深渊中涌现出来，就像一个万能的恶魔。
我是一名医术高超的医生，能够带来无穷无尽的死亡。“
门格尔于1911年3 月16日生于德国巴伐利亚州金茨堡一个富有的企业主家庭。其父卡尔·门格尔自1930年即积极投靠希特勒；其母瓦丽·门格尔也是一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积极支持纳粹发动的侵略战争。门格尔本人才智过人，先后获得哲学和医学两个博士学位。受父母的影响，门格尔自幼就接受了反共产主义和反犹太的思想，从1931年开始，他先后参加了“钢盔团”。“冲锋队”等法西斯组织；1937年自愿加入纳粹党，次年又加入纳粹党的核心组织党卫军。在法兰克福大学医学院学习期间，他崇敬的导师是一位狂热的纳粹分子、新人种学权威、医学教授奥特马尔·冯·弗许尔。二战爆发后，门格尔作为武装党卫军维金师的一名军医，参加了对波兰、法国和苏联的侵略战争。由于在东线负伤，不再适合重返前线，于是1943年5 月，他志愿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当医生，成为当时该营22名纳粹党卫军医生之一�